近代经验派与理性派的对抗和论战，从培根、笛卡尔、霍布斯始，经过一番艰苦探索，终于达到并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问题。于是，在洛克和莱布尼茨那里，便出现了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全面论战，并由此而产生了这个时期内容最为丰富的认识论专著——《人类理智论》和《人类理智新论》。但是，在洛克和莱布尼茨之后，情况又有较大转变。在巴克莱和休谟看来，根本的和首要的问题不是普遍必然性知识来自感官经验或来自心灵、理性的问题，而是我们究竟有无能力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问题。因此，他们的锋芒所向，不仅指向整个理性主义，而且也指向前此的唯物经验主义，从而结束了先前那种纯粹形式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把这个阶段看作经验派和理性派论战的终结阶段。
总的来说，巴克莱、休谟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持否定的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我们无论通过感官经验还是通过心灵、理性都不可能得到关于心外的客观存在的知识，更不可能得到普遍必然性知识。巴克莱否定我们有获得客观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可能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他的极端的唯名论，二是他的唯心的感觉论。在哲学史上，唯名论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中世纪后期，它作为经院哲学内部的一个反对派，与正统经院哲学的唯心的唯实论进行的斗争，是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有类似之处的，曾有力地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瓦解。到了近代，它又是构成培根、霍布斯、洛克唯物经验主义的重要成分。然而，唯名论发展到了巴克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它不仅被用来反对一般抽象概念，反对理性主义，而且特别被用来反对物质概念，从而否定物质实体的客观存在，也反对了前此的唯物经验主义，开始变成敌视人类理性、破坏一切哲学的东西。
巴克莱在破除抽象的概括观念的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他自己的所谓“人类知识的第一原则”，这就是“感官和本能”的原则，亦即“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原则。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在这个原则下，他一方面把认识对象(观念)和认识主体(心灵或自我)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完全被动的，后者则是能动的;另一方面又把观念和存在、事物混同起来，断言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于是得出我们根本不可能获得关于心外的存在，关于客观的因果必然性知识的结论。依照巴克莱的见解，既然只有心灵或自我是能动的东西，是感知者，而观念或“存在”则是纯粹被动的东西，因此它是不可能成为任何原因的，既不可能构成观念自身的原因，也不可能成为其他观念的原因。这样，我们心中的观念与观念之间便不存在任何因果必然性的关系。他嘲笑先前哲学家于心灵(精神)之外寻求自然规律和法则只是一种“开心的玩笑”，是徒劳的。他断言，我们心灵中的规律或法则无非是观念之间的“类似关系”，而这种类似关系并不具有普遍的和必然的意义。为此，他不惜向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宣战，否认这个定律的普遍意义，攻击牛顿过于着重各种类似关系，把我们部分的知识扩展成普遍的公理。由此看来，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把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看作实质上已暗含着不可知论，因为否认我们有获得关于外物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可能性既是巴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逻辑前提，也是它的必然归宿。
在否定我们具有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否定我们有获得客观的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可能性方面，休谟比巴克莱更进了一层。如果说巴克莱的哲学是暗含着不可知论的话，则休谟的哲学便是公开的、彻底的不可知论。因为后者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这个理论。休谟哲学的出发点和巴克莱的大同小异，不过对之进行了更加系统、更加彻底的发挥罢了。他对巴克莱的极端唯名论立场推崇备至，他和巴克莱一样，只承认个体事物的现实性，否认共相、一般的实在性，视“自然中一切事物都是个别的”为哲学中公认的原理，宣称观念按其本性来说只是特殊的，而有些观念所以能在其表象方面成为一般的，那只是由于习惯所致。此外，休谟和巴克莱一样，也把“感官和本能”当作哲学的根本原则。他把“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念起源于印象”的原则，作为自己哲学的第一原则。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基于这个原则的，他的所有不可知论的结论都是从这个原则中抽引出来的。因为依照“观念起源于印象”的原则，感觉印象是我们判别观念真伪的唯一准绳，凡不能还原为感觉印象的观念都被斥之为虚而不实的观念。在这个原则下，我们便不可能具有真实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心灵和上帝)的观念，因为我们并没有关于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感觉印象。在这个原则下，我们便不可能具有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必然存在的知识，因为我们不仅没有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印象，而且也根本没有我们心中的观念与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的关系的印象。在这个原则下，我们也不可能具有客观的因果必然性的观念，因为我们只知觉到“一个事件随着另一个事件之后而产生”，而绝对没有两个事件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印象，人们所假设的种种因果必然性的观念无非是人们的主观心理活动，一种习惯性的联想。“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这便是休谟哲学的一条重要结论。这样，近代认识论到休谟便终于走上了根本否定人有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必然知识的可能性的一条绝路。
休谟哲学的出现标志着16—18世纪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已走进一条死胡同。因为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的理论，原本的宗旨都在于探求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而休谟的哲学，则企图证明不论遵循理性主义的途径还是遵循经验主义的途径，我们连客观世界乃至我们自身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断定，更无法认识其实在本性了;我们纵然知觉到一些“印象”和“观念”，它们之间也完全没有什么普遍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所能知觉到的整个世界还抵不上一场梦境，要想认识它的实在本性和必然规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两派的理论基础，在休谟这里就都遭到了破坏。但这只是表明不论片面的理性主义还是片面的经验主义都是错误的、走不通的道路，而并不表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真的如休谟所主张的那样是不可知的。正确的道路既不是当时的理性派或经验派的道路，也更不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道路。人类的认识又经几番曲折，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走上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康庄大道。
【注释】
[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2]参见《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下同)，第36页。
[3]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4卷下册，第10章第9—17节，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618—624页。
[4]参见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第一部第69节，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下同)，第51页。
[5]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第2卷上册，第23章第29节，第284页。
[6]列宁:《哲学笔记》，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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