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能量的聚散

从整体观之，语义场变迁的环境生态是诸多复杂的因素相建构而成，其中一个因素的稳定、凝固与跃迁不已，都将影响着语义场的变迁性质、速度、程度，也影响到着语义场在变迁运动中的内涵生成与构建。语义场变迁的环境生态主要由自然生态能量、社会生态能量、文化生态能量和个体生态能量等要素构成。

自然生态能量　语义场的自然生态能量主要由特定的地理位置、地质结构、气候资源条件等因素构成。其中，地理位置、地质结构是生成特定的气候和水土性质的前提，盆地和丘陵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结构都不一样，因而形成了盆地气候、水土与丘陵气候和水土的差异。同样是平原，川西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地质结构就不一样：川西平原是盆地式平原，华北平原是高原式平原，这就形成这两个平原的气候差和水土质差，并从而形成了这两个平原上生存的人的性格和灵性的差异。前者由于四面环山，而形成保守的性格，但同时也因为四面环山而雨水充沛，而形成人的深厚(藏而不露)与灵气。后者因凸显其外的地理位置与结构，形成北方人的空阔、高远、豪情的气质，但也由于坦露其外和雨水量少、气候干燥而生成其人的浅直(坦诚)和单调的性格。

语义场的自然生态能量是相对稳定的，它构成了语义场中最基本的稳定因素。黄土高原和地中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结构：古代的希腊是一片岛土，这片岛土是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它东处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南连现在土耳其的西南沿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海岸地区，这就是当时的希腊的整体地理环境。作为岛土的希腊，上帝给她的恩赐是丰厚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生成希腊文明的根本因素是岛屿、大海和充足的阳光：上帝赐给希腊人以大海，使希腊成为大海的天使，以大海为伴构成古希腊人的命运；出生入死于汹涌波涛的大海之上，构成了希腊人的动态人生；上帝将岛屿赐给希腊，使希腊成为岛屿的国度，在希腊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岛屿构成其基本的地理结构，使希腊成为多山地形。其间，荒凉的山坡把平原分割得七成零八落，陆地交通和交往极其困难，因而海洋成为当时主要的运输线；上帝将岛屿置于大海的环抱之中，使海水对海雾形成对流之势，突出海面的岛屿由此获得良好的日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这就是希腊的特殊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特殊的地缘境遇。对古代中国来讲，上苍所赐予给他的独特境遇却完全不同，翻开世界地图，远古的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独立地理区域，它西、南、北三方均被高山阻隔，东面被海洋环绕。高山与大海，把古老的中华组构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陆地理区域：无法攀越的高山，使人难以看到山外的世界；一望无际的大海，更是让人无法想象大海的另一端正还有陆地。因而，在远古的先祖们所感知世界里，茫茫的高原黄土，就是天下，天下者，世界也。“天下”意识，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整体框架和最后视域。从整体上看，地缘境遇在事实上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原初视域。具体地讲，地缘境遇生成出民族文化、精神、智慧、方法的原初框架，地缘境遇诞生了民族独立的存在精神，催化出民族生存的独特思想和价值追求，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生存繁衍的生存语义场的根本因素。如果说大海、岛屿、阳光组成了希腊特有的地缘境遇，生成以个体自由为内核的理性精神，形成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海天之像的文明传统，总结提炼出源远流长的局部动力学方法论的话，那么，大陆、高原、黄土则构成了中华特有的地缘境遇，生成出以群体秩序为内核的人伦精神，形成以关注人伦为中心的地土之象的文明传统，总结提炼出源远流长的整体动力学方法论。这些根本不同的内涵，整合生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存语义场，它们永恒地散发、弥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语义场氛围，而使这种语义场氛围获得长久稳定性的最基本的能量因素，恰恰因其各自不同的地缘而生成的自守情绪和开拓精神。对西方人和中国人来讲，无论历史怎样进化，其语义场怎样演变，自守情绪和开拓精神仍然是这两个语义场的基本情绪。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的努力方式，就是改变其自然生态结构，最好的方法是生长在黄土高原的人到地中海去生活。这时，他身上所固有的那种自守情绪和由此而演变形成的自夸、自得情绪、消闲情绪就会被强烈的时间观念、扎实的工作态度和无情的奋斗、拼搏、创造激情所取代。

社会生态能量　社会生态能量是语义场变迁中最活跃、最动荡不安的因素，也是对语义场变迁起强制性导向作用的因素。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其整体的生态结构与一个大机器工业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结构，以及与一个高信息密集的智能性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结构相比较，其语义场色彩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生态能量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是科学、知识分子、政治制度性质、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法律制度性质等。其中社会政治制度占主导性因素，政治制度的性质往往体现或决定着经济结构性质和法律制度性质。例如中国自古以来所持守的那种家长式的政治权力制度，长期以来始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政治权力制度下，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沦为一种形式。政治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制度的结构分布，政治制度的结构分布的实质，是社会政治权力，亦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以什么为依据、遵循什么原则来分析分配国家和公民权利，在事实上决定了经济的基本结构的分布，即决定着社会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设计和社会经济的市场运作的模式的选择，更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态能量的结构性生成。比如，中国社会的这种家长式的政治权力制度，所形成的最终国家权力分配方式和权利分配方式，恰恰是以权力为导向来分配公民的权利，并以权力的无限为导向来分配国家权力。这种分配的实质性结果是，一方面形成权力专制的制度运作模式，另一方面形成权力侵犯权利的权力运作模式。在这两种权力运作模式下，社会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设计，只能是名义上的天下为公而实质上的一人私有制或寡头私有制或小集团和有制，经济市场的运作模式只能是全权垄断的市场模式，包括资源分配模式、生产模式、财富分配模式和消费模式。

社会生态能量结构往往呈现两种形态，即自由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和集权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比较论之，自由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比集权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更能推动社会生存语义场运动的吐故纳新，而集权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最容易导致社会生存语义场沦为退化或滞化状态。集权化的社会生态能量结构的生成的重要推动因素，不仅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定位和制度结构的设计与选择，也不仅因为经济的结构性质，同时还在于科学的不发达。科学是经济结构变化的最强大动力，也是推动政治更新的重要力量，因为科学在本质上是思想，科学的探索与创新，本质上是思想的创新与重建，而思想的创新与重建，才是制度革新自我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才是社会生存语义场更新自我的源水源头。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生存语义场之所以在秦汉以来一直处于退化和滞化状态，是因为在中国的古典历史阶段，没有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仍然很薄弱，基础科学的薄弱自有许多因素的制约，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论，恰恰是科学没有完全形成其独立的探索、怀疑、批判、创造的品格，科学更多地要么成为权力的御用工具，要么成为经济的应声虫。科学贫弱的根本原因，恰恰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历史使命意识和创造担当精神的先进群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只在充当和不得不扮演着政治权力之“士”的角色，由于知识分子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知识分子没有获得社会独立的品格和精神，因此，他不构成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力量，这样使一切(比如法律)都失去了保证，政治强权也就畅行无阻。在社会生态能量结构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作为一种活的动力能量影响和推动着其变迁。如果这一活的动力能量的丧失或削弱对社会的动力作用和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作用，而致使政治权力自由往来，这就构成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生态能量结构的高度稳定。即或是以政治权力为基本动力的社会生态能量也同样动荡不居，它必然在其权力者的强权推动下走向自我绝对、自我分化瓦解和自我消亡，因为它不可能剔除所有因素而运行。所以，无论是科学、知识分子，还是法律制度，都将在权力化或非权力化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发展并提高着自己，这就构成了社会生态能量的活跃不居性。

文化生态能量　文化生态能量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有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政治文化、教育文化、科学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审美文化、风习民俗等等。其中宗教文化是基础，知识分子文化、科学文化是动力，审美文化、教育文化是表现形态，而风习民俗是一种历史化的文化综合形态，伦理文化和政治文化是历史性强化的基本形式。

文化生态能量结构是相对稳定又是相对活跃的因素，它的相对稳定性是指文化的基本特质的难以变更性，比如欧洲文化的基本动力因素恰恰是知识分子文化，而知识分子文化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创造和批判，这构成了欧洲文化的基本特质，它始终区别于东方文化，并由此产生了科学文化、工业文化。进一步看，在欧洲文化中，使知识分子文化、科学文化得以生成建构的坚实基础恰恰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基础文化，使欧洲人获得一种大众文化，由此而生成为人的一种特殊的对生命的彼岸关怀情绪、终极存在精神和自我净化、自我救赎能力，这是整个欧洲文化生生不息的终极源泉，更是知识分子文化及其创造和批判精神滋生孕育的深厚土壤。与此不同，中国文化的超稳定因素是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又是建立在以原始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家长制基础上的，由此其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核恰恰是唯我独尊、有我无他和自守情绪、拒斥心态。中国的政治文化最终来源于宗法主义的血缘伦理，这种伦理构成政治文化的人性基石、人格基石和精神基石，使政治文化与伦理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公私不分，即公即是私、私亦是公的文化形态，这种公私不分的文化形态的语义核即是“我就是一切”、“我就是准则”、“我就是道德”，更直白的表述就是“权力即真理”，由此形成一种伦理政治化的文化形态。但从伦理文化看，中国的伦理文化是一种政治化的伦理文化，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为奇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即血缘宗法伦理既构成父家长专制政治的来源，又构成父家长专制政治的展开形态、护卫方式和解释因素。正因为这一双重规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绝对的自我保守、自我封闭品质和自大自狂的、无视一切的绝对独尊意志。这二者在政治结构中呈现为一种绝对化的强权意志，在政治行为中体现为强权政治，但这种强权政治又只是在自我圈定的封闭势力范围中行施，决不越雷池一步。由于政治文化的伦理化，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了更得心应手、左有逢源的治民术即“打”、“抚”并施的软硬伦理术。当你萎头缩脑时，它施之以“抚”，给你半截红萝卜吃，让你感激涕零，神气一振，知恩图报；当你在忠孝之中略生傲放之气时，它就施之以“棒”，叫你寒从胆生，屁滚尿流，从而消除任何些微的非分之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缺少真诚的大众文化，即没有本土化的人文宗教文化，虽然我们有儒教、道教、佛教之说，但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文化思想，它意在阐释人与人(社会)的关系；道教往往被视为是来源于老庄思想，其实老庄哲学除了形而上学的那部分精髓外，有关于政治和生存的那部分内容，仅仅是一种治世之术和治生之学，同样不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终极着注；佛教是一种宗教文化，但这种文化始源于印度，当它流入中土时，已经蜕变为一种治生之术了。同时，在强大的政治伦理文化的威迫下，它并没有完全的社会化，并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大众文化。因此，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大众文化缺乏，由此使伦理化了的政治文化趁机获得分享大众文化的资格。在民间生活中，则是鬼怪文化取代大众文化而填充人们的心灵空间。佛教文化一方面在精英文化层面，被儒、道化；在民间文化层面，又被鬼怪文化化和实利文化化。由于大众文化的缺乏，为全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的独尊奠定了广泛而坚实基础，并使之获得了深厚的土壤。在这一土壤中，儒家思想的(血缘宗法)伦理精神和道家思想的“治世之术”和“治生之术”得到了天衣无缝的互补，共同拱卫着政治文化的绝对独尊地位与形象。

由此观之，知识分子文化及其创造与批判精神和政治文化及其自守与拒斥情绪分别构成了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难以变更的基本因素——语义能量。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文化的有无及其活跃程度，决定了科学文化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并且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文化的有无及其活跃程度，决定着思想和由此而生成的思想文化的有无及其活跃程度。客观地看，在一种场化的文化生态能量结构中，其相对活跃的因素就是指这种文化要求自我更新的那些积极因素，而这些因素中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哲学的发展创造出思想文化，科学的繁荣创造出科学文化，文学艺术则创造出文学艺术文化。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此三者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始终处于活跃变革的运动状态。但是，如果哲学萎缩，必然带来科学的停滞不前和文学艺术的浅薄化和无病呻吟。当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都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文化生态能量结构就必然萎缩而完全丧失自我创生的活力。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始终是文化生态能量结构中最具创生力的因素，它不仅构成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自我更新的源水源头，而且也成为教育和教育文化获得勃勃生机的动力力量、导向力量。客观地看，教育源于两种文化能量的鼓动，一种文化能量就是政治及其政治文化，这背后是强权，即强权主宰教育，它往往使教育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这种工具主义的教育首先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定格为社会工具、劳动工具，并且最终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塑造成为社会工具和劳动工具。另一种文化能量就是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能量，这背后是人本愿意、个人主义精神，它的努力方向是将人成就为人、大人甚至是神性存在的人。教育如果接受后一种文化生态能量的鼓动与激励，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教育，人就会在这种教育中摆脱动物的束缚而成就为站立的人和大人；教育如果接受前一种文化生态能量的鼓动与激励，它就会沦为一种非人的教育，人就在这种教育中继续强化动物般生存的理念，并最终沦为劳动的工具、政治的工具、强权和暴力的工具。这种性质的教育所形成的教育文化，它的所释放出来的教育内容往往是钦定的，即是绝对专制的意识形态化的。尽管如此，在教育文化结构中的最基本的能量因素恰恰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他们始终充满了流动性、变化性，因为他们的生存始终是时代性的，是处境性的。因此，哪怕是绝对工具主义的专制教育，也同样因为这些常变的因素而必然导致教育文化的相对自新和自我变更。

正是由这种难以变革的因素和这种相对活跃的因素，才生成出文化生态能量推动语义场的变迁；同时，这种难以变革的因素和这种相对活跃的因素，也产生着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方向的要求性，其中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它就因其对语义场的主导功能而决定着语义场变迁的文化性质。

个体生态能量　个体生态能量结构包括个体的气质、个性、习惯、态度、处境、遭遇、欲望、理想、追求等因素。其中气质是先天性的，它是文化生态能量和自然生态能量与个体(即父母)生态能量之间进行生命交流的产物，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的生命的诞生，是得之于天，受之于地，承之于（家庭、家族、民族、物种）血脉，形之于父母。天、地、神、人，此四者之精气神灵的整合才创造了生命，才使生命获得诞生。因此，气质是个体生态能量的“基调”，它是相对恒定的。而个性、习惯则是后天生存与先天基调达成生命一体化形态，它现实地构成了个体生态能量的相对稳定性，但同时又随着其他因素的异常活跃而变革自身。生存处境、生活遭遇、理想、欲望等等构成了个体生态能量中的活力因素。其中生活处境构建个体生态能量与社会生态能量和文化生态能量之间的交流平台，并且生活处境也是推动个体生态能量与社会生态能量、文化生态能量进行交流的动力力量，通过具体的生活处境，个体生态能量与社会生态能量、文化生态能量展开交流。这种交流的实现使个体之成为个体生态能量不断更新的极不稳定的因素。而欲望、理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生活遭遇和生存处境的要求性与强加性，态度则是个体生态能量的性质取向形态，它生成着个体生态能量变迁的自身规定与方向。

因为这些因素，个体生态能量在语义场变迁的整个生态系统中成为最富个性和最活跃不居的能量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个体生态能量往往成为自然生态能量、社会生态能量和文化生态能量的权力性强加的承担者。在自然生态能量、社会生态能量、文化生态能量强制性限制中，尤其是在社会生态能量的强制性限制中，个体生态能量往往又成为语义场变迁中最不可思议的稳定因素。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民主和平等、公正等等，但由于我们始终是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个体，因此在个体化生存行为中又往往不自觉地顺从不平等、不民主、不公正，并且还常常在这种顺从中本能地追求不平等、不民主、不公正。阿克尔顿爵士讲，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与此同时，无权也容易导致腐败，绝对无权导致绝对腐败。何也？因为绝对无权的人渴望有权，因而，当人将这种渴望化为行为时，他就有可能为谋取权力而不顾一切，即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腐败由此产生。所以，语义场的变迁虽然最终指向于对人的变迁，但语义场的变迁又必然以对人的生态能量结构的变迁为起点，语义场的变迁是以对人的生态能量结构的变迁为起点为归宿的。

[1]［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页。

[2]［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4]［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任远、王笛、邝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5]［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页。

[6]［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7]［英］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庄锡昌等编：《多元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8]［英］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庄锡昌等编：《多元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9]”钱穆：《中国文化论丛》，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页。

[10]［美］B.霍夫曼：《量子史话》，马元德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1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55页。

[12]《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65页。

[13]”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8页。

[14]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组：《心理学专业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5]”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8页。

[16]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263页。

[17]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3页。

[18]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0页。

[19]［奥］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20]［德］约翰·里克曼编：《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276页。

[21]［德］约翰·里克曼编：《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

[22]［美］欧文·考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23]［美］欧文·考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24]”［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30]［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31]［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32]［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33]［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34]［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35]［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36]［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37]［魏］王弼：《诸子集成·老子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页。

[38]［魏］王弼：《诸子集成·老子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27页。

[39]［魏］王弼：《诸子集成·老子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40]冯国超主编：《黄帝内经》（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1]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42]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3]灌耕编译：《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1-2期。

[45]［英］拉卡托斯：《波普尔论分界和归纳问题》，转引自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46]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47]罗慧生：《西方科学哲学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页。

[48]［英］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49]［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50]［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51]赵红州：《大科学观》，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53]［比利时］L.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页。

[54]梁潄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8页。

[55]［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9页。

[56]引自伍铁平：《语文是一门领先科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57]［俄］洛尔德基帕尼泽：《乌申斯基教育学说》，范云门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58]［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59]［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60]［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61]［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62]［波兰］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徐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

[63]［俄］洛尔德基帕尼泽：《乌申斯基教育学说》，范云门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64]［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65]［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66]［俄］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乌申斯基教育文选》，张偑珍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页。

[67]［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5页。

[68]［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页。

[69]［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页。

[70]［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页。

[71]［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页。

[72]［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1-32页。

[73]［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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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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