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善有四种表现

——《孟子·公孙丑上》

释义:

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

点题:

人性善恶是历代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孔子学说的两大继承人(孟子和荀子)就在人性善恶问题上持论相异。孟子及其后代的儒家学者多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性本善的四种表现——仁、义、礼、智——不是从人性之外灌输的,而是生来就有的。儒家的这一观点成为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主张人性本恶的学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其主要原因是:性善论与中国一千多年的人治互为表里。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看,作为人性之四端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只能是社会的产物。

链接:

《礼记·檀弓上》——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孟子·公孙丑上》——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朱子语类》卷六——

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王安石《王霸》——

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

延伸悦读:

战国时期,人性善恶问题是当时思想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当时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和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有四种表现:仁、义、礼、智。这四种表现不是从人性之外灌输的,而是生来就有的,因为人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一文就是孟子针对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主张进行的批驳。告子认为“生之谓性”,董仲舒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质谓之性”,即“性”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无所谓善与不善。孟子在批驳了告子的观点后,提出了人性本善的四种萌芽,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且认为,人类的这种善端“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

“四端”学说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我们知道,孔子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秩序全乱。王不像王,侯不像侯,子弑父、臣叛君比比皆是,本来和谐有序的金字塔已经摇摇欲坠。为了唤起人们对“礼”的遵从和敬畏,孔子赋予了“仁”新的内涵,其弟子有若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如果说“礼”的作用是为了区分协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间的关系,那么“仁”就是爱人,这种爱不是兼爱,而是一种差等之爱,一种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推己及人之爱。这样,“礼”所设定的冷冰冰的社会秩序由于有了“仁”的情感基础,就显得温情脉脉了。孔子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仁”固然为“礼”注入了情感基础,但是,这种情感是从哪里来的呢?尤其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杀伐征战,民不聊生,强调“仁”已经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孔子在世时,其主张就被子路嘲笑为“迂”。

为了回应新形势下对儒学理论的冲击和挑战,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及“四端”学说,使仁政有了人性的基础。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认为“四端”是人人具有的,这就决定了施行仁政是完全可能的;能不能最终实现,则取决于个人态度如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而那些不行仁政、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人,一定是“自贼者也”,是不配称做人的。可见,孟子的“四端”说既是对统治者的热切呼唤,又是对独夫民贼的激烈批判,他把仁政寄托在统治者的“恻隐之心”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有空想不切实际的地方。但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