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

任继愈，现代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1942年至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等，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

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均有研究，涉及范围颇广，曾主编过《中国哲学史》《宗教词典》等著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的年龄相对较小，能用一些新观点来解释问题，因而曾博得过毛泽东的称赞。

任继愈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毛泽东，但使他印象最深的是1959年10月的一次交谈。那次谈话是在深夜，谈话的内容很丰富，主要谈的是有关哲学、哲学史、宗教研究等方面的问题。据任继愈回忆，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

要善于学习古人的东西。他屈着第一个手指说，我们学习《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的原则是不放第一枪，“后发制人”，今天对敌斗争还是遵守这一条。好像被动，其实是主动。他又屈第二个指头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们打仗有时一退几百里哩。他又屈着第三个指头说：我们学习《礼记》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对敌斗争，从不寻衅无故挑起争端。有人对我们寻衅、滋事，也不立刻报复，让敌人充分表演，给他记下一笔总帐，在适当时候和他总清算。我们和蒋介石的斗争就是坚持这个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2页）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任继愈最初相信儒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询问任继愈：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回答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五百人。于是，毛泽东感慨地说，五百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这次接见，毛泽东与任继愈谈了有关哲学、宗教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对于中国的宗教研究，梁启超、蔡元培诸人都曾留心过。如稍后的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此辈以下而又能在此领域内获大成就者，恐怕为数就不太多了。而任继愈，则成绩显著令人注目。任继愈对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均有研究，涉及范围颇广。由于他的年龄毕竟比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要小，故能灵活吸收新思想，用一些新观点来解释问题，因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要善于学习古人的东西。他屈着手指举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和《左传》的“退避三舍”及《礼记》的“礼尚往来”这些例子。毛泽东讲哲学主张活的哲学，对“古人的东西”主张古为今用。他是从实际需要的角度来谈哲学问题，谈学习和研究。他把《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赋予新的内容，使其成为长期坚持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这同时也使古典哲学有了新的生命和活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把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作为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他与任继愈的谈话，不妨看作是对这一“老子哲学”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