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提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玉杯》。以下引用该书只注篇名），“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事百神犹无益也”（《郊语》），这两句话表明了董仲舒思想的宗教性特征。董仲舒还说：“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楚庄王》）“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这两句话表明了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和“神道设教”观念，一方面抑制地方诸侯势力，以树立天子的权威；另一方面用天来制约天子的权力，使之奉行儒家仁政。在西汉社会历史条件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历史水平的情况下，董仲舒借重宗教观念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当是可以理解并值得肯定的。虽然董学的这一宗教性对于后来汉代儒学的谶纬化、宗教化负有一定责任，但又岂能苛责于董仲舒一人呢！
何况，在董仲舒思想中还包含有更为值得重视的人文性内容。在《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董仲舒首先批评指出：“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社会背景下，董仲舒向西汉统治者提出了著名的“更化”论。就其本质来说，这种“更化”论是基于秦政暴亡的历史教训而提出的一种文化主张，即要求政治必须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在《第二策》中，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以养贤士的建议：“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正是基于这一“教化”考虑，董仲舒终于在《第三策》提出了统一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思想主张。这对于秦皇用法、汉初无为而言，无疑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一种巨变。且不说如何评价这种巨变，就这些建议、主张中所包含、所浸透的深刻的人文内涵而言，可以说在《天人三策》中，人文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如果与今天那些漠视人文学科和人文修养的人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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