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的人文性

从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语文学译学范式注重主体在翻译中的作用，但是它仅仅将视线集中在个体主体上，即，它重视的是作者个人的创作风格、译者个人的翻译才能和读者个人的领悟能力。这时，个人的直觉、感受和体验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关键因素，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这种对个体意志的一再拔高使其忽略了由多个主体共同构成的对话和交往活动，最终使研究局限于对单一主体的考察而走向了神秘化。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时期，科学与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使人们放下了对于个体主体的崇拜，转而试图用逻辑、数学和科学的方法构建宏大、精确而严密的知识体系，以使翻译研究能够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精准、确切而无懈可击。这一阶段对于语言规律和结构的执迷超越了一切，对于本质和中心的追求更是成为研究者全部精力倾注的焦点。于是，“人”在这一译学范式中悄然退场，作者的意图可以忽略不计，译者的创造性和读者的能动性自不待言，主体在这种译学范式中只是无异于机器零件的符码转换工具，是完全可以中立且客观的，毫无个性可言，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保证翻译活动的完成。这显然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倾向，它将“人”排斥出研究的视域，理由就是主体代表了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不足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有客观的、确切的、固定不变的语言规律和文本结构才是我们应当剖析的客体对象。

然而，科学主义这种对人的无视、对个性的漠视和对差异性的拒斥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不满。毕竟，翻译活动离不开作者的创作、译者的传达和读者的解读，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将主体及其留下的痕迹统统抹去。主体与生俱来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是应当被拒绝或抛弃的因素，而恰恰是主体得以认识客体的前提和基础，而译者和读者的多样化阐释更是扩大和丰富了作品原有的可解读空间。解构主义译学范式的这些观点形成了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强烈冲击，并让主体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重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时的主体不再仅仅代表个人才华，而是具有了由作品语境、个人经历、意识形态等共同形成的复杂性；翻译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单一性主体，而是指涉与对话相关的主体间性；本质、中心与基础被一并否定，结构被消解，而“人”也由于其差异性的无限放大而最终无法被认识和理解。从整个译学范式的更迭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此消彼长，也可以看到主体由中心走向边缘最终被消解的历程。然而，没有了主体，就无法实现对话与交往，无法形成认识和理解，更无法完成翻译这一以语言为中介的跨文化交往实践活动。因此，主体是翻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翻译，需要主体以语言为中介在跨文化的语境中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活动达成共识，建立合理化规范，并突显主体和文本客体的存在价值，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实践哲学思想的指导。究其本质，翻译是一种主体经由文本客体实现异域文化间沟通与交流的实践活动，目的在于展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及其所在的现实世界，并加深译者和读者对于文本客体世界、主体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三者的理解。我们知道，翻译活动离不开作者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正是由于他将自己的全部意志、思想和感情倾注于文本，才使文本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焕发出无限的魅力，并不断地召唤越来越多的读者对之进行读解与阐释；其后，译者在追踪文本意义的途中，也会以个性化的阐释延展原作的视域空间，丰富原作的内涵意蕴，折射出其中的异域风情，并赋予作品更为长久的生命之源和更为宽广的生存空间；而到了批评阶段，批评者则会从审美价值、认知价值、道德价值等多方面设定一定的评价标准对作品进行评价，以引导、丰富并深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译者既受到原作的限制，也在译作创作中充分展现出自我的个性和创造性；既要主动与作者和读者形成对话式的交往关系，又要受制于文本的结构和语言规律；既可能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影响者历史的进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又有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对于社会发展起到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影响，不利于先进知识的传播和自由精神的倡导。这里的译者，并非作为思辨主体生活于哲学世界，也不是作为抽象主体立足于科学世界，而是作为感性的、有差异的、活生生的人存在于生活世界。由于在实践的构造中，译者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理解功能、调节功能和批判功能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因此在下面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以译者为切入点，分别从译者与文本之间的理解性实践，译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调节性交往实践，以及译者与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构建与批判实践来详细分析一下翻译实践活动及其所涉及主体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