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哲学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

中西比较哲学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

□　书　哲

2006年3月17～19日，哲学学院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召开“中西比较哲学的理论问题研讨会”。包括世界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在内的近30位学者围绕中西比较哲学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郭齐勇教授倡导在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前提下的哲学对话。他认为，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与发展之过程、律则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和探求，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哲学，哲学都是个别的。我们不但要承认中国有哲学，还要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性与优长。针对当今不少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所指斥的所谓“汉语胡说”现象，郭教授指出，虽然这一指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掉进了中西隔绝的陷阱:由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及其发展都离不开中西方哲学的多方面对话，我们今天离开了西方哲学已经无法讲哲学。中国哲学“自己写”与“写自己”，绝不能是排他的。陈望衡教授发言支持郭教授的观点，认为，凡是生存下来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而邓晓芒教授则以牟宗三为例，表明我们在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讲哲学时对西方哲学的误解，如牟宗三混淆“先验”与“超验”，由此混淆而造成理解“先验对象”概念时的困难，以及牟宗三对“知性直观”的错误理解。这些错误皆源于研究者“在没有分别的地方强作分别，在有分别的地方却看不到分别”，这里面大体有“以中度西”的影子。与邓教授相呼应，世界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先生指出了西方在理解中国哲学时“以西度中”而形成的误解。由于翻译时出现的问题，西方用以表达中国哲学的术语充满了中国哲学本无的宇宙论意味、二元论倾向。安教授以对“天”、“诚”等中国哲学词汇的英译为例来支持他的观点。安教授甚至认为这些错误是“造成那种有害的文化化约主义的弊根之所在”。他认为，必须放弃客观性神话，在翻译中做到有意识地处理好各自传统中哲学假设的种种基本差异。

邹元江教授做了题为“美之意向与非对象化”的发言，区分出中西美学在焦点与散点、确证与现证等方面的一些根本差异。何卫平教授指出邹教授的比较就西方而言，只限于现代派之前，陈望衡教授指出，这一比较比较适合于中国文人画。吴根友教授论述了庄子对真理与人的存在状态的看法，他认为，道家对于直接追求功利而对人的精神与自然而然的存在过程构成伤害的知识持一种否定态度，但并不因此是反智主义的，因为庄子肯定了真人获得真知的可能性。其间，吴教授将庄子追问真知的基础——真人与海德格尔追问“使正确性得以成为可能的那个东西”加以比较，将庄子真理观定位为比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真理观都要深刻，并因此主张庄子的思维方式具有现代性。但丁四新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庄子的主张与现代人对他的理解并不一致。针对桑靖宇博士等对将中国几千年的老人与西方20世纪的哲学家加以比较，其中是不是具有任意性的疑问，曾经将庄子与海德格尔加以比较的彭富春教授在发言中间接回应了这一提问。他认为，比较的适当性与时间和地域差异无关，而需要由同一个问题加以规定。凡是属于同一个问题的，都可以拿来加以比较。对于中国人而言，由于中学与西学的学者都有相互的背景，因此比较是不可回避的，在比较中最主要的是找出差异，比较的最终结果是要为中国当代思想找到出路。在比较的方法中，彭教授主张无原则的语言、思想与现实批判，区分真伪，比较优劣，从而做出抉择。苏德超博士认为，比较哲学中最难的课题就是通过比较做出选择，比较的直接结果总是同与异的事实，事实本身并不做出选择，这是休谟所言的“是与应该的鸿沟”的具体表现之一。苏博士批评了当前学术圈中将比较简化成罗列的研究现象，并认为，由于生活世界的比较化与民族道路的比较化，比较研究是我们哲学研究注定的选择，而从哲学的本义来看，哲学也只能是比较哲学。尤其是近世以来，中国语境下的天地人均已发生变化，天崩地裂、人心大异，新中国需要新哲学，新中国已经开始，而新哲学则尚未完成。新哲学只能是中西比较哲学。曾晓平博士在发言中也认为，我们已经处在比较的语境中，已经无法区分纯粹的中国或西方因素，我们应尽可能少地采取中西两分的态度，甚至可以避而不谈。麻天祥教授指出，虽然论证的前提不需要论证，但是，无原则批判本身就是一个原则。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所以争论会持续下去，好的比较结果不是找出差异，而是找出相同，做到“齐是非”。

在中西比较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到不同文化系统间的差异，还要看到同一大文化系统内的差异。朱志方教授认为可能出现西西差异大于中西不同的情况。赵林教授就比较了同属西方文明的拉丁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的精神差异。从文化渊源上看，除法律体系外的拉丁文化是希腊文化的应声虫;而日耳曼文化最初则是蛮族文化。从基督教的影响看，其唯灵禁欲与罗马的物质纵欲始终格格不入，造成中世纪拉丁民族控制下的基督教理想与实践的严重分裂;日耳曼民族是在基督教教化下进入文明状态的，因此与基督教信仰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而这一不同也间接导致了拉丁文化圈中的文艺复兴与日耳曼文化圈中的宗教改革的不同以及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启蒙运动的不同。张传有教授、何卫平教授对赵林教授将希腊罗马文化归结为纵欲主义提出了异见。与赵林教授形成对应，田文军教授在东方文化圈内梳理出东方文化的普遍与特殊，并进一步论述了东方文化的传统与价值、传承与发展。徐水生教授提交了《道家思想与日本近代哲学》的论文。

虽然比较是一个事实，但是，如何从学理上阐明比较的可能性却一直是比较哲学研究的难点之一。李涤非博士引证认知科学对颜色的研究表明，颜色的范畴化活动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认知上都与生理因素相关，因此颜色范畴具有泛人类、泛物种的普遍性。而认知科学对其他范畴的考察进一步显示出，生理性因素不但决定了范畴化的必然性，而且决定了范畴的结构。据此，李涤非博士认为，任何设定语言或文化决定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或者世界切割方式的理论都是成问题的。朱志方教授更是据此提出“人的透明本质与翻译的确定性”论题，认为蒯因的译不准论题隐含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都是不可靠的。世界存在着个体并不由文化决定，而是由人的身体决定，因此词语不可分辨的假定是错误的;蒯因错误地预设了土人心理的不协调;只要我们接受了人类基本经验的相似性、证据的公共性，我们也就接受了分析假说选择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导出，蒯因的不确定论题只是表面的。朱教授并不否认具体翻译的困难，比如隐喻、理论名主词与形而上学的翻译。但是，朱教授认为，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说的哲学并不是好的哲学。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出，在承认认知科学成果的前提下，一切好的哲学都是可以比较的，并不存在不可沟通的现象。代天善博士在其提交的论文中论述了普遍语法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遗传与进化三个过程的演变。如果存在着普遍语法，那么比较哲学的可能性就是不证自明的。与这些本质主义者不同，费定舟博士从“中国屋”论证得到启发，认为哲学间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要取决于如何理解这个“理解”，一般来说，不同哲学间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由于同属一个家族，因此是可以比较或相互理解的。张离海博士则认为，如果只具有家族相似，那同时就表明了不同哲学间不可比较，因为并无本质或根本上的相同，比较缺乏共同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