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宗教思想的动摇

第四节　西周末年宗教思想的动摇

西周末年，史伯和伯阳父用阴阳五行观念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诗经》中《大雅》《小雅》的许多诗篇发出对上帝和祖先神的质问，两者都是那个时代宗教思想动摇的表现。

宗教思想动摇在周末的诗句中有明显的反映，怨天、骂天、恨天的诗句屡见不鲜：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小雅·雨无正》）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大雅·云汉》）

老天不赐恩德，总是降给人间灾荒、饥饿、刀兵战祸，弄得人间战乱不停，灾难无穷，戮害了多少生灵！

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小雅·雨无正》）

周初的“天伐”是针对人间罪恶的。现在不同了，老天无端地发淫威，不讲是非也不顾及后果，隐瞒了坏人的罪恶，却使无辜的人们受害受过。

民率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大雅·瞻卬》）

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大雅·云汉》）

士民被厄运驱赶着四处流亡，从国中到边疆的土地全都荒芜了。国无宁日，民无宁居。人们祈求神保佑，每位神灵都祭祀了，并没有吝啬牺牲，祭神的圭玉都用尽了，神灵却对人们的祷告充耳不闻。

这里“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多么不同啊！明鉴变成昏庸，公正变成邪辟，尊严变成淫威，慈惠变成残暴。天堕落到这个地步，人们对天虽说不敢憎恨，怎么能不憎恨；虽说应该相信，又怎么能够相信。于是诅咒这可憎恨的上帝了：“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浩浩昊天，不骏其德”——不均、不平、不惠、残暴、邪辟、缺德，这些责备表现出强烈不满，意味着对上帝神圣地位的否定。

上帝变形了，“在帝左右”的祖先神也变形了。“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大雅·云汉》）人们不断地祭祀，从郊外直到宫廷，祖先后稷和上帝一样不灵。于是对祖先也发出责问：“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同上）后稷先祖、群公先正以至父母的神灵，都不赐福去祸，祖先神对子孙后代何以这样忍心？

“德”的观念本来是与上帝的意志相连的。依照周初诰命的说法，文王明德慎罚，获得了上帝的欢喜，上帝便“受命”给文王。后代周王只继续效法文王推行德政，就能“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现在上帝、祖先神靠不住了，德的观念自然要跟着变化，且不说统治者中那些废德乱政的行为是怎样反映了宗教道德的动摇，在那些力图“中兴”的政治家头脑中，德的观念也与周初不同了。宣王的“中兴”大臣尹吉甫说：“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崧高》）申伯这个人的道德之所以值得敬仰，是因为他柔和温顺而正直，从而能使万邦服顺。尹吉甫又说：“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大雅·烝民》）仲山甫这个人的道德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以柔和善作准则，讲究仪容；小心翼翼地遵从古训，并勉力自己保持威仪。别人欺软怕硬，他却“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同上）。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德的观念已从神意变成“古训”，德的作用从迎合神意转向迎合人心，从而减少了德的神秘性质，人们更多地把它作为“揉此万邦”（“揉，治也。”朱熹《诗集传》）的政策。

周末宗教思想动摇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上引《诗经》篇章及其他一些晚周诗篇中说到旱灾、虫灾造成的饥荒，引起人们对天的怀疑。应该承认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人们发现祀奉神灵并无效果，会动摇宗教迷信观念。更应该看到，自然灾害是历史上从来就有的，它在人们观念上引出的结果却因时代条件而不同。周末宗教思想动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内部的变化。

西周建国后，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宗法贵族的特权地位。主要生产资料被逐层分封给各级贵族占有，用来剥削奴隶和平民。但各级贵族的所有权是不完全的，周王有权随时收回封地重新分配，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就是当时土地制度的反映。在这种制度下，“田里不鬻”（《礼记·礼运》），土地不能买卖、转让，各级贵族的财产占有权依照等级关系凝固下来，束缚着私有财产的发展。但是，西周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土地买卖和抵押的情况，《倗生簋》铭文记载，格伯以三十田作为代价，买到倗生的四匹好马。《鼎》铭文记载，贵族匡季的众人抢了的庄稼，匡季用七田和五个奴隶赔偿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共王时代的几件卫器铭文记载土地买卖的内容更为具体：《卫盉》铭文记载矩伯庶人先后两次卖掉十三田，换取裘卫的玉璋、赤虎皮、鹿皮披肩和染色围裙，并将这项交易上报五伯，五伯派三有司到场，办理受田手续。《五祀卫鼎》铭文记载，邦君厉出卖五田给裘卫，得到井伯等人批准，井伯等令三有司派人勘定出卖的那块田界，达成交易。《九祀卫鼎》铭文记载：矩伯用一处名叫林里的地方买取了裘卫的一套服饰和车马器。西周后期，还出现了土地争讼事件。厉王时的《夨人盘》铭文记载，夨人侵夺散邑，引起纷争，到官府诉讼，裁决结果，夨人赔偿散氏土地。铭文详细记载了赔偿土地的四界，并由官吏勘定，最后订立了契约。这些史料说明，土地私有在西周中期以后发展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田里不鬻”的古制已被打破。土地买卖必然引起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财富占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有些旧贵族没落了，穷困了，甚至破产了，于是发出不满的呼声。《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覆夺之”与铭文中大量土地买卖的具体事实正相印证。不同的只是，上述铭文作者是在交易中获得土地的人们，以冷酷的语句把自己获得土地的事实明确记载下来，《瞻卬》一诗的作者却是失去土地的贵族哀叹不平。“变风变雅”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后一类人。

西周中期开始，随着国势的衰落，士阶层和平民（包括国人中的工商和公社自由民）处境也急剧恶化。昭王时南征受挫，穆王时征犬夷无功，又“欲肆其心”而“周游天下”（《左传》昭公十二年），荒废政事，出现“王道衰微”的局面。凡此都不能不加重平民的负担。到了厉王时，对淮夷累累用兵，消耗国力，王室进一步衰微。厉王为了恢复王室实力，实行违反历史潮流的“专利”政策，把贵族和公社成员在山林川泽之地开辟的私田予以取缔，重新垄断山林川泽之利。他还改变了不从公社自由民份地上收税的旧典，增加对公社自由民的剥削，这大概就是所谓“厉始革典”（《国语·周语》）的内容。这些政策直接触犯了平民利益，闹得“民不堪命”，引起舆论指责。厉王接着对舆论采取高压手段，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恐怖局面。召公看到了政治危机，劝告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他还提出“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周语》）的忠告。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终于引起国人暴动，驱逐了厉王。宣王时的《》铭文中还提到这次“虐逐厥君厥师”的国人大暴动，担心类似的事件重演。宣王时代的所谓“中兴”并没有根本消除社会危机。在征猃狁的战争中，“南国之师”彻底溃败。接着有宣王“料民于太原”之举，说明劳动者也纷纷逃散。军溃民散，正是士和平民不堪重负的表现。许多诗篇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周族成员从贵族到平民都对现实产生了普遍不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对上帝祖先的信仰不能不发生动摇。当时思想虽为官府之学所独占，但随着西周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逐渐突破宗教思想的束缚，用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世界，思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思想史上已开始迸发出最初的理性之光。

【注释】

[1]在中国疆域内发现的最早猿人元谋猿人的年代，一说距今163万—164万年，一说不早于73万年。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