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太极论

第二节　朱熹的天理论

虽然二程的思想体系已确立了“天理”作为最高范畴的地位，但对“天理”的内涵及功能所作的论述却仍然显得单薄。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朱熹认为，世界有两种状态的存在，一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自然万物;另一是无形无象、无所名状的“道”，他借用《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阐述了这一观点:“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熹与张载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作为有形与无形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作为抽象与具体的区别。但是，他所说的形而上并不是从芸芸万物中抽象、归纳、概括出的具有一般性的法则、性质，而是纷纭事物存在的依据。朱熹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探索宇宙最一般的存在物。在他看来，每一具体事物都有之所以成为该物的道理，这就是形而上的“理”，它与形而下的具体事物不同，没有形体，但却决定该物的本质特征。所有事物的“理”，便是世界上唯一的形而上的“理”。他说:

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在扇子这样的具体物出现之前，先有了扇子的道理;根据这个道理，才制作出扇子。推而广之，在宇宙万物产生之前，它们各自的“理”也都先存在了，这就是宇宙唯一的、绝对的天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本来事物的特性是不能脱离事物本身而独立存在的，朱熹却恰恰把它与事物分离开来，并放置在事物产生之前，这样，“理”也就失去它作为事物法则及特性的意义，而成了事物的制造者。一个超越世间一切事物的绝对本体就这样产生了。

朱熹形容这个本体具有许多特征，它无形无体，无法触摸:“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它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无始无终，永恒不灭，“若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朱子语类》卷一)。它又弥漫宇宙，无所不在。

“理”不仅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的主宰，也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原则、规定及仪节，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展现。“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朱子大全》卷十四)不仅人类社会有这样的道德原则，禽兽之间也受这些道德原则的制约。作为道德规范与原则的“理”也是先于各种社会道德关系而存在的，“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作为道德总原则的意义是最为重要的，朱熹对天理至上性与绝对性的论证，正是为了给人间的道德秩序寻找形而上的根源。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与“道”在大多数场合意义是相同的，“理”与“太极”也属于同等意义的范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一)。朱熹运用“太极”这一范畴，旨在论述“理”生万物的过程，太极即“理”的最初的、最终极的状态。朱熹关于“理”生万物的学说，吸取并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理论，他说:“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做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气，又散为万物”(《朱子语类》卷三)。朱熹承认周敦颐所提出的宇宙生化的基本秩序:太极(理)→气(阴阳)→五行(水火木金土)→万物。朱熹论证的重点放在“理”生“气”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上。

他在《答黄道夫》中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大全》卷五十八)“气”属于形而下之物，但又不是具体的万物，只是从“理”到万物的中间状态。“理”与“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卷一)。当有人问二者孰为先，孰为后时，朱熹甚至否认二者有先后之别，认为“理”与“气”本无先后可言，因为“理”不是单独一物，它以“气”为存在的条件，“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但这只是从横向来看的，即在“气”产生之后看二者的关系。如果从纵向看，仍然是“理”先“气”后，因为“理”在万物之先就已存在了，所以他说:“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同上)。“气”即阴阳二气，他接受了周敦颐的说法:“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同上)。阴阳二气只是太极动、静之性的外化，没有具体的质态，到五行这一阶段，事物才有了质态。

朱熹关于“气”的理论也是很有特色的。他继承并改造了张载的气本论，将张载有关“气”的学说纳入其天理论的体系之中。朱熹认为，“气”充满于天地、宇宙之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易学启蒙》卷一)。“如一气之周乎天地之间，万物散殊，虽或不同，而未始离乎气之一。”(《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这是说，万物均由“气”所产生。“气”有“凝结造作”的功能，“是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朱子大全》卷五十二)。“气”亦处于周流不息、运动不止的状态之中，“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朱子语类》卷一)。其运动变化的形态往往表现为升降、屈伸、聚散、流化、循环往复、游荡飘动等。“气”分阴阳，阴气凝重下沉，阳气轻散上升，阴阳交错感应，产生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这些思想与张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朱熹看来，“理”不再是“气”的属性，而是“气”的本原。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关于“动静无端”的思想。他认为太极“一动一静，循环无端”，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动而生阳气，静而生阴气，但很难说太极最早的状态是动还是静，如果从动说起，那么动之先又是静，静之先又是动，没有个开头。动与静都不是太极的最初状态，太极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个思想否认了宇宙运动变化的最初推动力，也否定了宇宙有一个开端，并猜到了宇宙时空的无限性问题。

朱熹天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关于“理一分殊”的学说。他指出，根据从太极到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每一事物都是经过太极分化二气，二气演化五行，五行聚合万物的过程而产生的，从上向下推，事事物物都从一个本原上来，从下向上推，事事物物又都归源于一。所以世界上有一个太极，万物中又各有一个太极，但“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他用“月印万川”的道理通俗地解说“理一分殊”的原理:月亮只有天空中的一个，但江河湖海中，每一处又都有一个个的月亮，这诸多的月亮只是天上那唯一月亮的投影。“理一分殊”也就是唯一、绝对的天理体现于万事万物中，它并非被打散，被分割。天理与万物之理只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由“理一分殊”说，引出了朱熹的道德起源论，它集中反映在关于心、性、情的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