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点

陈文科^[1]

以2010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多数经济回升或复苏为标志，肇始于美国信贷危机的全球“一体化”金融危机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它对当今世界上一切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英美强调自由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到西欧、北欧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从日、韩等强调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到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模式，无一例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动力的中国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水平发达国家转型角度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角度看，或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角度看，均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前者的新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充满活力且富有创新特质，但并非完美无缺，需要在经济转型中调整、完善，可以说是一种处于多重转型或过渡的发展中大国模式。

（一）双重制约：内部制约与外部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必然受到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制约，而不同于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市场经济大国如美国经济转型中较少或者基本上不受外部的制约。中国经济转型要克服双重因素制约，基本取向是突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两大难题：一是突破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模式，也避免重蹈我国工业化先行地区（沿海地区）曾一度“先治理、后污染”甚至“边治理、边污染”的老路，确保新型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二是突破发达国家新一轮工业化或产业升级中“本土集约化、他国粗放化”，以提升自己、牺牲别国的模式，确保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环境和谐的科学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模式完善的最大制约，当然首先在于国内诸种因素。发展中大国转型的制约因素，我1994年归结为“十大困惑”或十大问题，即人口众多因素、二元结构因素、生态（开发过度）因素、灾害（频发）因素、（产品）短缺因素、债务因素、市场（发育滞后）因素、（条块、块块）体制因素、农民（或“三农”）因素和（历史）传统因素。上述因素，除产品短缺和债务两大问题，因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产品供给极大增加，并成为新兴债权大国而不复存在外，其他八大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制约着市场改革取向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我在2002年“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发言中，再度论述了中国在经济转型中亟待解决的六大问题：一是最容易被冲击的发展目标，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优化；二是最容易被掩盖的难点问题，即农民收入的增长；三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即中间地带或中部地区；四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改革神话，即“一股就灵”或“一改（产权改革）就灵”；五是最容易被激发的病症，即急于赶超幼稚病；六是最难摆脱的羁绊，即历史文化传统包袱。上述问题，涉及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改革取向、方法等方面。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中共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总结我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正反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纲领性构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全面转型的主题。但我国毕竟是一个长期追求发展满足基本温饱需要的发展中大国，要全面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目标，并切实转变工业化初期所形成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发展方式，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综合分析21世纪初，尤其是“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期内，中国经济向科学发展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短腿”和“一个不协调”。

“四个短腿”是指：①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上，收入分配腿短，主要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被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论，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153元，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上升为3.3∶1，是198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年份。②在储蓄与消费的关系上，消费腿短，突出表现为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1978—2008年，我国储蓄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消费率则下降了13.5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51.4%，比世界平均储蓄率高27.5个百分点，而消费率仅为48.6%，消费率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下降所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也就是内需不足，加剧我国内外需失衡，出口依存度过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不及投资、出口。③在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关系上，第一产业腿短，突出表现为农业基础依然比较薄弱。如果说第二产业已建成了比较完备充分的现代产业体系，那么我国农业整体上远未达到现代农业水平，传统农业作业方式、技术方式仍占主导地位，要建成与现代农业相适应、具有健全的农业支持保障体系、健全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农业产中产前产后相结合的现代农业体系，至少还要经过10～20年的努力。④在投资依赖与创新驱动的关系上，虽然创新驱动比重逐年上升，但仍显短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投资占GDP的份额在25%左右，但到2004年，该比例已超过44%，大大高于美、德、法等国一般为20%左右的水平。而到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5万亿元，增速高达30.1%，该年投资率高达67%。相当一部分地方的经济发展仍然依赖资源投入这个“生命线”，物质资源消耗大而效率低。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由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特别是由于我国原油、铁矿石等主要矿产品对外储存度大幅上升（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近几年的50%以上），资源依赖已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因科技进步不够快，且技术对外依存度高，所以还远未占据主导地位。如我国是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车国，而核心技术几乎都是外国的，我国出口产品中90%是贴牌产品。

“一个不协调”是指：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不协调，社会转型严重滞后并制约着经济转型进程。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化，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二元结构的转型过程极为复杂和漫长，尤其是二元社会结构转型迟滞，并制约着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之所以社会转型迟滞，有学者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社会转型的三大特征，即：中国社会转型的双轨交织，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对农民形成事实上的双重剥夺，以致中国社会转型没有完全破除传统二元结构，反而变成三元社会结构。上述社会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事实上的对农民“双重剥夺”，不利于“以人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以农民为本”来实现。二是农民→农民工→市民转换所形成的三元社会结构，不利于农民真正融入城镇化进程。作为转换中间环节的农民工，非农民、非市民，使广大农民无法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人，也难以同市民一样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尤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外部因素或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就一般而言，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包括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生产全球化将在调整中发展，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能加快，等等，均对我国化危为机、变挑战为机遇是一种“利好”。这有利于我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但我们又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大国加强控制力度的不规则的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着外部的制约、障碍作用。这种西方大国加强控制、不遵循游戏规则的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有三：一是金融危机后美欧等西方各大经济体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最，其矛头所指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二是美元独大并继续主宰世界金融体系，其他国家金融话语权甚小，美元体系一切唯美国经济复苏服务是从，并给全球各国经济复苏制造不少障碍。虽然美国实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但基于金融主导国家的综合实力及话语权的惯性，其他强势货币在短期取代美元的地位并不现实。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一种“本土集约化，他国粗放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新一轮战略调整中，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中国加快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大制约因素。

对不规则经济全球化前两种形式干扰制约着中国经济转型，人们比较容易识别，而对以外资投入及产业转移将粗放环节他国化的第三种形式的制约作用，人们还注意不够。实事求是地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土集约化，他国粗放化”方式，除有利于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外，同时也有利于通过产业转移形式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个历史阶段内的合理分工。问题在于这种形式不应脱离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新发展、新变化，一以贯之地输出这种粗放化。

首先，发达国家一以贯之地向他国输出产业粗放化，加剧了发达国家集约化与发展中国家粗放化不公平、不合理分工格局的固定化。这就是说，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集中高技术、低消耗、高报酬的生产与服务，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聚集于低技术、高消耗、低报酬的生产制造环节，使垂直专业化分工格局趋于凝固化。显然，这种分工对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其次，发达国家一以贯之地向他国输出产业粗放化，大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如果说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尚可部分接受发达国家以外资形式转移某些低端产业和生产制造粗放环节，那么，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再满足于以前的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低端产业，而将全力推进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化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化转变。所以，它就不能不摒弃西方发达国家战略转移而强加的生产制造粗放环节他国化。

再次，发达国家一以贯之地向他国输出产业粗放化，固然实现了它们本土资源生态保护的目标，却以发展中国家牺牲资源环境乃至“生态赤字”为代价，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环境。还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模式，是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和源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曾一度照搬西方模式，已受其害。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坚持“本土集约化、他国粗放化”，实质上是通过转移生产加工粗放环节方式，继续转移本国的“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模式，去恶化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以中国为例，作为一个人均生态资源稀缺，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生态足迹增加的速度仍高于生物承载力的增长速度。对此，最近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0》指出，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为全球承担着巨大的碳排放压力。因为作为“世界工厂”，当全球各国大量消费“中国制造”的商品时，也同时享用着中国的生态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的“生态赤字”。痛定思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既不能走美国等资源富集大国的早期工业化之路，又必须拒绝西方大国生产制造粗放环节他国化的做法，绝不能为经济增长，尤其是出口增长而付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赤字的代价。

（二）两类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完善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破解经济危机难题，而是破解诸多危机包括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系统工程。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属于中近期问题，而生态危机及引发的经济危机，将带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性。从经济全球化加剧生态问题和现阶段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迫切要求看，在处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关系上，中国应更加重视预防和治理将制约科学发展的生态危机。

1.21世纪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自然界对20世纪人类工业革命的一种报复

20世纪，是世界工业革命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全面进入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并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精神和生态的享受。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并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从全球角度看，20世纪下半期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呈扩大之势：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由于片面强调“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以致工业革命逐步演变为人类对自然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的一种征服行动；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度利用本国乃至全球自然资源（如侵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这种人类一味征服自然的模式，发达国家的上述模式及其消费模式对世界各国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竞争，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或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在一个时期步西方发达国家“征服自然”后尘，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换取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建成。由于这些国家大都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一旦照搬“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模式，只能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更加不和谐。

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并且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报复性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的后果，突出表现在三大问题上。一是生态破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剧了耕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的消耗，地球上生态平衡被破坏，生态多样性在减少，环境净化废物、应付险恶天气、消灭害虫的诸多能力正在减弱。二是环境污染。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程度惊人地剧增。旧的污染（如燃煤形成的空气污染等）状况还未改善，新的污染又在增加，包括内燃和排放废气、化工制品废弃物、核废料剧增等导致的污染，正在不断产生和日益严重。还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化肥、农药形成的污染无孔不入；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排放造成了水体的污染，每年从城市排出的废水总量有几千亿吨。三是资源衰竭。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传统工业文明导致的可耗尽资源的危机正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再生资源的生长周期也在不断受到破坏，如许多鱼类资源日渐枯竭，畜牧产品数量急剧下降，再生资源的利用受到限制。可以说，由于自然界对人类工业文明的报复，21世纪既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又是全球生态面临最大挑战的时代。

2.中国作为当代工业化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任务比任何国家都要艰巨

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当代工业化进程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于我国是资源总量巨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决定了快速发展只能以资源低消耗为前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少吃草”。能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的前提。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从前30年快速发展到新一轮科学发展，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丝毫不比西方发达国家乐观。

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进程来看，我国为提前实现翻两番，追赶发达国家，从西部地区到沿海东部地区，高速增长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有点过大，所交的学费有点过多。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1995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而这仅仅是环境污染的局部计算，并且不包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西部情况也是不容乐观。据2001年西部生态状况调查报告，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地GDP的13%。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即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在工业化中期也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乃至“边治理、边污染”道路，为加快工业化而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甚至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据有关方面分析，21纪世纪初，我国快速工业化中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代价，并不亚于世界工业化先行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能耗高，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我国资源消耗大，每万美元消耗的铜、铝、铅、锌、镍合计70.47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我国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我国污染排放程度高，单位GDP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土地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其土地污染及耕地减少尤甚。中国科学院生态所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近2000公顷。再据中国土地矿产法律研究事务中心发布的《低碳发展与土地垦复政策法律研究报告》估算，目前中国因矿产资源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挖损、塌陷、压占等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废弃的土地约2亿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以上，而全国土地复垦率仅为1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的资源消耗之多，环境压力之大，为世界所罕见，资源环境成本也是未来我国必须支付的隐形负债。

再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不协调，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尽管最高决策层从“十一五”以来就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节能减排”的刚性目标，但实际工作中阻力重重，落实难度空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优化，仍然是最容易被忽视被冲击的发展目标。之所以一些地方追求快速发展经济，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优化，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当然首先要体现为经济增长，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等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由于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导致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的目标乃至唯一目标，即使是低效高耗或无效益的增长也在所不惜。二是片面理解大国之“大”是地大物博，以为中国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可用于粗放开发。殊不知，按人均占有量，包括人均土地、人均能源、人均矿藏资源等，中国又是“小国”。如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上13个缺水国家之一。充其量至今中国还只是拥有资源总量，尤其是人口总量的优势。三是对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视而不见，反而认为“先发展、后治理”（实际是“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乃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以乡镇企业为例，我们固然享受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喜悦，但乡镇企业“三就地”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至今仍令人头痛不已。

3.中国经济转型要着力探讨破解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和谐的中国特色模式

无论从发展中大国适应全球化竞争，偿还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负债看，还是从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确保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势头看，我国都应把破解生态危机，处理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两种关系放在经济转型的首位，并探索出人均资源占有量小的大国不同于人均资源富集型大国的特色发展模式。为此，要研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破解生态危机目标：要把建设“两型”社会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科学发展目标应突出生态良好，尤其是生态安全。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到党中央“十一五”规划（2005年）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到党的十七大（2007年）强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生态建设目标，这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内容上都是一致的。破解生态危机的基本标志，就是“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就是建设“两型”社会。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要突破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乃至“边治理、边污染”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非下猛药、多管齐下不可。推进新型工业化中要突出建设“两型”社会的三项任务，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或者新型城镇化，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前提下的工业化城镇化，如果生态安全基础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工业化城镇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承载能力，就会造成工农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并无二致。

第二，破解生态危机的思路：以破解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失衡危机为突破口和中心环节，全方位解决我国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从人水和谐、人地和谐入手，再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危机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环境情况严峻；二是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包括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以及城市空气污染、酸雨污染、室内污染等；三是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日益突出；四是生态环境退化严重，包括土壤系统衰退、森林生态系统呈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局面、草地退化严重化为重要沙尘源区等；五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其中，以水环境危机最为突出，包括水资源短缺、生态用水匮乏、污染物排放量大、构成发生变化、江河湖海遭受污染、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水生态失衡等。就水资源短缺而言，主要是水污染加剧，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其中：水污染又主要集中在长江、珠江、松花江、黄河、淮河、辽河、海河等七大水系的重要流域地区，几乎“有河皆枯、有水皆污”，涵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的其他重要板块。水生态失衡，突出表现在大量湖泊萎缩、滩涂消失，天然湿地干涸，还有地下水引发地面沉降等。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和水生态失衡，导致生态急剧恶化，特别是水源涵养和调节能力下降，全国旱涝灾害更为频繁，不少河流“活水变死水”，自净能力下降。

第三，破解生态危机的重点：要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推进，重点是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东部过度开发地区，尤其是后者。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上，笔者很不赞成“重两头、轻中间（中部）”的做法，但在破解全国事实上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上，赞成突出“两头”的重点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是“两头”重点地区生态问题尤为突出，远比广大中部省份突出。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从改革开放前的为温饱奋斗和改革开放后的为追赶拼搏，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作为全国加快工业化的破冰者，尤其是加速乡镇工业所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在一个时期内自觉不自觉地重走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传统工业化之路。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明显落后于沿海省份，除煤炭大省山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较严重外，大多数省份自然资源条件比西部好，环境污染比东部少。二是“两头”重点地区是中国两类不同工业化水平地区破解生态危机的代表。西部地区是我国工业化的后发地区，破解生态危机，主要是扬长避短，发挥诸种后发优势，以走出过去拼资源消耗而效益仍然低下的双重困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由于坚持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开发，而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开发，取得了加快工业化和脱贫致富的双重成就，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决生态难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西部模式。而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化的龙头地区，固然创造了足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快速工业化模式，但工业化后期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特别是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急剧下降，使沿海发展模式的引路作用大打折扣。如果能在珠三角或者长三角地区选择重点城市进行类似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那样的“两型”社会试验，一旦成功，将为全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与生态共赢发挥一种新的“龙头作用”。

（三）两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与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短缺型大国，又是一个资源型城市成长较快、数量较多的发展中大国，并早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成批出现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这既是中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付出的一个重大代价，更是大国发展中人与自然不和谐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后危机时代”的我国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同于改革开放后前30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主的转型，而主要是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由此，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包括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和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的工业化转型，不能不成为新一轮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工业化中期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是中国传统工业化路径的必然产物

所谓资源枯竭型城市，或自然资源枯竭型城市，即因当地自然资源开发趋于枯竭，以致资源型支柱产业难以为继的工业城市。广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水电、旅游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开发枯竭所形成的工业城市；而狭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主要是指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从全球工业化国家资源开发的规律看，大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因城市资源衰竭引发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出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而我国则是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就开始出现资源枯竭城市，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程度之深，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这种从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变，不仅意味着资源型城市及资源型产业在工业化初期效应的不可持续性，同时，还表明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以“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为标志的传统工业化，也就是“拼资源、拼消耗”的工业化，走到了尽头。

从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化初期效应的不可持续性看，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其递减趋势明显。据统计，我国资源型城市有118个，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总人口达1.54亿人，分布在22个省（自治区）。其中：煤炭城市63座，占53%；森工城市21座，占18%；有色冶金城市12座、石油城市9座、黑色冶金城市8座、其他类型城市5座，分别占10%、8%、7%和4%。以上资源型城市，特别是后来变成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包括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阜新市，以及第一批、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的12个城市和32个城市，均是为我国工业化贡献青春的功臣。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它们对社会主义中国完整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对国计民生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以煤城阜新为例，它是我国最早的能源基地之一，“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的4个煤炭和电力项目建在阜新。累计生产原煤6.5亿吨，用60吨车厢装运可绕地球4圈半，发电2000亿千瓦时，全国每人可享受170度电。阜新既因煤立市，又因煤电而闻名。但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加之长期以来片面地强调资源优势，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过度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其他产业也都依附和服务于资源产业，从而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煤炭产业由盛转衰，由此决定了阜新煤城发展的阶段性和工业化初期效应的不可持续性。甘肃白银市、湖北大冶市等，也同样在工业化中期后段陷入了“矿竭城衰”，企业破产，大量矿工下岗、失业的困境。

从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集中出现的趋势看，“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工业化路径是其根源所在。不可否认，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般成因，也是世界各国资源枯竭型城市产生的共同原因。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问题加剧，尤其是大大快于世界各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形成的步伐。一般来讲，根据资源开发的程度，资源型城市可分为三种类型：开采初期城市（成长期）、开采中期城市（成熟期）、资源枯竭城市（衰落期）。根据有关方面分析，目前全国约有50多座资源型城市处于衰退状态，也就是将近一半的资源型城市步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阶段。从2001年到2008年、2009年，国家先后启动了三批达45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试点，也侧面证明了这个数字。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直至世界金融危机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的进程并未趋缓。不论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沿海地区（如东北）为资源型城市工业化提升所作的努力，还是处于工业化中期后段的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所推进的追赶型工业化，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资源产业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在受到国内外资源、市场双重因素约束的条件下，进入成熟期、衰落期的我国资源型城市就普遍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单一、接续产业乏力和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萎缩等诸多难题。分析工业化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化速度加快与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加快二者并行的趋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正是“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工业化路径，从外部推进了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的进程。

2.淡水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后危机时代”乃至21世纪经济转型面临的最大课题

笔者赞成“21世纪，水是不亚于石油的重要战略资源”这个提法。保守地讲，淡水资源危机，至少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下人类必须面对的几大危机之一。作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种特例，工业化中期以后也开始显现的淡水资源面临枯竭的城市，即严重缺水型城市将成为经济转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一大难题。

我国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的显现与对工业化进程的阻碍，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工业化进程中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大江大湖水污染加剧是我国众多城市面临淡水资源枯竭危机的两大原因。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时空分布不均，无疑是一批中国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形成的主要内因，但又与传统工业化中的水资源浪费和大江大湖水污染加剧相关联。首先，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及造成的浪费，是我国城市淡水资源短缺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业化进程中，我国水资源利用率低下。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其中，城市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左右。其次，日趋恶化的大江大湖水环境，是我国城市淡水资源短缺加剧的又一重要原因。从长江、珠江等七大水系到“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虽然程度不同，却是“有河皆污、有湖皆污”的全方位污染。据“十五”时期数据，七大水系中，除长江、珠江水质较好外，其他均差、较差。以太湖污染最为典型。在2007年“七日水危机”之前，环太湖的无锡、苏州、常州三市化工企业分别为3000家、2200多家和2400多家。如此量大面广的化工企业和化工产业规模，是太湖水资源和整个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的高度负荷，这种传统化工造成的污染，人称为太湖水污染“第一杀手”。还有天津等北方城市所在的海河流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冲击，海河流域污染物排放量约占全国1／10，已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流域之一。

第二，水污染及水浪费加剧的淡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沿江沿湖发达地区城市生态安全和工业化提升的主要制约。由于我国多数工业城市主要分布在大江大湖重点流域地区，传统工业化中水污染及水浪费加剧的水资源危机，受害最大者首先就是这些沿江沿湖城市。据水利部2002年数据，我国663个城市中，400个常年缺水；32个特大城市中，30个常年受缺水困扰。我国约82%的水资源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而缺水城市中，长江沿江城市居然多达59个，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贵阳、昆明、重庆、自贡、内江等，其中26个城市严重缺水。具体可分为水质型缺水、资源型缺水、工程型缺水、配置型缺水四类，相当多数又属于水质型缺水，形成了一种“用水越多、浪费越多、排污越多”的恶性循环，以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江沿湖地区不仅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水污染最严重、淡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苏浙沪两省一市，沿长江沿太湖，属太湖流域，流域面积3.69万平方公里，以占全国不到0.4%的土地、3%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的财政收入以及超过5000美元的人均GDP（2005年底数据）。太湖，作为太湖流域的“心脏”，是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七市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水源”，所谓“太湖七日水危机”，实际上是太湖流域上海和苏、锡、常、杭、嘉、湖七市的水资源危机。太湖水系环境好坏，不仅事关长三角地区，而且直接牵动着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在和未来。令人忧虑的是，从“九五”、“十五”至今，太湖治污达11年之久，由于高消耗高排放换取高增长的传统工业化路径的惯性作用，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不止，非但未能根治水污染，甚至边治理、边污染，陷入了“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怪圈。目前，太湖流域上海等七市的经济发展规模，已大大超出太湖生态环境承载力。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水资源保护局分析，太湖流域多年平均本地水资源量仅为177亿立方米，而目前整个流域用水量高达316亿立方米，用水缺口达78.5%。可以预计，只要太湖治污一日不达标，那么，该流域上海等七市淡水资源面临枯竭的危机就依然存在，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就要受到严重阻碍。

第三，我国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与矿产资源枯竭型的城市二者互为作用，尤其是大大加快了后者“矿竭城衰”的过程。这里有两个典型，一个是著名石油城玉门因油而兴，1955年国家在玉门油田所在地设市，而半个世纪后加快衰落。其原因不仅在于玉门的石油资源已近枯竭，同时还在于多年石油开采大大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特别是由于长期过度使用地表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导致城市供水不足。可见，该石油城由兴至衰是因石油资源枯竭和淡水资源枯竭双重枯竭所致。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石油产业鼎盛期，玉门城市人口达13万余人，随着石油资源枯竭，玉门油田搬到吐哈油田，其辅助企业及职工生活基地搬迁到酒泉。截止到2007年，9万多人迁出老市区，至今留守人口不足3万人。另一个典型是矿业资源枯竭型城市大冶市所辖的铜录山、龙角山、铜山口3个小城镇，20世纪50年代因矿兴而设建制镇，却在20世纪末因矿业资源枯竭和淡水资源短缺而难以为继，被整体撤并，从大冶市的版图上消失。

3.以人与自然和谐、水与经济发展和谐为中心促进两类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我国两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已势在必行。总的转型思路，必须是遵循新型工业化方向，以人与自然和谐、水与经济发展和谐为中心，稳步推进矿业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防控淡水资源面临枯竭型城市继续恶化。所谓遵循新的工业化方向，是指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必须抛弃传统工业化的资源依赖路径和“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粗放方式，走科技进步驱动、管理创新驱动和人才素质提高驱动之路。所谓人与自然和谐，是指开发利用矿业资源和水资源必须合理适度并与保护治理相结合，形成人类社会再生产与自然资源、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从而最终实现诸种资源的永续利用。这种和谐集中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人与自然和谐不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而是按自然规律办事，让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二是人与自然和谐要特别注意人水和谐，要防止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包括水资源浪费、水污染等），以避免不同程度地干扰河流、湖泊的自然功能，影响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所谓水与经济发展和谐，是指水资源的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以水定产”，形成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的协调。一方面，水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能够满足农业用水，工业、第三产业用水和城乡居民安全用水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尤其是一、二、三产业发展用水需求，必须与水资源、水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同时不能损害而要保障水资源、水环境自身的生态用水，也就是以水资源的供给来确定三次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水资源、水环境的承载力。只有这样，才能稳步推进矿业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有效防控淡水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继续恶化。

（四）兼治两种变形：经济体制改革变形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形

所谓改革、发展的变形，是指推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和社会的诸种因素，导致了某方面、某环节、某系统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目标。简言之，偏离了改革正确目标的现象称为改革变形，而偏离了发展正确方向的现象则称为发展变形。“后危机时代”乃至更长时期内，以科学发展为指导的中国经济转型，既涉及经济发展问题，又涉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必须兼治经济体制改革变形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形，以确保改革与发展的正确取向。兼治大国经济转型中的双重变形，应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1.总结改革开放初中期实践，不能轻视和低估双重变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制约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变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形往往互相交织，有时很难分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兼治经济改革变形和发展变形，确保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过程。以下着重分析在中共十六大召开（2002年）以前两个改革发展阶段双重变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制约作用。

从中共十一届全会启动市场取向改革（1978年12月）到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2月）为放权让利阶段。在这个阶段，从经济发展方式变形的制约作用看，主要表现为有时偏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未能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1981年11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得到较多实惠的新路子。”应当说，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发展的中心目标，抓住了发展新路子的关键所在，也是增加人民实惠的关键所在。但是，1984年以后，似乎不那么讲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而是把经济增长速度放到首位，强调改革服从增长，特别是1986年初新凯恩斯主义抬头，企图以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于是，追求数量增长，以产值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单位）改革成效大小的标准，以致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攀比：谁的投资项目多，谁的产值增长快，谁就是“先进”，谁的成绩就大。如一些县、市工农业总产值翻番，而财政收入增长相当缓慢，说明经济效益低，“增长”水分大。这种忽视经济效益，以产值等数量指标衡量发展成果的做法，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了改革前以产量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指标，轻视人民享受实惠目标的老路。

从经济体制改革变形看，主要表现为放权让利、企业承包制的扭曲式变形刺激了经济发展的偏斜积极性和一定程度上诱导了经济的低效和畸形增长。以企业承包（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变形为例，企业承包改革的目的，是把农村家庭承包的做法引进城市企业，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广大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改革几年间，实行承包后的城市大中型企业远未能成为类似农村农户那样真正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主体，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部分自主经营，且负盈不负亏，既依赖市场又依赖政府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竞相追逐从中央政府得到更多的“权”与“利”，而把建立市场机制和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放到了次要地位。特别是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双轨制度改革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且相当一部分改革措施尚未触动旧体制根基，以致新体制步履维艰，旧体制“破而不倒”，新旧体制长期相持，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的进程。

从经济发展方式变形的制约作用看，主要是由于投资驱动及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搁浅，粗放增长方式仍是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在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1995年）中，明确提出“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转变”，并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与“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列。应该说，由此拉开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序幕，但由于投资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扩内需保增长的压力骤然加大，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迟迟未能突破，以致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又进一步强调“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但总的来说，在这十年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是刚刚破题。

从经济体制改革变形的制约作用看，主要是以明晰财产权关系为中心的国企改革变形，并滞后于国家计划、财政等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和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市场机制改革。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缓慢，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突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出资人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与农村体制改革相比，从转换经营机制到培育市场主体，均慢了一大拍。由于国企改革未能突破，在某些行业领域，政策垄断或资源垄断型的大型、特大型企业明显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这些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尽快建立。

2.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仍要以深化产权改革为中心治理经济体制改革变形

大致可以说，从中共十六大开始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产权改革攻坚阶段，即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阶段。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相继出台，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创新也进一步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但新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健全，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期的转变过程。至少在转变阶段，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变形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2006年我曾就转变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变形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四起典型案例，来具体分析其个性与共性特征。从个性特征看，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改革变形。这里既有浅层次的扭曲式改革变形，又有中层次的倒错式改革变形和深层次的逆转式改革变形，而且以中、深层次的改革变形为主。①武汉冠生园“改制”：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倒错式改革变形；②重庆嘉化“改制”：全体职工出资入股购买国企的逆转式改革变形；③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国有独资企业改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扭曲式改革变形；④河南镇平县国企“改制”：企业先借贷改革，然后“一卖了之”的大面积逆转式改革变形。从共性特征看，均属于国企产权改革中的扭曲和变形，是背离国企股份制改革初衷和目标，并与违纪违法等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改革变形。具体特征包括：一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暗箱操作“改制”规则、程序，对广大职工信息不公开，或出售，或股权变更，或产权转让，操作程序均违规、违法；二是国有企业原经营管理者也就是常说的“高管”，用足“改制”的一切权利，以各种形式侵占国有资产或使国有资产“缩小”，进而达到个人及亲属占大股或控股，乃至蜕变为纯粹私人企业的目的；三是国企“改制”变形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还与部分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乃至失职、渎职及寻租等腐败行为密切相关。

以上典型案例的特征表明，建设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有诸多漏洞，完善这个新体制，治理“改制”和“产权变更”名义下的改革变形是其中心环节之一。这种治理、完善，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新、老“三会”之间的关系。国企改制中的产权改革变形，大都与企业内部监督乏力，如股东大会不能按时召开，董事会名存实亡，监事会监管不力，企业高管权力滥用密切相关。为此，健全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切实明确“新三会”职能和经理层职责，通过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分设和任期约束，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并进而探索建立“新三会”与“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互相制衡的机制。二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中公开透明地评估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低估”式缩水。无论采取何种改制形式，国有资产评估总是改制第一关或第一环节。在建立混合所有制，或者租赁、破产、出售等改制中，凡是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往往与资产评估环节出问题有关。要解决国有资产“低估”式缩水，最重要的是从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及政府职能部门认定向公开公正的产权交易市场竞价招标评估转变。三是规范管理层收购，防止“股权赠与”范围无限扩大。在目前我国国企改制中，管理层收购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对国企管理层收购的“股权赠与”应把握一个度。从明晰产权关系讲，这个“度”意味着掌握企业国有资产经营权的管理层所获得的“股权赠与”，既要体现其按劳分配的贡献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贡献，又不至于以经营权来侵蚀国家（全民）的所有权益。四是公开民企参与国企改制的全过程，防止借“改制”之名，以“小蛇”、“病蛇”吞大象。实践证明，既要鼓励、引导民企参与国企改革，又要通过政府行为公开化、改制过程公开化这样两个“公开化”，防止以“改制”的名义，搞“小蛇”、“病蛇”吞大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政府官员的腐败。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的农村改革，总体上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同步，也进入了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攻坚阶段。稍有不同的是，该期间，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是与农村土地整治、推进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的。从二者结合的改革目标看，要通过建立产权明晰、合理流转的土地产权市场，推进“三个集中”，即农民向新社区或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集中，多数地方也是这样做的，但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城镇用地指标，出台了违背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增减挂钩”办法，甚至违反《土地管理法》的一系列土政策，搞大拆大建、赶农民上楼的“新圈地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自主权和相关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以削弱农业用地为代价的增加用地指标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沦为它们以地生财的新途径，结果与深化土地产权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深化与新农村建设推进，迫切需要加紧治理“新圈地运动”一类的改革变形。

3.“后危机时代”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尤其是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重点防范治理经济发展方式变形

伴生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粗放增长方式，在我国相当根深蒂固。“九五”时期因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我国错失了一次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有利时机，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生了变形。“十一五”时期重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指针。但毋庸讳言，2008年末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给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重大挑战。如何处理好扩内需、保增长与调结构、促升级的关系，就成了我国努力避免重走“九五”时期增长方式变形的老路、真正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举。从根本上讲，只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摒弃靠资源要素驱动、靠投资驱动，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工业化路径，坚定地走一条靠科技进步驱动、靠劳动者素质提高驱动、靠管理创新驱动，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真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抗御金融危机以来的两年实践证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的GDP偏好和GDP攀比。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不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持续增长，非但中国，恐怕世界经济都难以复苏，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失去了物质基础。问题在于不应过分追求GDP指标，如省市区一级政府追求加入万亿或2万亿俱乐部，中心城市追求加入3千亿或5千亿俱乐部等，导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得不变为第二位以下的任务和目标。GDP偏好和攀比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变形，至少会体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过分突出GDP目标，必然忽略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任务；二是过分突出GDP总量，必然重数量、重速度，轻质量、轻效益；三是过分突出GDP增长速度，必然重投资拉动，轻科技创新拉动，甚至回到投资驱动、资源要素驱动工业化的老路上去。

【注释】

[1]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顾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