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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研究

时间:2022-08-2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研究一、指导思想以国家战略为指针,以中国金融体系参与国际金融竞争为坐标,以连接和配置国内外金融资源为主线,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在加强监管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创新增强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力,为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规划研究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战略为指针,以中国金融体系参与国际金融竞争为坐标,以连接和配置国内外金融资源为主线,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突破口,在加强监管和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创新增强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力,为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必须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已经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这一事实出发,认识上海金融中心的重要意义。尽管人均GDP仍然较低,但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大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如果不能够相应国际化,成长为在区域甚至全球有影响的货币和市场,经济大国就不能够成长为经济强国。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是为上海经济服务的中心,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全国经济服务的中心,是代表中国金融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心,是为了维护中国金融利益,服务于中国全球经济战略的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服从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与作用的需要,服从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二、目标

2015年将上海建成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交易中心、国际化的投融资中心、人民币债券发行和流通中心,并以此支撑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和人民币金融交易国际化的要求和趋势。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中设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农曾经将这一目标具体阐述为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他的阐述,“十二五”期间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就需要首先将上海的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人民币金融资产国际交易中心、投融资中心、人民币债券发行和流通中心,为现有的金融市场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提供抓手。上海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央的目标是将上海的金融中心国际化并以此适应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地位。因此,上述四个层面的具体目标都与国际化有关,通过国际化来服务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十二五”期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工作任务就应该围绕着上述目标来规划。

三、主要任务

1.推进上海金融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开放更多的金融业务,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外资参与比率

如果说“十二五”期间要在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有所突破,那就一定要提升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的比例,而这是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主要瓶颈,也是对外影响不足的主要原因。

2005年年底纽约市共有239家银行(拥有营业性分支共1 370家),其中外资银行212家,占银行总数的91%。外资银行的资产12 887亿美元,占整个纽约银行资产的69%,外资银行吸收的存款占总数的67.5%,发放的商业贷款占整个贷款额的76.5%。纽约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1)。伦敦2007年3月底共有银行331家,比纽约还多,其中外资银行252家,占总数的76%,其资产总额约为整个伦敦银行资产的50%,国际化程度仅次于纽约(2)。到2008年年底,上海的金融机构数量已达395家,绝对数量不少,约占同口径的金融机构总数899家44%的比重,但是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只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4%。由于很多金融业务没有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在外资金融机构参与的金融业务活动中比例也很低。只有让其逐渐参与更多的金融业务,才可以扩大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在国际金融交易的定价中发挥人民币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

2.在以国有金融机构作为骨干机构支撑的前提下,扩大民营机构的参与比例,通过主体多元化来促进竞争的多样化,搞活上海的金融市场

在中央确定的金融中心目标中,除了国际化程度较高外,市场程度较高、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也是重要的限定词。推进市场化程度的抓手,一方面是要对外资开放,另一方面就是要对民营资本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搞活金融市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成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民营资本可以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鲶鱼效应,可以促进竞争,活跃市场交易。当然,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所以要提出以国有金融机构为骨干的前提。但是在“十二五”期间,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对民营资本开放,让它们参与到更多的金融市场上来。所以,可以考虑设立1家民营银行、10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民营信用社、2家民营投资公司等具体目标。

3.以直接金融的国际化为抓手,推进上海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际上市公司板块,让海外跨国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到2015年争取有10家外国公司挂牌交易

这也是推进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主要抓手,应该迅速推进。股权融资是以未来的收益所有权的让渡为代价的一种经济行为,是一种交换,不是单纯的圈钱。那种认为让外国公司到上海来上市是出卖资源的狭隘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因为按照这一逻辑,我们的企业到海外上市就是单向获得国外的资源,应该多多益善,那么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吸引高质量中国公司上市岂不是傻瓜?国内有学者至今都认为让外国公司上市吃亏的想法,实际上与我国股市存在的缺陷有关。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快上海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更加有必要。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分享这些公司未来成长收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上海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上定价的影响力和推进整个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当然,这个前提是让好的国外公司来融资,我们的监管要到位。

4.到2015年争取将上海建设成亚洲最重要的债券交易中心,开放债券市场,允许海外投资者投资人民币债券,由外国主体发行的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比例提高到全部债券交易比例的10%

提高上海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债券市场的地位,既与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有关,也与人民币国际化有关。国家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是东亚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的重要表现,它制约了金融市场内部结构的合理配置,不利于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发挥,使金融风险过分集中于银行;对股票市场的过分偏好还使股市的基本功能扭曲,也使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难以从外部进行约束。通过债券市场的国际化,可以引进新的债券供需关系,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引进海外对于人民币债券的投融资需求也可以有力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很好地配合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开展,为海外公司进行人民币贸易结算提供人民币资金的来源和投资渠道。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迫切需要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使中国债券市场获得新的支点。

5.推出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并且使其交易规模达到基础性交易或原生交易规模的50%,发展金融机构的各类远期合约柜台交易,鼓励套期保值活动

金融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是金融市场生命力的体现。国外金融市场为了活跃交易,吸引人气,创设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当然,由于缺乏足够有效的监管,一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定价扭曲,最后不仅没有起到管理风险转移风险的作用,反而放大了风险,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这不是金融衍生品本身的问题,它是整个金融体系扭曲和失误环节中的一个集中反映。我们在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中不能简单地废弃金融衍生品,而是应该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适当加以利用。只要金融衍生品交易不是设计得太复杂,不将金融工具通过两次、三次的衍生使风险传递得过于间接而无法准确地评估和定价,金融衍生品应该是活跃金融市场和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它对金融市场还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对于金融期货和期权这些相对比较传统的金融衍生品,它们还是有着较高市场价值的金融工具,应该予以开放并且促进其充分的发展。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推出金融期货期权不仅可以活跃市场,而且也能够促进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迅速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当然,需加大对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力度,需对金融机构交易衍生品的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规定并给予定期检查。

6.开设更多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在“十二五”内新开商品期货品种5个以上,让上海的期货交易所产生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参与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过程

“十二五”期间,增加新的交易品种应该作为重要的规划内容,给予足够重要的推动力。金融市场由于其资金积聚的特点,使它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过程中,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个功能是通过与其他金融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商品期货市场实现的。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在全球发挥影响,参与更多的商品定价是刻不容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加快上海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速度是与金融服务国家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期铜价格之所以对全球铜价格有重要的影响,就在于这一期货交易品种在满足了国内铜交易供求双方保值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将交易规模融合到世界铜交易的供需双方,从而影响着全球的铜价格。中国有着巨大供需量的商品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供需往往不能够成功地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这与我们的商品期货市场不发达有关。因此,上海商品期货市场需要快速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合理公平的价格发现和定价场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7.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在浦东设立金融交易仲裁法院和金融中级人民法院

国际金融中心由于涉及非居民和跨国的金融交易,对交易主体和交易活动的法律规范就有一个内外合作和并轨的问题。虽然所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仍是主要的管制法律,但相关内容如果与国际规范和惯例有较大的出入则会令外部交易主体发生疑虑,减少到该市场交易的动机。中国加入WTO以来根据国际法规清理和重新制定了很多涉外的经济法规,但其中大多数是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规,对于金融法律涉及不多。由于金融活动没有相关主体国际法规,国内法规与国际法规、惯例衔接的程度可能要低些。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国际金融活动相关的法规,参照多数国家的法规和惯例修订我国相关法规,以创造一个适合不同主体都能够接受的金融交易法规体系。

另外,在执法过程中,由于金融活动和交易涉及的专业知识比较多,专业化程度要求比较高,一般的经济或民事法庭和仲裁机构可能难以胜任,需要建立一些专业的金融仲裁机构和金融法庭。由于金融机构通常积聚区域有限,这些专业的法庭和仲裁机构也没有必要全面设立,可以在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先设立一些试验性地开展工作。所以,“十二五”期间上海金融中心可以将此列入规划内容,为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这个立法和法庭建设的过程虽然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它有特殊性,需要中央给予特别的制度安排,最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上位法,给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交易和活动的法治建设上开一个口子,授予相关的权限。

8.将上海金融就业人口提升到5%,设立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市场,建立上海金融研究院和高级金融人才培训中心,举全上海各高校甚至全国金融教育力量办好金融教育,为上海提供金融后备人才

上海的金融人才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在量上与质上都有差距,量的差距说明金融业规模的发展程度,质的差距反映的是竞争力,这两者上海都需要进一步提高。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往往有5%以上的就业人口从事金融业,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金融从业人员为31.9万人(仅指纽约市2003年数据),占整个就业人口的9%;伦敦金融从业人员33.8万人(2003年数据)(3),占整个就业人口的7.5%;香港金融从业人员16.7万人(2003年数据),占整个就业人口的5%(4)新加坡金融业从业人员11.6万人,占整个就业人口的6.2%(5)。目前上海金融业的就业人数16.7万人,总数已接近香港,但是在上海总就业人口906万中的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8%。因此,我们提出到2015年这一比率提升至5%左右。

金融本身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高端服务行业,同时又是一个最具有创新动力的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人才则是金融的核心。从世界范围看,金融人才实际上已经成为争夺洲际乃至全球金融主导权的关键要素。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2008年6月12日在2008中韩论坛发言中指出:“人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一要素。今后将吸引集聚全球金融人才,加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开放的金融机制,建立市场化管理制度,不断提升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发展空间,营造出让各类金融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6)上海现在最需要的是战略性人才和懂得国际惯例又有本土经验的核心金融技术人才,前者要能够与中央监管部委有效沟通,扎扎实实推进中央政策落实,后者如金融机构高中级经营人才与管理人才、金融风险管理师(FRM)、金融理财师(CFP)和金融分析师(CFA)以及高级金融英语人才等,上海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有效地引进、造就与活用金融人才资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奠定基础。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总结,上海金融人才现状喜中有忧:一是上海金融人才队伍的规模与素质虽有较大的提高,但高端的人才数量仍然有待增加;二是上海金融人才队伍年龄结构呈年轻化,但工作经验积累比较多,具有进取心,能够担当比较重要岗位的人才不多;三是上海金融业中高层管理人才素质有所提高,但是学历与实际能力之间仍存在差距,高学历与能力不相称的现象普遍存在,海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学历层次要高于国内金融机构。目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金融从业人员的规模仍需大幅度扩大;其二是金融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其三是金融人才队伍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其四是上海金融人才教育体系尚不能适应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其五是金融机构本身的后续教育和培训投入不足、质量不高,针对性不强;其六是金融人才中介服务市场不健全。因此,“十二五”期间引进和培养金融人才是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但是各类人才的具体数量规划宜粗不宜细,还需各个口子和金融机构本身把握。

9.推进上海产权交易所与长三角产权交易所一体化的进程,为全国产权交易所的联网交易提供技术支持和交易规范

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是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竞争力,甚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正规的证券交易市场之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也是国务院《意见》中提出需要突破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长三角各省市都有自己的产权交易市场,一些地级市也有自己的产权交易市场,由于没有联为一体,市场规模小,信息扩散面窄,流通性差,资产定价不尽合理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利于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也严重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融资和盘活资产的功能。因此,遵循国务院《意见》精神,在“十二五”期间整合长三角产权交易市场应作为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来完成。

10.推进保险业务创新,推出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实验性产品

推进保险业务创新不仅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它对国民经济平稳发展起着独特的作用。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保险市场不断完善,灾险、财产险、健康人寿险等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商业养老保险一直是整个保险市场发展的短板。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有必要为修补这一短板做出努力。这也是国务院《意见》里提出的需要突破的领域之一。

当然,保险市场的发展内容非常宽泛,涉及的交易非常多,国务院《意见》中就提到了再保险市场。“十二五”期间我们建议先在商业养老保险上突破是因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亟需这一市场为当前整个养老保险做出补充,也因为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我们又有条件迅速发展。从国际比较看,我国2007年年底人均长期商业寿险保单持有量为0.1件,远低于发达国家1.5件的平均水平。同时,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占GDP的比重不足1%,而发达国家占GDP的10%左右。上海是中国最先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之一,商业养老保险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不像多数发达国家那样对商业养老保险提供税收优惠,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的动力不够。因此,极有必要在“十二五”期间将“税收递延性养老保险产品”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目前上海保险监督局和一些保险公司已经在做相关的计划和研究,需要国家税务总局最后批准。如果2010年能够获得突破,那么“十二五”期间这一规划的内容就需要调整为推进保险业的创新,扩大“税收递延性养老保险产品”的种类和规模。

11.到2015年,各类金融交易数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金融业产值占上海GDP的比重提升至15%

“十一五”期间,上海主要的金融产品交易规模迅速增长,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市值更是在2005—2009年期间增长了7.7倍,交易规模扩张了8倍,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规模也在同期增长了11倍多。因此,我们提出在“十二五”期间翻一番的目标是有依据的,而且是留有余地的。

一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宏观指标主要是金融机构所创造的增加值以及这个增加值在全部GDP中的比重。虽然不少发达国家没有城市GDP的统计,横向比较不同金融中心的这一指标有点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有相同指标的中国香港与新加坡进行比较。我们将上海与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占GDP比重进行比较。香港2007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是3 020亿港元,GDP为16 154亿港元,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18.7%。新加坡2007年金融业的增加值为311亿新加坡元,同年GDP为2 516亿新加坡元,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4%。上海金融业在“十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到2008年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1 442.6亿元人民币,同年上海的GDP为13 698.2亿元人民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0.5%。与香港、新加坡比,上海在金融业发展水平上尚存在差距。我们提出“十二五”期间上海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能够上升4.5个百分点,也就是到2015年,上海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至15%,超过新加坡2007年的水平。这个目标比较艰巨,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到2020年赶上香港2007年的水平,“十二五”期间的大幅度提高是必需的。

12.推进沪港金融合作,实现沪港证券交易所交叉挂牌,鼓励成立沪港证券交易所集团;建立人民币贸易结算沪港快速清算通道和系统,构建联通两地的债券和人才市场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如何处理好与香港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香港是中国目前唯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始终被有些香港人看成是香港的对手,并有取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忧虑。从经济腹地的支持条件看,这样的担忧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上海代表中国经济和金融参与世界竞争,一旦目前所存在的制约条件被消除,上海的发展潜力会远远超过香港。

但是,香港也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自由港的地位和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在短期内上海是无法实现的。香港如果利用好自己的优势,增强与上海的合作,这样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互补空间,香港可以利用上海国际金融建设不断推进的机会,增强本身的金融实力。从中央的要求看,加强两个市场的合作,发挥两个金融中心的作用,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是既定的战略决策。所以,上海“十二五”金融中心的规划中需要强调与香港的合作以及合作的内容。

就当前上海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任务而言,香港与上海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上海和香港应该研究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推进合作,而不是互相猜忌,担心对方的发展是否会阻碍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上海与香港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紧密合作:第一,沪港股票交易所合作;第二,成立沪港银团俱乐部,让两地银行更多地参与重大项目的银团贷款,促进两地银行的合作;第三,人民币贸易结算沪港快速清算通道和系统的建设;第四,建立沪港人民币债券联发和交易市场;第五,建立沪港金融人才的交流机制。

13.打造10个总部建立在上海的金融集团(三个以银行为核心,两个以证券公司为核心,两个以保险公司为核心,两个以信托投资公司为核心,一个以企业财务公司为核心)

这是国务院《意见》中提到的另一个需要突破的领域。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也向我们现存的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因为跨国金融集团的经营是全方位的混业经营模式。中国金融集团也以不同的形式正在崛起,比如以信托投资为核心的中信集团、以银行为核心的光大集团、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东方资产公司集团、以证券为核心的中金集团等,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扩张和发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横向扩张动向也逐渐显露,中国金融业的版图和结构将会迎来金融集团群雄逐鹿的局面,竞争会更加激烈。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多数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行政力量的主导和策划下进行的,而且总部多数在北京,这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完善是不利的。因此,国务院《意见》中要求在上海推进金融集团的试验,实际上就是要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业的收购兼并,打造更加市场化的金融集团,利用上海各个市场要素比较全面的优势展开市场竞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推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十二五”期间,打造金融集团应该作为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规划。

14.加强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成立上海市副市长牵头,由一行三会在上海的分支机构领导参加的上海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逐步过渡到上海金融监管委员会,保证上海金融中心开展的各种创新活动得到有效的监管

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功能完善,必须建立在金融交易安全和风险得到合理控制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使金融市场陷于困境甚至瘫痪,不仅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反而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就是最好的例子。“十二五”期间如何加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中央也希望上海在实践中摸索出路子和经验,为全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根据上海金融活动种类繁多,市场要素比较齐全,各个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正在多样化以及交叉渗透,交易客户的需求也趋向多元化的现实,现存的分业管理体制和单一的监管机构与上海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会日益不适应。因此,我们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建立起监督机构的协调和联系机制,为将来过渡到一元化的监管体制作好准备。

四、主要途径

1.举全国之力,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及专家委员会中北京监管机构领导和各大金融机构领导的作用,推进上海金融创新和先行先试的真正落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是上海的任务,也是全国的任务,所以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积极性和作用,尤其要发挥北京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家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这一点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加以强调。

2.通过加强风险控制,营造金融安全保障区或者构建金融安全阀来推进金融创新的开展和落实

从中央层面看,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那就是建设的步伐不能太快以至于削弱金融安全,削弱金融风险的管理。否则,任何创新和开放的步骤都需要三思而行。我们只有在构建金融安全上有明确的意识和令人信服的措施,中央才可能允许我们进行更多的先行先试的试点,才能够扎扎实实地推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3.在金融业务的开拓和创新上,遵循机构先行、政府跟进、舆论配合、低调创新、逐步蚕食、累进扩散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来推进

金融创新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最主要的抓手之一,但是正是由于创新具有突破原有规制的特性,创新本身会带来冲击,也可能会使金融风险增加。所以,金融创新不能由政府带头启动,需要金融机构走在前面。而且又由于金融创新可能产生扩散性效应,在创新的业务和产品真正取得成功之前不宜广泛宣传,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一些创新活动是应该允许失败或者暂时不成功的。所以,在金融创新这个层次,需要扎实的行动,而不是舆论先行。

4.通过不断改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硬件环境和创设软环境来与国际接轨,为金融中心的功能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政府可以做而且应该做到的是在软、硬环境上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甚至更加优越的条件来吸引金融机构、人才、业务的积聚和集中。所以,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需要不断与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不断反映情况,提出研究报告,在税收、出入境、海关管理、立法和司法实践等软环境层面,在交通、办公、居住、子女教育等硬环境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措施,提升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全面复合性功能,使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业软硬环境都一流的城市。

5.通过人才、业务、市场开发三位一体的互动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良性循环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功能的完善,最终要达到中央提出的战略性目标,涉及的内容应该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部门都会强调某个方面的重要性。单独某个层面的推进,有时会事倍功半。比如只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花大力气去吸引人才,甚至用高薪去发达国家挖掘高技术的金融人才来国内就业就未必能够起到好的效果,如果我们的金融机构没有开辟相关的业务,我们的市场尚没有发展到需要创设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阶段,我们用高薪挖来的金融创新产品设计和定价专业人才也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我们提出要人才、业务、市场三位一体地开发和互动,并把它作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途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徐明棋)

【注释】

(1)参阅Nolan Murray 2005,Deposit Growth in New York Bank Branches 2000 2005以及美国联储统计数据。一些研究往往将纽约整个州的银行数据看成是纽约市的数据,在经营性银行和存款机构数据上存在比较大的出入。根据纽约州银行管理部门的数据,纽约州2005年拥有的银行经营分支共达4 492家。

(2)伦敦银行资料来源:www.ifsl.org.uk/research/news.cfm。

(3)参阅:Ellie Cooper 2005,Working Future Employment Projections for London by Sector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Working Paper 14.

(4)参阅:Dong He,Ivy Yong,and Peter Lim,Financial Sector Output a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and New York City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Quarterly Bulletin,March 2006。

(5)新加坡的数据来源于Statistics of Singapore。

(6)参阅《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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