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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纶天下之大经

时间:2022-08-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会议委托蔡、萧两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人。他们两人的信于8月份发出,11月份到达毛泽东手中。表决结果,年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新民学会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为实现自己的雄伟抱负,他非常注意结交志同道合、奋发有为的朋友。逐渐地,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聚集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经常聚会,讨论人生社会问题,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有20多人。会上通过了一个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一个新型社团。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但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杨昌济)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看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不满足于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而要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了,要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决心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一个崭新的政党。

目光远大而又脚踏实地的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20年5月,新民学会趁陈绍休、萧子升等第二批去法国的六个会员和其他六个会员集中在上海的时间,在城南黄浦江边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对学会的任务、活动的方法、会员条件和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讨论。会议还决定会址设在长沙,由毛泽东负责总联系之责。鉴于当时国内有些进步团体,作风飘浮,组织涣散,成员思想不一致,缺乏共同奋斗的目标,会议特决定学会态度应当“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此后还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关于入会条件和手续,也作了正式规定:会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由此可见,毛泽东正努力把新民学会办成一个脚踏实地、不事喧哗、有根有叶、多打基础、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的团体。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去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1920年7月,毛泽东在写给北京会员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趋赴”。他在这里所指的旗子,是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1919年12月因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两次到达北京,接触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20年7月至11月的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12月负责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的一个总结性的回顾。毛泽东在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中写道: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发行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此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1920年7月,蔡和森与其他14位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议。会议委托蔡、萧两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人。

他们两人的信于8月份发出,11月份到达毛泽东手中。萧子升在信中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在他的信中则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12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写了一封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不同的意见作了明确的选择:“我对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元月1日至3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了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毛泽东首先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眼下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要大家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会上,毛泽东积极主张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共同目的。同时,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治(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并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年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新民学会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曾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实际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建立在新民学会基础上。

从新民学会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抱着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来组建社团工作的。正因为他有着“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宏伟理想,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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