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办公室里最后熄灭的那盏灯

□ 董沛文

采访陈斌之前，他正在开一个项目会，好不容易会开完，他回来坐下，没几分钟又被叫去参加“赛伯乐研究院”的一个内部讲座。他有点抱歉，不过他没让记者等候，而是邀请记者一起参会：“这是我们内部年轻人的一个交流学习会，你也可以来听下。”

乍一听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的名字，脑海里浮现的是一群西装革履、金丝眼镜的中年人，其实赛伯乐的团队相当年轻，“目前公司团队有三层结构，三个核心合伙人，10个35岁左右的中层管理者，还有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做助理、研究员”。这次交流学习会的主题叫“互联网思维对创投行业的颠覆”，在年轻人侃侃而谈的时候，陈斌大部分时间默不作声，偶尔微微点头对年轻人的观点表示肯定，等所有人讲完后，他补充了几点当前所谓互联网思维的特点以及创投行业今后的方向。

记者问他：“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你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陈斌不回答，笑。陈斌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和基金、创投行业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事后想想又仿佛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水到渠成。

当年海边晨跑的小伙子，一心只想做大事

陈斌说，他最喜欢两种人。一种是能够埋头干事情的，任劳任怨型的。“现在年轻人有个特点，讲起来一套套，真要去做就抓不到要点。”另一种人则是情商高的，会整合资源，会营销，会沟通。

“你属于哪一种？”

“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属于第一种人。”陈斌1991年从重庆大学毕业，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硕士读的是管理。毕业以后，他原本可以去航天部下属企业工作，“当时航天部在全国重点大学挑选了30位研究生去沿海地区做国际贸易，当时我对沿海地区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在那里接触新东西。可是后来因为内部调整，沿海地区去不成了，又要回内地的军工厂了。一听要回内陆地区，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就连报到也没去，直接拎了包就去了深圳。”

到深圳边防检查站以后，陈斌傻眼了。“那个时候去深圳需要边防证的，我什么都没有，根本进不去。”没办法，陈斌到了广东惠州，找了个同学住下来，并在当地找了家中外合资的工厂。他说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车间，看到车间里上上下下那么多管道线路纵横交错，“又傻眼了”。一个重点院校毕业的研究生放弃航天部下属单位这样的“好机会”，出现在这样的车间、这样的工厂里，令人无法想象，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陈斌居然还待了下来。他从普通工人做起，做到车间主任助理、车间主任、总经理秘书、总经理助理……

工厂就在海边，每天早上，陈斌会迎着海风在沙滩上晨跑。跑步的时候，他会思考以后的人生。“客观地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就老是觉得自己要做点大事。但当时自己一没资金，二没人脉资源，只有勤奋。用勤奋的工作，让同事和领导认可自己的价值，对于这一点我内心非常坚定。在工作中，我也比其他人更乐意付出，几乎每天，我都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比董事长走得晚的人，董事长每次离开，他都能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办公室，有个角落会一直亮着灯。后来他就记住了这个人。”

还有个经历很有趣。对陈斌来说，这也是个人生机遇。有一次，总经理秘书生病了，总经理让陈斌临时来做办公会议的会议纪要。“那天是个周五，”近20年时间过去了，陈斌记忆犹新，“会议纪要我以前从来没做过，但我知道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做得比之前的人好。第二天我就坐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巴车，到市区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专门介绍如何做会议纪要的书。在通读了一个周末之后，我一遍遍地改那份会议纪要，然后一字一句非常工整地抄好，最后交给了领导。”领导的表情，用现在的话说，“和小伙伴们一起惊呆了”，“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会议纪要，思路清晰，字迹工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以后，陈斌就成了领导秘书，后来没多久就成了总经理助理，开始做项目策划，参与项目的投资业务。

陈斌觉得自己这种肯吃苦的精神，与从小在农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农民的小孩只能老老实实读书，把事情做好，才能走出大山。骨子里的这种要强的个性，一直都在。”

20年前人生第一份商业计划书，至今还保留在家里

陈斌人生第一个项目是做贵族学校。“那时候大概是1995年，我们算是国内第一批搞贵族学校的。当时的费用是一个小孩25万元。学校从无到有，都是我们自己建，招生也是自己招的。”说到这个项目的策划启动，还有个故事。“那个时候我们在广东海边，有一次到一个村里去吃海鲜，看到那个沙滩上有很多渔民在打牌，旁边放着一袋袋的钱——那时候海边渔民很有钱，他们赚钱的路子很多。他们旁边的沙滩上趴了很多小孩，没事就在那瞎玩。我们看看渔民那一袋袋的钱，就这样打牌玩掉了，再看看旁边那些没人管的小孩，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了一个设想：干脆策划搞个贵族学校算了，把渔民们的钱用来建设培养下一代的现代化学校。”

陈斌的家里现在还放着20年前他做的人生第一份可行性报告。“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完整的项目，从找土地开始，到施工建校、招生，作为主导者之一，我全程参与组织建设学校的整个过程，收获非常之多，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以及现在的风险投资业务影响很深。因为这个项目操作过程中正好遇到了金融危机，三年中经历了多次濒临失败的压力和痛苦。”

在1995年，25万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招生怎么招？“他们就跟我说，你不是浙江人吗？你们浙江有钱人很多，你就去温州招生吧。”殊不知，浙江虽是陈斌的老家，但是温州他也是人生地不熟啊。“我就这么去了，身上就带了几百块钱，住在一家一天五块钱的旅馆里，就开始想，我要怎么招生啊？我得找有钱人啊，然后我就出去看房子，看到别墅就敲门，有点上门推销的意思。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太慢，我也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啊。后来想到报纸广告，做广告见效快。没钱，我就开始和广告代理商商量合作模式。我说你先帮我做，等后面招到学生了就按照一定比例把钱分你，费了好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家胆子大的广告公司，他们很欣赏我们的项目，同意合作试一试。广告做了以后，很快就有家长来了，我又发现我没正经办公室啊，于是又借了广告公司的会议室开始接待家长。一个多月，成功带回了十几个学生，人生第一次实现300多万元的销售。”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项目做得很辛苦，中途有几次陈斌想离开：“但我每次都会想，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是我在做，不能这么做一半就不做了，一定咬牙坚持把它做完整。”这种一定要把项目做完整的信念，激励陈斌坚持到后来学校终于开学。“一天就几千万元的收入，点钞机就放在学校门口，你看这个场景，就会觉得这三四年的时间没有白费。”从今天回过头去看，陈斌觉得当年的坚持非常有价值：“对我个人来说，看着一个项目从一份纸上计划书，一步步变成现实中的成功项目，这种自信和成就感，对日后的工作非常有帮助，超越任何学校的课本教育。”

“那个时候哪里知道什么基金的概念啊，但是现在想想，那个学校的项目，其实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基金。1000个学生就有2.5个亿的基金，其中1个亿用来建校，另外1.5个亿存在银行，或者做其他投资，收益用来维持学校的运转。而且这个基金是开放式的，每年都有毕业的学生，但是招的学生总是多于毕业的学生，那这个基金总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上，可以有效维持学校的运转。后来我们还一直动脑筋，如何让这1.5个亿产生最大效益，让这些钱能生出更多的钱来。”时至今日，这所学校还在正常运作。

离开TCL，只因为一个问题：50岁的时候，我应该在哪里生活？

陈斌1996年进入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TCL集团，“进公司时我没提任何职务和薪酬条件，唯一的要求是跟李东生近一点，所以当时人事部把我办公的地方安排在距离李东生办公室非常近的位置”。到了TCL陈斌还是继续做项目，他做的项目是机顶盒，“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崛起，我们当时其实就是想做个家庭用户终端。TCL那时候想转型，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个终端把所有家电都关联起来，让机顶盒除了能看电视，还具备很多生活服务功能。当时的理念还是很新的，我们想把很多东西装到这个小小的机顶盒里，我们想把百度放进去，那时候百度还很小。当时设计的机顶盒还有一个可以插卡的槽，我们希望它能实现支付功能。其实现在智能手机上很多整合的内容和服务，我们在当年设计这个机顶盒的时候都考虑过。”

当时帮陈斌的项目做配套服务的很多公司，如今已是声名显赫。“帮我们做广告的一家小公司，它的老板叫江南春。江南春很敬业，那时候我们是甲方，他是乙方，每天请我们吃饭，合作很愉快。当时帮我们做策划的公司，叫蓝色光标，现在也已经上市了。”当年理念那么先进的机顶盒项目最终还是没有做起来，“这不是眼光的问题，也不是趋势的问题，而是政策节点的把控问题。后来微软公司、盛大公司等都进入这个领域，但直到今天，智能家庭终端的东西也还是没有做起来”。

几年之后，陈斌觉得当时的TCL渐渐地不适合自己了。“TCL以前是机会导向型的企业，是机会管理，以结果为导向的，非常适合我。后来逐渐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几百亿规模，公司也开始转向以管理为导向，趋于稳定，集团公司也上市了。以前那种虎狼式的发展风格非常适合我的性格，敢拼敢打敢冲，但趋于稳定以后，我看看旁边左右前后上下，觉得个人的成长空间有限，如果要继续待在这里，就需要很多时间去等待，需要在管理上磨练自己，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能量需要激发，不安于这样的稳定。”

在不惑之年离开TCL，是因为陈斌问了自己一个问题——50岁的时候，我应该在哪里生活？“我从20多岁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大半辈子到处飘来飘去，最后我要飘到哪里？我认真想了下，觉得还是要回来，回到杭州。然后我就走了，连我老婆都不知道。当时就这么回来，我对自己还是有一点自信，多年的这些做项目的经历，我觉得我接地气能力还是很强的，凭现在的活动能量和性格，回来之后有个几年时间，一定可以做点事情。”回杭州之后，陈斌待了两三个月时间，“啥也没干，就到处转转，熟悉下这个城市，思考自己要做点什么”。后来陈敏就碰到了刚刚美国回来的朱敏，两人一拍即合，开始投资项目。

未来的想法：帮助30个创业者成为未来行业的领军人物

陈斌到了朱敏的WebEx公司（美国网讯），主要负责中国区的项目投资。第一个投的项目就是连连科技，“投这个项目，和我当初在TCL做机顶盒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当初研究这个机顶盒项目，我还去过微软研究院考察，当时就看到他们的战略上有一条：希望以后的生活服务终端能够从电脑、电视拓展到手机上。后来到杭州，我看到连连科技，他们就是做这个的，提供移动终端的支付和收费服务。那时候虽然这个公司很小，只有十几个人，销售额和利润完全都谈不上，但我觉得他们的业务肯定方向正确”。

于是陈斌就每天和这个创业团队在一起，讨论商业模式和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第一年投了大概300万美元。结果第二年就有很多知名投资机构进入，投资规模在2000万美元左右，一年就翻了七倍。2007年，美国奥克、美林等国际知名投资基金又投了大概5000万美元。这个项目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回杭州之后的第一个项目成功了，这对陈斌来说意义重大，“对一个投资人来说，前面一两个项目非常重要，一旦做成了，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只有成功了，它才会变成经验，不成功就什么都不是。”之后，赛伯乐陆续投资了聚光科技等一些项目，“我们十多年来一直围绕创新做项目，要么是科技创新，要么是模式创新。二级市场从来不做。而且我们的很多投资项目都是早期进入，和企业一起成长。也许我们投的项目没其他公司多，但我们在项目上的参与度都很深、时间很长，收益也还不错。仅聚光科技一个项目，我们就有20几个亿的价值在里面。”

回顾这几年的历程，陈斌觉得自己也很幸运，“我们一直和国际上一流的大牌基金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相当深入的，我们共同讨论合同，共同完成尽职调查。这些年我也一直努力从他们身上快速学习，看他们如何判断行业趋势，如何分析团队，分析创始人，收获很大”。

关于未来，陈斌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在浙江帮助30个创业者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那我这一辈子就相当圆满了。投资行业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但这个行业的问题是，你如何引进各行业优秀人才参与到基金管理公司中来。因为在中国，基金公司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基金刚开始创建的时候总是有一个领头人，这个是必需的；但是几年后当基金逐步成长起来，更需要把个人行为转换为组织行为，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合伙人，把个人智慧转换为组织智慧，这样的基金公司才能长久发展下去。所以我现在主要做两个工作：一是培养5—10名优秀的合伙人，二是帮助30名优秀的创业者成为优秀的企业家。”

陈斌最后总结创投这个行业，“和卖手机、卖路由器、卖电脑这些产品不一样，这些产品你卖出去，接下来就只剩下售后服务。而我们这一行，你卖的产品是钱，你把钱卖出去以后，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大量工作还在后头。对你投资的这个创业团队，你要了解，要包容，要沟通，要让这些人从心理上接受你。而我们的价值，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旦看中你和你这个团队，就会投资给你，还要帮助你去挣更多的钱。”

企业名片

赛伯乐投资集团起源于美国硅谷，拥有国内外顶级风险投资基金的资本与人脉资源、在中国和美国成功创业和成功上市及并购重组的直接经验。赛伯乐投资集团被评为福布斯2015最佳创投30强、2014最佳创投24强、清科2015中国创业投资机构17强、2014中国创业投资机构50强等。浙江赛伯乐是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轮值会长单位、浙江省创业投资常务副会长单位，被评为“2013年度优秀股权投资机构”“2009年度、2010年度和2011年度浙江本土十佳创投机构”等。

浙江赛伯乐是赛伯乐中国的人民币基金管理机构，是杭州市政府合作的28家引导基金中首批参股合作对象，也是浙江省政府引导基金首批合作对象，第一个完成基金募资立项（2008年12月），第一个完成基金项目投资（2010年3月），第一个所投项目成功上市（聚光科技于2011年4月上市），第一个圆满完成合作目标并顺利返还引导基金的基金公司。

浙江赛伯乐创造性地引入硅谷创业创新创投模式，在美国硅谷成立了“硅谷孵化器”，并设立孵化基金，在以色列投资顶尖孵化器，对优秀入孵项目进行投资，直接对接国际科技发展最前沿的项目，在引进国外先进科技项目和人才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渠道，为对接国外科技创业人才回国创业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