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金石的教诲

铭刻金石的教诲

——怀念王世泰同志

2008年3月23日上午，我们参加完革命老前辈、老首长王世泰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心情沉重地走出了华林山烈士陵园。世泰同志那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坦荡无私的博大胸怀，述说往事的惊人记忆，平易近人的师长风度，耄耋之年的慈祥容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8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大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历尽磨难，无畏无私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王世泰同志，在他98岁高龄时与世长辞。他走的坦荡、走的清白、走的安详。完整的实践了他入党时，就决心革命到底，死都不怕，有什么苦吃不下去的抱负。然而，他的不幸离去却使世人扼腕痛惜，使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限怀念，更使曾经在他领导下、教诲下的革命后来人，为失去这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慈祥可亲的老先生、钦佩敬仰的良师益友，而悲痛不已，难舍难忘。

世泰老人是在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舍家离亲，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走上艰难困苦的革命道路的。可以说，他亲身经历了建党初期、创建红军、军阀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立、经济建设、困难时期、文革混乱、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的全过程。他长期担任军队和党政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他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是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曾任铁道部、国家建委、国家计委的领导，长期在甘肃省委和省政协、省人大常委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为中国革命和人民的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积累的丰富经验，他的高尚品德、人格魅力，有口皆碑，是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世泰同志逝世后，在万分悲伤之余同曾在世泰身边工作过以及受过世泰教诲的同志一起怀念他老人家时，我们油然而产生了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要把我们亲历的有关他老人家的一些往事整理出来，以表达我们敬仰怀念之情。我们有幸在世泰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几个阶段，亲耳聆听过他的多次教诲，至今记忆犹新，感受颇深，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世泰同志是1960年12月底，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解决甘肃省委问题后，组建了新的省委领导班子，王世泰同志出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暂在宁卧庄省委招待所（现宁卧庄宾馆）办公。中央和西北局工作组也在这里办公，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抢救人命。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甘肃农村大量的农民外流讨要，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或干瘦病，由此而发生了严重的死亡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为甘肃调粮，解救灾民于倒悬。并确定从上海等口岸调拨进口粮，从东北、四川和新疆调国内粮，省内主要是从庆阳、平凉调粮。新省委立即成立了调粮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副省长马青年任组长，省委财贸部长王国瑞为副组长，省粮食厅、财政厅、交通厅、兰州铁路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为成员，调粮办公室设在省委财贸部粮食处和省粮食厅。粮食厅主要负责衔接中央下拨指标、运输计划安排、组织人员车辆、接收调入粮食、分配各地调入指标、经费结算等。我们粮食处，负责掌握调粮进度，调入分配落实情况，并同各调粮工作组和省内各地、州、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联系，及时向调粮领导小组、省委和中央西北局工作组报告情况。每天出一期调粮进度表和重要反映。我们处五个人保证24小时有人坚守岗位，每天早晨要将最新情况送到领导同志的手里。那时我20岁出头，送材料的任务就由我骑自行车承担。记得每次到宁卧庄给王世泰同志送表时，他都要仔细看，并问相关情况，特别叮咛：“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中央拨的救命粮，千万要负责任，保证调回的粮吃到缺粮的农民口里。你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一定要实在，人命关天呀，娃娃！”我回答说：王书记，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把工作做扎实。我回到办公室向领导作了汇报，第二天就将世泰同志的指示写进每日进度发到各调粮工作组、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地、州、市。有一次，我给他送材料时，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多大了，是哪里人？”我回答说：王书记，我22岁，是平凉人，在省委财贸部工作。他说：“战争年代我去过平凉，平凉是个好地方，地理位置很重要，是西边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必经之地，马家军队长期盘踞在那里，就是对付我们边区的，杀了我们不少人，坏得很，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一点。他又说：“平凉有个张可夫，你知道吗？”我说他当过专员，现在省粮食厅，我在粮食厅工作时他当厅长，反右倾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下放劳动去了。他说：“什么机会主义，张可夫同志长期在平凉搞地下工作，很有办法，我们军队在前线打仗，他们在敌占区不容易，怎么就成了机会主义？”我说：“那时不仅批判他们这些大领导，连我下乡回来说了些‘错话’，也被列为右倾还整了材料”。他说：“你个娃娃家，懂得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确实不懂。他说：“胡闹”。在给世泰同志送材料之前，听说过他的大名，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是刘志丹麾下有名的战将，当过军长、兵团政委、省军区司令、省主席、中央部长等。心想一定是个很威严的大领导。当我把材料放在他的面前，他问了几句话后，顿使我紧张的心一下放松了。通过连续几次送材料，使我从内心体会到，职位这样高的一位领导，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操心的是党的事业，老百姓的生存。随着全省形势的好转，世泰同志搬到省委机关办公，又分管了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后，我再没有给他送过材料，也没有机会再近距离见到他。后来回想起像张可夫同志这样一大批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被平反纠正，恢复工作，连我们这样的小干部被整理的所谓右倾材料也都清理退给了我们本人。这和世泰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主持公道，正确掌握政策，爱护干部的实事求是风格是分不开的。

1964年根据省委决定，省委财贸部和省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搬入省政府一楼办公，我从粮食处调到秘书处工作。正当甘肃形势好转，经济明显恢复发展，各项事业走入正常健康轨道时。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如急风暴雨般袭来，省委、省政府机关瘫痪，领导大多被纠斗，随着造反派的“夺权”，我们也被赶出原来的办公室，集中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从传单、大字报和造反派掌握的“甘报”上看到王世泰同志被戴上了“‘彭、高、习’反党集团黑干将”、“三反分子”、“走资派”等多顶帽子被残酷批斗、游街，关入“牛棚”。我们这些在“黑衙门”工作的人员，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我既未参加“造反派”，也未加入“保守派”，被冠以“逍遥派”之名，在军宣队和工宣队代表的领导下“学习改造”，有时被叫去搞点临时性工作。大概是1967年6月前后，突然有一天，学习班的领导找我个别谈话，讲了一阵大道理，打了一阵官腔后，很神秘地对我说，交给你一件重要工作，要绝对保密，省上要成立革委会，搞“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原来省上一位领导同志要进班子，他有一段历史要王世泰证明一下，你和一位姓黄的同志去找王世泰了解一下，出个证明。我说：“王世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说：“这你不必担心，介绍信已开好了，有个支左的战士带你们去，记住，一定要保密”。这个战士我们也不认识，他坐了一辆小吉普车来叫我们上车，转来转去到了一个大楼，我们上去一看像个学校，很多门都锁着，而且造反派活动的痕迹明显，在大楼里拐来拐去，到了一间房子，门口有人把守，那个战士把介绍信给看了后，就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在一个高低床的下铺见到王世泰同志，他戴着老花镜正看报，见了我们就愣住了，我说：“王书记你还认得我吗？”他有一点迟疑，我说我是财贸部的小罗，他说；”哦！你们来有什么事吗？“我说我们学习班的领导叫我们来问你王国瑞同志在二兵团和铁路局那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他听了后说：”那一段很清楚，没有什么问题，工作还是不错的。我调铁道部以后，他到了地方，在省政府工作，以后联系不多，我回甘肃以后经常见面，在一起工作嘛，没有听说他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作了谈话记录，请他看后签了个名字，谈话结束后，他问了一句；“你们现在干什么？”我说省政府现在是生产指挥部，财贸办公室改为财贸组，大部分是军队干部，原财办的人不多了，刘涤行、牛养惠还在。他说：“那是老财委的人。”我说：“我们集中在一起学习，啥事也没有，这是人家临时叫我们来的。”他说：“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你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胡来。”我看到他的床边放着毛选四卷和一些报纸衣物，小桌上放着一瓶炒咸菜，一个热水瓶，极其简陋。当年驰骋战场，指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解放后担任过军队和地方高级领导职务，为国为民立下汗马功劳的王世泰，今天竟被孤苦伶仃的软禁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心里真是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我们也明白此时此刻，对他也不能如实说外面的情况，免得惹麻烦。临走时，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补充了一句：“那一段没有啥嘛！”，我说，王书记你多保重。这次见面大约半小时左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这样一位革命家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一往无前，而在自己参加打下的江山里却受到如此冷遇，真是不可思议。而世泰本人却大义凛然，处乱不惊，接受考验，忍辱负重，这是一种何等可敬的精神。

1973年5月，在省上财贸部门老领导的关怀下，我从下放到宁夏石嘴山钢铁厂甘宁合建焦化分厂调回甘肃省革委会财办财经处工作。听刘涤行同志（时任财办副主任）说，世泰同志已被“解放”，还听他说了很多我离开甘肃三年多的时间里不知道的“新闻”。看到省上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我在几位老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心情舒畅地投入到我熟悉的财金工作中。1975年春，看到省委任免通知，王世泰同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协助另一位副主任主管全省财贸工作。这时我已担任财办秘书处副处长，世泰同志到任后，我就将当时全省财贸工作的主要资料送到他办公室，请他先了解情况，在他的秘书未到之前先由财办秘书处的李治文同志给他管文件，承办他交办的事情，算是代理秘书。世泰同志很和蔼的让我和李治文坐下，问了一些有关财贸方面的情况，着重问全省的粮食形势。我说，全省除河西，平庆地区和徽成两当等县粮食自给有余，特别是河西调出的商品粮较多，其他各地、州都缺粮，尤其定西、武都、临夏、甘南的大部分县缺粮面很大，农村生活安排任务很重，全省每年还要向中央要求调入五、六个亿的粮食。他意味深长地说：“粮食问题可不是个小问题，民以食为天，一天不吃饭都不行，你们向上反映情况一定要实实在在，千万不能像前几年那样报喜不报忧，再叫农民饿肚子。”我说：“现在各级领导都很重视，下边书记专员们经常亲自汇报粮食问题”。他说：“甘肃谁当领导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全省大局就稳定，否则就要出乱子。”这段工作中还有个小插曲。记得在那年夏天，粮食厅按惯例要召开夏粮会议，预计全省夏粮的收成，估计全年粮食的平衡问题。当时规定，省级单位开会要填写会议审批三联单，并经主管部门同意再由分管领导签字后交省委办公厅盖章后，财政才能拨费用，宾馆才能安排食宿。省粮食厅将填好的三联单送到财贸办公室，财办副主任刘涤行交代让治文送请王老签字。治文送给他后，他将会议审批三联单反复看了几遍后说：“这字我不能签。”治文说这会年年都开，就签了吧，但他仍然坚持不签。第二天，省委在宁卧庄召开会议，治文陪同刘涤行副主任去了王老住的房间，又向他提及开会签字之事，他讲：“我签了不起作用”。刘涤行讲“您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怎么签了不起作用？您就签吧！”王老想了一会儿讲“你说签，我就签，我看签了还是不起作用。”最后他不情愿的签了“王世泰”三个字。这事过了有一个多月，有一天王老问治文那会开了没有？因时间长了，开的会又多记不清是啥会，他讲就是那粮食会。治文不假思索的回答会开了，他耐心的交代让治文落实，之后治文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那个会没开成，追问原因，他们回答，当时负责省委办公厅的军方讲，王世泰签字起什么作用？他又没主管（当时主管领导外出），这会不能开。治文陪同刘涤行副主任一起把这些情况向王老汇报后，当时他从坐椅上站起来，双手一摊很平静地讲：“你们看，我说不成，你们说成，最后还是不成。”这么简单的事为啥不行呢？后来才知道，虽然给王老安排了职务，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他是限制使用的，说话根本不起作用，算是个坐冷板凳的领导。当时这样不公正、不信任地对待一位老同志，可见党内生活仍受“四人帮”的左右，极不正常。而王老却冷静以对，看得很轻，并不计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悲痛，但是上边通知：各地各单位一律不搞吊唁活动。机关里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不知该怎么办。1月9日或10日世泰同志叫我（罗正亚）到他办公室，问我，总理逝世了，机关有什么安排？我说通知不让搞吊唁活动，他沉吟一阵后说：“能不能搞个座谈会，表示一下我们怀念总理的心情。”我说我们商量一下。当时我是机关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是刘涤行同志兼任，我向他汇报了世泰同志的意见，他说世泰想得周到，我们又向其他几位领导作了汇报，最后商定以党支部名义，召开党员座谈会，用这个形式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当天下午就在省政府一楼东边财办的小会议室，开了这个座谈会，会议室只摆了一幅总理的像，机关20几个党员把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世泰同志按时来到会议室，和大家一起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参加座谈会的王国瑞（时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主管财贸工作）首先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使党和国家失去了栋梁之才，总理的威望历来在群众中间和国内外都是非常高的，在陕北时当面见过总理，那时总理还留过胡子，人称美冉公，他的功劳大得很！家喻户晓是周副主席，这方面的情况世泰比我知道的多，他和总理有过直接接触，请他说。”世泰同志缓缓抬起头来看了一下总理遗像，然后说：“总理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损失难以估量，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和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他都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他的才能和他的威望是举世公认的，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我只说几件我曾经亲身经历的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导，使我非常感动，永世难忘的事。”

第一件，1936年4月刘志丹同志在前线不幸阵亡，边区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悲痛，我更是悲痛难忍，心情沉重。刘志丹同志曾和我朝夕相处、并肩战斗，我在他领导下得到关怀教育、帮助支持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正在我无限思念伤心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总理（那时是中央副主席）派人接我到他的住地，见了面让我坐下，亲切而又沉重的对我说：“王团长，我找你是想请你回忆一下志丹同志的革命事迹，刘志丹同志为党为革命在前线牺牲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一位了不起的优秀共产党员，大家都为失去他而惋惜悲痛。中央决定要给他开个隆重的追悼会。你和他一起工作、战斗，你了解他，所以请你来说，我知道你的伤还没好。辛苦一下，但不要太悲伤，不要太累。”我心里既难受又激动，难受的是这个消息大突然，太使人难以接受，激动的是中央这样重视，周副主席亲自操办志丹的追悼会。我顾不得休息，一口气说了他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陕甘游击队和边区第一支红军部队，率领西北红军战斗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进攻；谈了他善于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关心部下团结支持大家共同工作的优秀作风；谈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谈了他令人佩服的知识才能和指挥作战的高超艺术；还说了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具体帮助，亲切教导和无微不至关怀等许多事迹。周副主席叫随从来的人认真记录，他还不时插话询问得很详细，谈完话后我才感到很大宽慰。临走时周副主席握住我的手安慰我安心养伤，许多工作还等待我们去做。他还安排找马送我回去。在我等马的时候，周副主席又问我：“你没有马骑吗？”我回答：“原来有匹马，后来他们借去了，一直没有还回来。”周副主席亲笔写了条子，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马送回来了。这件事对我影响极深，周副主席日理万机，中央的重大工作就够他操劳的了，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军人的受伤，骑马问题还这样操心，使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件，1935年8月我跟随刘志丹在吴堡县打仗时，左腿被敌人的手榴弹炸伤，伤得很严重。当时医院条件差，伤口感染，得不到及时治疗，结果造成左腿不能伸直，直到1936年春天，才能柱着双拐下地。因为腿残了，不能归队上前线。根据组织安排，到瓦窑堡中央军委驻地养伤。因我住的窑洞和李德顾问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周副主席看望李德顾问时，总要顺便来看我，问寒问暖，鼓励我锻炼恢复受伤的腿。有一次他看我还柱着双拐，问我怎么样。我说：“左腿伸不直，比右腿短一截，不柱拐子就走不成。”他深情的对我说：“我要想办法，送你到上海去治疗做手术。”后来因为时局紧张，上海地下党遭敌人破坏，去上海中途要经过敌占区，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没去成。周副主席还说想送我去苏联治腿。终因各种条件不具备，困难重重也没去成。但他仍然关心我的腿伤，一次他见了我对我说：“王团长，我想让你去上海，去苏联治伤都去不成了，只好在这里我们的医生治，你要耐心，还要注意锻炼，要坚持，不要怕麻烦，我知道你是很坚强的人，有毅力，你的腿一定能治好，等好了再上前线，不要心急。”当时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周副主席的感激，连说：“谢谢周副主席关心，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坚持锻炼，争取早日能上前线”。

第三件，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形势很僵。张、杨致电共产党中央，邀请去西安商谈解决办法。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大约是12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钟赤兵同志（时任陕北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我是副部长）去见周副主席，我们俩都是腿受伤，都柱着双拐，一是想让他看我们养伤恢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向他汇报解放延安的想法。他一见面既高兴又关爱的责备我们：“你们两个伤兵，一个没腿（指钟）一个一条腿，走路不方便，这里离敌人不远，万一把你们俘虏了怎么办？”我们赶紧打岔说：“西安事变扣了老蒋，我们高兴啊！”他说：“你们只管高兴，就不管安全了？”接着他又给我们讲西安事变的情况，说：“党中央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件事，同意应张、杨的邀请并派代表团由我率领去西安，中央已经研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我们正在做准备。你们赶快回去一边养伤，一边工作，听从中央的安排，千万不要心急。”周副主席又特意叫工作人员留我俩吃晚饭。晚饭后，周副主席对我们又讲了一些同张、杨联合抗日的事，还讲到中央打算解放延安的事，指示我们赶快回驻地，并要求我组织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力量，配合主力部队保证攻克延安城的胜利。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们兴奋极了，虽然柱着双拐，走起路来也轻松多了。正当我准备离开返回驻地时，周副主席又突然说：“今天原定张将军派飞机接我们一行去西安，由于准备工作不足，飞机未能按时间降落，飞走了。我们只好作两手准备，明天一早除准备接飞机降落外，还要想别的办法。”当时没有汽车，周副主席问我：“王团长，骑马到西安最快几天能到，三天行不行？”我回答说：“这离西安最少也有600多里路，三天肯定到不了。”我看见他焦急的心情，就建议说：“选最好的马，要求沿途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保证跑一站50里换一匹马，换马不换人，早出晚歇，我想四天也差不多能到西安。”周副主席说：“好，就照你的办法办，沿途怎么联系，还得靠王团长想办法，你在这一带打仗有名，老百姓都知道你的大名，不知道周恩来呀！得带个路条吧，就用你的名义开。”大家听了一阵欢笑，对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赞叹不已。当下就用我的名义开了介绍信。一切准备妥当后，12月17日，一早，中央机关很多人送周副主席一行骑马出发了，他们出发后，大约不到1个时辰，大家都听到飞机的声音，果然是张学良将军派来接周副主席的飞机降落，是延安东关机场。有人提出赶快派人骑马去追周副主席他们，我说：“好，马上出发。”我又说：“周副主席要是也听到飞机的声音一定会返回来的。”追的人刚走，不大一会，我们就远远望见周副主席一行快马返回。到了机场，下了马就上飞机，我们望着远去的飞机才放下心来。讲到这里，世泰同志声情激动地说：“这件事，多少年来我都牢记不忘”。

第四件，解放后，无论我在军队、地方工作，还是调到中央有关部委，每次开会见到总理他都要过来同我握手打招呼，询问我的腿伤恢复的如何。我还得知我几次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总理过问或亲自提名分不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处逆境，后来被解除管制走出“牛棚”，但还未恢复工作时，1974年的一天，省革委会办公室突然通知我到宁卧庄招待所报到开会，我莫名其妙。报到时，才知道是中央通知省上要补选我为全国人大代表，随甘肃代表团赴京参加四届一次全国人代会。后来有人告诉我，总理在重病住院时，审阅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在看到甘肃名单时问：怎么没有王世泰同志？这才通知甘肃补选。听说经总理过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共增补了几十名老干部为人大代表。大会开幕第一天，总理在台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台下鸦雀无声，代表们聚精会神聆听总理报告，中间不断热烈鼓掌。这次在人民大会堂看见总理面容消瘦，身体虚弱，但仍然神情庄重，声音清晰地站着作报告，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参加这次不同寻常的人代会，我见到了多年想念而不知音讯的老战友、老同志，一起诉说文革中的遭遇，诉说受到周总理的爱护和关怀，如果没有总理的过问，哪有我们的今天。世泰同志如泣如诉的述说总理和他的这些往事，在场的同志静静听了一个多小时，无不为之动容，确实受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1994年1月，我从农行山西分行调回甘肃分行工作。有一天我和李治文同志一起去青年农场看望王老，向他汇报了1990年底总行调我到山西农行工作的情况。他说：“山西省大部分地方是老区，老干部很多，抗日战争时期是前线，八路军总部设在那里，朱老总、彭老总都在那里指挥打日本，山西为全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解放战争后期，中央从山西调了不少军队和地方干部南下和西进，我们甘肃就有一大批山西调来的干部。那时我们军队打仗解放一个县城就成立军管会，由军队、随军支前的工作队还有当地地下党的同志共同组成。军队一走他们就留下建立政权。现在很多地厅级干部就是那时从山西来的，他一连说了很多人的名字，我未能全记住。接着他问我这几年山西省的情况。我说总的看山西的经济状况要好于甘肃，他说：“山西是产煤大省，财政收入主要靠煤炭，也有一些‘一五’时期建的大厂，吃粮靠晋南和太原周围的平原区，沿黄河的几个县比较困难，同陕甘宁边区差不多。”他还问了“大寨”等一些情况。王老虽然已离职休养多年，但他谈起往事，还是那样有条不紊，记忆清晰。临别时，我说王老，您有什么事要我们办，尽管说，随叫随到。他说：“也没有什么事，你们工作很忙，搞银行管钱很重要，你们要特别谨慎。”他还问：“我们家一个娃娃现在你们银行，怎么样？”我回答说，王老，你说的是郑世平吧。他说：“就是，那是个好娃娃，在我家几年，人很老实，本分，很勤快，你要多帮助。”我说：“王老，郑世平现在是我们的行政处长，工作表现认真负责，受到大家的好评。”他说“那就好”。我回到行里向郑世平同志说起了王老关心他的事，他很激动地说：“我在王老家几年，他和夫人都把我当他们家成员一样对待，对我信任放手，那时东西少，有好吃的同样分给我一份。在王老家工作几年心情很舒畅。”郑世平回忆他从1963年到1966年在王老身边工作的三年多时间，是他参加工作后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回顾在王老身边这一段时间，郑世平非常动感情地说：“在王老身边工作虽然只有三年多，但受王老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体会极其深刻，对他以后做人做事起了决定作用，是他这一生最宝贵的收获。几位在王老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谈起王老一贯待人平等，关心下属，不摆架子，不给工作人员为难的作风，无不佩服他的革命老人心肠。

1998年1月，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兰州召开，在省委、省人大和一些老同志的推荐下，我（注：罗正亚）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并任命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9月我从农行省分行行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就到省人大机关工作，有幸见世泰机会多了，又能为他做些服务性的工作。我到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几年，由于世泰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年事已高，常年在南方休养，只是每年开人代会或五、六月以后回兰州小住一段。因此，每年都能见他，听他的教诲，问他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会尽力去办。每次见他，都要询问一些省里的情况，又多次提醒我们，甘肃工作“一个粮食问题，一个民族宗教问题千万不可大意，防止出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稳定才有基础，改革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有一次我到他家看他，他正在看《参考消息》，指着一篇消息给我说：“美国出兵伊拉克，占领阿富汗，到处插手国际事务，目的就是推行他的霸权主义，控制世界，在海湾和西南亚布的重兵就是为了对付中国，抄我们的后路，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你们注意了没有？”我们听了以后深受感动，已经年届90高龄，还在忧国忧民，思路还是那样敏捷，具有战略眼光。

2000年8月，他回兰州，我陪他和夫人魏乃同志等家人到省人大安宁林场。省人大机关林场位于安宁区仁寿山，人大机关干部职工根据政府绿化南北两山的部署，经过多年的努力，把各个山坡、沟岔都植了树，种上草，建了养鱼池养上了鱼，整个小环境绿化已达一定规模。有果园，有菜地，树上果实累累，各种蔬菜已有较好的收成。特别是近几年在省财政厅、交通厅、公路局，省、市、区绿化指挥部和农行的大力支持下，又补栽了不少树，整修了道路，开辟了草坪，移植了牡丹等花卉，还修建了一栋四层楼房，有会议室、活动室、客房、餐厅。我向他汇报说：“王老，我们机关干部职工每年都来植树绿化，多年来都是省、市、区上树立的绿化先进典型，还在这开过现场会，党政军领导和大家一起在这参加植树节绿化活动，林场已开始有了产品收益”他边听边看，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这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空气质量很有作用，你们看这里的空气就比城里好的多”这时林场工作人员端来了热腾腾的煮洋芋和树上采摘的梨、苹果。他问：“这都是自产的吗？”工作人员回答：“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接着他又说起了陕甘宁边区时响应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的情景，意味深长地说：“干什么事只要自己动手，就能解决问题。”一个年轻人找来了象棋请王老下棋，我们在旁边观看，王老走棋很稳健，对方急于进攻连吃了几个子，沾沾自喜，没想到王老步步为营几步棋将他困住了，惹得大家开怀大笑。王老说：“下棋和打仗一样，要进攻还要防守，只攻不防，就要吃亏，你下棋光想吃人家的子，不顾你的后院，肯定要输。”他还对我和林场的同志说：“林场搞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你们一定要操心管理好，不要像有些地方搞一阵子就不管了，又荒废了。现在绿化实际是给子孙后代造福，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大家望着这位已90岁高龄的革命老人，说话思维清晰，下棋反映锐敏，都十分叹服。

9月，王老要离开兰州，去南方休养，他和家人一起决定乘火车先到深圳再到海南。我同行政处、接待处的同志联系安排妥当后，一起送他到兰州火车站。车站贵宾室同志热情接待，请王老休息，到时他们会来送王老上车。我问服务人员，你们站长在吗，能请他来一下吗？很快站长、书记都来了，我一看是两位精明的年轻人，就问他：“你们认识王老吗？”他俩回答：“听说过。”我介绍说：“这就是当年指挥修建天兰铁路的第一位西北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他们连说：“知道，知道，是我们铁路的老首长。”我说：“先有王世泰，后有兰州站，请你们来就是要麻烦你们，王老要去南方，路途远，在车上时间长，请你们给车上讲一下，多关照。”他们说：“接到通知后，已经安排好了，包厢已整理检查了，吃饭有专门人负责，你们放心，一定要让老人家旅途安全舒适，有什么要求找车长。”王老微笑着向他们点点头，说：“给你们又添麻烦了。”接着他说：“当年修建天兰铁路时，兰州站在现在的盘旋路、兰州饭店一带，我看了图纸后觉得不行，这样铁路穿城而过，要拆多少房子，况且兰州地方本来不大，铁路这样过几乎把城市就占完了。当时兰州市政府的领导也来反映拆迁难度过大，影响城市建设，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涉及当时的飞机场位置，怕影响飞机起落，我就邀请西北军区副司令张宗逊一同坐车查看现场，并请工程技术人员反复测量、计算，几经讨论才确定现在这个位置。”我说：“多亏你当时的正确决策，不然兰州城市的今天不知是个什么样子。”王老说：“那次不仅将兰州车站后移，连同以后修建兰新线时，也将沿线的东站后移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以利于以后城市的扩建，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符合实际的。”在坐的同志齐声称道，王老几十年前的远见和周密思考是何等正确。

2002年5月，习仲勋同志逝世，灵堂设在北京习老的故居。魏乃同志从海南打电话，说王老正在住院，不能去北京吊唁习老，委托我代表王老和她去北京送一幅挽障表示悼念，并嘱咐我一定向习老的夫人齐心大姐，转达世泰和她的慰问。我接完电话立刻买机票赴北京，卢克俭主任、嘉木样副主任也委托我代他们送去挽幛和花圈。我—一照办，到了北京直奔习老的灵堂，向习老的小儿子习远平说明来意后，他立即给他哥哥习近平和母亲齐心高声说：“世泰伯伯派罗秘书长送来挽幛花圈。”齐心同志在她的卧室接见了我，我向她转达了世泰和魏乃的嘱托，并拨通了魏乃的电话她和齐心在电话中互致问候，说世泰住院不能来，对习老的不幸逝世，世泰非常伤心。齐心对我说：“世泰同志和习老是多年的老战友，他们在陕北长期战斗、生活在一起，感情是非常深的。像他这样在世的老同志不多了，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希望他多保重，健康长寿。”从习老家出来回到敦煌大厦又碰见老书记李子奇，得知此事后，顾不上吃晚饭又要我陪他到习老家悼念习老。齐心和习近平、习远平陪子奇同志到灵堂吊唁，并表示感谢。晚上我将这些情况在电话里向魏乃同志作了汇报，请她转告王老。

2002年9月世泰同志已是92岁高龄，他回兰州住了一段时间，准备再去南方休养。有一天，他叫我去，说：“这次想乘汽车走，先到天水，再到宝鸡，然后到西安、洛川，再去南方。”我回答：“就按您老的想法，我们去准备。”他说：“为什么要去天水，宝鸡？宝鸡是西北铁路工程局成立时所在地，那时陇海线虽然通到天水的北道，但客、货运都不正常，加上国民党撤退时的破坏，宝鸡至天水的铁路已难以使用。国家决定修建天兰铁路，首先要把宝天段整治好，所以天兰路的筹建工作是在宝鸡进行的，为打通宝天段，工程异常艰巨，为此牺牲了不少同志，包括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为了纪念他们，工程局在那里专门修建了铁路烈士陵园。宝天路通畅后，工程局就移至天水，在那里工作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都记不清了。这次去就是故地重游，想看一下天水铁路指挥部的旧址，凭吊一下宝鸡的铁路烈士陵园。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我说：“完全按王老您的计划办，您说咋走就咋走，您说住哪里咱就往哪里。”他笑着问我：“你能去嘛”。我说：“能”。随后我向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卢克俭、杨怀孝、程有清同志做了汇报，他们都同意，并再三强调，王老年事已高，千万要保证路途的绝对安全，不可劳累。我说这些都准备好了，机关的白晓玲大夫随行负责王老保健。从兰州出发后，一路上王老精神很好，只在秦安县高速路边稍稍休息。他坐车习惯坐在前排，不打瞌睡，看着沿途他曾战斗工作过的熟悉的土地，和不知走过多少遍的路两旁的秋天景色，不时的述说着往事。我和白大夫在后座位听着他的故事，赞叹他的记忆力。路上不断接到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刘满长副主任的电话，询问王老的车到哪里了，快到天水时刘副主任已和工作人员等候在公路旁。接上王老后下榻在天水新落成的“南苑山庄”，给王老和魏乃同志安排在一个大套间（所谓总统套），外间一个大床套间内两个单人床，我们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分别住在旁边的标准间，安排好后，王老把我叫到他的房问，说：“你就住在这个外间，我和老魏住套间的两个床。”我说：“王老这是市人大给您安排的，我不敢住。”他说：“有什么不敢住，这么大的房子空着不好，你退掉一间住在这里也是个节约嘛！”在他的坚持下，我只好搬过来，并说：“王老我跟着您沾光了。”他会心的笑着悦：“沾什么光，又不是长期住。”当晚天水市委书记张津梁来看望王老并宴请，向王老介绍了天水的情况。王老称赞：“天水变化很大，楼房建了不少，马路也宽了，像个大城市的样子，和我们修铁路时的困难情况不能比，希望你们把天水建设的更美。”王老向张书记和市人大的同志说明来意后，说你们工作很忙，就不必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我们自己去看看原来工作时的地方，有人领个路就是了。”张津梁书记赶紧说：“王老您多年没来天水，我们理应陪同你多视察一些地方，给我们多作指示。”王老说：“谈不上指示，我们随便看看，回忆一下过去就行了。你们忙你们的事。”张津梁同志看到王老诚恳而坚定的态度，只好说：“那就我们刘主任全程陪同给你引路。”王老高兴的说：“好！”晚饭后，宾馆的刘经理要我请王老给宾馆题几个字。我知道王老一般不题字，抱着试探的口气给王老说：“宾馆的小刘经理是兰州来的，你住在这儿他非常荣幸，想请您给宾馆题几个字，王老看着小刘一个年轻后生急切的样子，又看我从旁帮腔，就说：“题个什么字？”我说就题“南苑胜景”四个字吧。王老再没说什么，我示意刘经理快准备文房四宝，刘说已准备好了。王老站在桌前挥笔写了“南苑胜景”四个字，端详了一会说：“胜字没写好，重写。”魏利斌同志抢先一步把这幅字先拿走说留纪念了。王老又挥笔在四尺宣纸上写下了“南苑胜景”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落款是“九十二岁王世泰”，在场的人热烈鼓掌，刘经理如获至宝，连说谢谢王老。应我的请求，王老又给我写下了这四个大字并署了名，这幅字我将永远珍藏。第二天上午王老带我们看了市容，专程到铁路工程指挥部旧址回忆了当年在此指挥修建铁路的往事，感慨万千，说：“全国刚解放，百废待兴，要办的事很多，中央决定修复宝天路，新建天兰路，又接着修兰新路，决策是英明的，对西北的发展至关重要。资金不足就决定要军队来承担，克服了多少困难，不容易啊！铁路通了之后，老百姓像赶集一样来看热闹，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当天下午随行的家人和工作人员有的没来过天水，市人大同志陪他们去参观伏羲庙、南郭寺等景点，我陪王老在宾馆聊天。王老给我讲了很多军队、铁路和地方上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给我影响最深、震动最大的是兰州解放后，中央决定他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的事，王老说：“全国大部分已解放，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1949年8月上旬，我仍在二兵团任政委，参加制定了解放兰州战役的方案，正在作进军兰州的准备工作。一天，突然接到彭德怀总司令的电话叫我，去了才知道决定我和一位战斗英雄作为二兵团的代表上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我非常高兴。参加政协会听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重要报告，讨论了建国的各项大事，会后又通知我们参加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副主席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和宋庆龄等高级民主人士，看到新中国已突现出欣欣向荣、气象一新的局面，内心激动得很。参加开国大典以后，有一天贺龙司令员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我到甘肃省政府担任副主席，主席是邓宝珊。听到这个消息，我从内心难以接受，一再向贺老总表示，我从小参军，一直在军队工作，对地方工作不熟悉，邓宝珊是资深国民党高级将领，是国民党元老，战争年代还和他打过仗，和他搭班子恐怕不适应，请求中央另选人，我还是留在军队工作好。谈了很长时间，贺老总看我态度坚决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就说叫你去甘肃是毛主席点的将，我是奉命给你谈话，你要是不愿意找主席谈去。我一听这话没有余地了，赶紧改口说贺老总，既然是主席点的名，中央已经定了，我坚决服从，尽力做好工作，和邓先生搞好团结，请中央放心。听到这里我打断了王老的话题，说：“王老您是老革命几十年，只知道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党叫干啥就干啥，当年如果你不到甘肃还留在军队，随二兵团和许光达司令员一起组建装甲兵，现在恐怕不是这个待遇。全国解放时你已是兵团政委，同你职务差不多或比你职务低的人现在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政协副主席，你还是个正省级，不公平。论资格，论功劳，论苦劳你都有，老实人就是吃亏，你应该到中组部反映反映。”听了我说的话，王老立刻严肃起来，反问：“你咋能这么说呢？革命初期和战争年代牺牲了多少能干的优秀人才，和我一起出来参加军队的青年，今天大家还在一起又说又笑，明天出去打仗就回不来了，他们怎么办啊！我们总算活到今天了，看到胜利了，过上好日子了，是很幸运的，我怎么能到中组部说你们应该给我安排个什么什么职务。我王世泰参加革命时从来都没有打算当个什么官，从来都没有向党伸过手，打仗时连死都不怕，现在还计较这个。”王老的一席话说的我顿时语塞，感动不已说了一句“王老您这么说我就没说的了。”对照王世泰同志的这种无私无畏，忠诚党的事业，不计名利的高尚气度，我们自愧不如，心想有些人打官腔、唱高调，有的跑官、要官、买官，当了官以权谋私，相比王老又作何感想呢？

根据王老的时间安排，即将动身去宝鸡，这时天水市农行分行的几位行长来看我，我向他们介绍了王老，何俊卿行长说王老的大名早就听说过，今天能亲眼见到真是三生有幸，一定要设宴为王老送行。王老和善的对他说：“你们工作很忙，就不必了吧。”我看他们对老人家的一片真情，就和市人大刘副主任从旁帮腔，王老才同意了。在吃饭中间王老又说到修建天兰铁路和天水的风土人情以及困难时期天水抢救人命的事，很多情况都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农行的同志深受感动，都说王老记性好，了解的情况多。饭后王老还给他们赠送了《王世泰回忆录》。

次日早餐后，我们正准备离开天水启程时，宝鸡市人大办公室的主任打来电话询问我们出发时间。我说大约是中午11点半左右能到宝鸡。到宝鸡饭店，市人大主任已在门口等候，热情的问候王老，请他在宝鸡多住几日，并说宝鸡也是王老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希望王老能多看一些地方。王老说：“这次来主要是到铁路烈士陵园凭吊一下为修建宝天、天兰铁路而牺牲长眠在这里的烈士，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了，当天要赶到西安去，向陕西省委送书（《王世泰回忆录》），这次就不住了，谢谢你们。”饭后下起了蒙蒙细雨，王老冒雨到铁路烈士陵园，先参观了展览室，室内挂着当年的一些图表和先后参加修复宝天线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单，展柜里摆放着一些当年修建时用的器具和烈士遗物。王老一下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边看一边给我们解说，他意味深长的说：“那时刚解放，条件极差，几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主要靠解放军战士，动员民工和少得可怜的工程技术人员，凭借着洋镐、铁锤、炸药等简单工具，把被敌人破坏了的桥梁、隧道修复好，保证提前通车。那时生活条件很苦，住的是帐篷、民房、山洞，吃的很简单，大锅煮白菜、萝卜、洋芋，馒头、面条就是好饭。就这样，大家毫无怨言，团结一致，夜以继日的拼命，完全靠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随行的人员个个都全神贯注的听王老讲说，又上了一堂生动现实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从展室出来，就到烈士纪念塔，我们跟着王老围着纪念塔绕了一周，塔的正面是彭总和习仲勋同志的题词，塔的背面是碑文和烈士名单。王老指着名单说：“这里面有解放军指战员，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普通工人和民工。”他指着几个我们谁都不曾听说过的名字说：“这几个同志（其中有个女的）是从北京、西安等地来的大学生，是工程的技术骨干，他（她）们用简陋的仪器测量、设计，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施工现场，为了修建铁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太可惜了。”接着他叫秘书念碑文，他听的很认真，当念到落款“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时，老人家表现出无限的怀念之情。随后我们深深地向烈士纪念碑鞠了躬，就离开烈士陵园上车，到了高速公路入口，王老对我说：“你还有很多工作，西安就不必去了，我们在西安住一两天，就去深圳，谢谢你一路操心照顾。”魏乃同志走下车和我握手道别，表示谢意。我连忙说，这都是应该的，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希望王老和你多保重，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一定尽力。望着王老乘车远去，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随王老，聆听他的谆谆教诲，确实受益匪浅。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尽是我最后一次和王老在一起。

王老在海南休养期间，我只去看望过一次。后来和魏乃同志通过几次电话，根据省上的规定，对王老的秘书配备以及更换坐车、购买住房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进行了办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是我们办公厅应当做的事，尽管还不周到不完善，而王老和魏乃同志一再表示谢意，给了我们很多鼓励。每年春节王老都要托人给我送来印有他的照片和魏乃同志签名的贺年卡，并委托我给郑世平、李治文同志转交他的贺年卡。曾经给他当过多年秘书的韩肇文副秘书长，每次从王老那里回来都要对我说王老问候你呢，王老不只一次的说：“罗正亚，那是个好人，办事认真负责。”我想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不过给王老和其他老同志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尽了一点应尽的职责。况且并不完美，却得到了王老这样的评价，很惭愧。在回忆了这些零零星星在王老身边工作和王老接触的情况后，更加激起了我对王老的崇敬和怀念。他的革命精神、人格品德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和典范。特别是得到王老说我是一个好人的评语，我从内心感到今生今世莫大欣慰。有感而发，写了一幅挽联：“赤胆报国忠心为民身行以范有口皆碑；高风大度亮节感人铮言教诲刻骨铭心”，作为对王世泰老人家的永远怀念。

（《怀念王世泰同志》省人大办公厅出版与罗正亚（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农行原行长）合写）

注：2010年3月17日是王世泰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共甘肃省委举行了座谈会，大家都深情地回顾了王世泰同志一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参加完会议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故写拙诗一首赞王老，并敬送给了王老夫人魏乃同志。

王公华诞百周年陇水岷山思万千投笔从戎明远志献身祖国仰群贤蒙冤数载心不悔荣辱沉浮气浩然世泰勤廉聆教诲英名伟业树尧天

（参加中共甘肃省委“纪念王世泰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有感，于3月22日在百度网甘肃诗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