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音乐的时刻

阮义忠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每回换居所，我都要先决定聆听音乐的角落，再以其为中心发想、布置。哪怕再便宜的音响，我也能将之放在效果最佳的位置，让它物超所值。服兵役那三年就不一样了，一切只能将就。

20世纪70年代，在卡式录音带还没发明之前，民众只能听黑胶，而最轻便的携带式唱机也如小手提箱大小。哪像现在这么好，iPod、手机往口袋一放就行了。

新兵训练时，每天能听到的只有营区喇叭播放的军歌，再加上从早到晚训练，只求能睡个好觉，全身的音乐细胞都在整日烈阳之下被烤干了。

受训完分配到单位，我立刻搞了台手提黑胶唱机，但睡在集体宿舍，怕吵到别人，只有尽量不听。假日最大的乐趣便是找个西餐厅或咖啡馆，在里面一泡就是大半天，尽情享受外国电台流行歌曲排行榜。名次每周都有上上下下的变动，听到自己喜欢的曲子升上榜首时，兴奋程度不亚于投票的那些人。

那阵子，最常听到的歌就是希腊乐团爱神之子（Aphrodite's Child）的《雨和泪》（Rain and Tears）。走在大街小巷，无论经过咖啡厅、唱片行甚至鞋店、布店，都会听到这首歌传出来。曲调伤感，却让我联想到在沉闷无比的营区一待六天、终于有一天能自由自在溜达的雀跃心情。

当兵的最后一年，我被调到运补舰服务，日日在海上漂泊。因为是通讯士官，工作岗位在全船最高处——驾驶台正上方的瞭望室，旁边还有旗台室及灯号台。比起其他单位，工作空间算是宽松了，但除了信号员与高阶长官，别人不能来。我跟两位同袍日夜轮三班，每人工作8小时后，再返回窄到不能再窄的三层吊铺卧舱休息。

瞭望室是个密闭铁壳，里面的高脚凳、工作台也都是铁板。夏天热得像烤箱，摸到哪里都是烫的；冬天冻得像冰窖，穿再多也打哆嗦。但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角落。放上黑胶，整个人就像钻进一只大音箱，每首歌的节奏都格外鲜明、音色特别亮，廉价唱盘的功放缺点被弥补了不少。

无论是打着赤膊、裹着军棉袄，音乐一放，军旅生活的枯燥、郁闷顿时退至天际，整个世界就只有我和音乐。有音乐的陪伴，我才能继续创作，除了写情书，还完成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访问记，于《幼狮文艺》杂志连载。40多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这些文章集结为《未完成的梦：海外画家访问记》出版。

在那段单调乏味、每天数馒头的日子里，我有时甚至觉得听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让呼吸、脉动与音乐合拍就行。

听得最多的就是美国流行音乐，那年头流行四人组合唱团，无论是“披头士”（The Beatles）、“四兄弟”（The Brothers Four）、“滚石”(the Rolling Stones)，人人留长发，身着大同小异的喇叭裤、衬衫、皮夹克，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他们向往个人自由、心灵解放，也将这些追求反映在衣着上，很少有人正经八百地穿着礼服唱歌，演唱会通常也没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效果。

偏好伤感、浪漫、有催情效果的歌，最常听的就是面包合唱团（Bread）的抒情歌，具有催眠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假如》（If）、《吉他手》(Guitarman)、《爱太多》(Too Much Love)、《美国女人》(American Woman)这些歌，令我感觉自己仍然身在滚滚红尘，而非身处无边无际的汪洋之中。

然而，也是在海上，大自然向我掀起面纱的一角，允我窥视她的神秘与浩瀚。风平浪静的夜晚满天星斗，而每当明月高挂，海面便会映出一条长长的、温柔的银河。

运补舰轻轻滑过汪洋，叹息般的浪声、心跳般的引擎声清晰可闻。然后，突然，所有声音都消失了，沐浴在那奇特光线下的一切却为之苏醒，那么真又那么虚幻，美得仿佛属于另一个星球。

巨大的静默渗入每一个毛孔，将我填得满满的，一时之间竟感觉，仿佛可以不需要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