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一八九三——一九三0

前苏联诗人。他为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的长诗《好！》以及深切悼念和热情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长诗《列宁》是代表作。他还用作画、朗诵、演讲等多种方法歌颂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他的讽刺喜剧《臭虫》、《澡堂》曾是苏联人民家喻户晓的作品。

这里收录了他的几篇演说。其中，《艺术滚开，生活万岁！》是诗人在基辅列宁剧院即兴发挥的。人们原定请他作有关左翼阵线情况的报告，谁知他被某些离经叛道的诗人所激怒而改变主意。他克制住冲动的情绪，以解嘲的口吻谈到了有些人对创作所特的轻视态度；以浅显的比喻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作了戏谑的说明。我们能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戏谑其实是“哀”与“怒”的异化。《向上帝进攻》寥寥数语，用词洗练而不乏幽默，语带伤感而不失辛辣。他告诫人们要警惕敌人以宣传宗教为幌子破坏革命。通篇的幽默感体现在讽刺和嘲笑很有分寸，恰到好处。《讨论“澡堂”时的发言》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讨论他的《澡堂》一剧的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这部创作于20年代的讽刺喜剧公演后，产生了轰动效应。这出戏揭露了小市民心理，勾画了钻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者的种种丑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因而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面对观众说三道四的议论，诗人一一作出了解释。他选取不同角度巧妙回答许多现场提问，诙谐语言比比皆是，显示了诗人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和十分精熟的演讲能力。

1924年1月16日

今天到剧场来的无论是母亲也好，大婶、父亲也好，个个都会当着自己熟人的面吹夸一番自己的儿女或侄女，说他们会缝制靴子，会烧可口的饭菜，在命名日那天还会在纪念册上题两行诗，画个小猫头什么的。处处地方人们都会这么夸赞。前面说的缝制靴子、烧菜我们称之为“简单劳动”，是由工人去干的；而后者称之为“艺术创作”，那可是要由挑选出来的“知识分子”去从事。情况就是这样明摆着。

今天也同样如此：不劳动者不得食。艺术在某些地方正在变成“挑选出来者的劳动”，而在我们这里（左翼阵线）变成“一般性劳动”。

“艺术创作”正在被今天基本消费者的需求认可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它并非等同于“休息”、“消遣”一类的词语，而是将那些能促进、调遣我们生命活力的词语进行再加工。

在艺术创作的战线上，遗憾的是供给依然几十倍地超过需求。这需要坚决改正。

谈及当今文字工作者（语言组织者）的任务，我们必须仔细琢磨旧时所储备的文字材料，从中创造出能描述现时生活的新语言。活生生的当今语言我们必须留存下来，剩余的全都扔到污水坑里去！

词语就像社会结构、就像生活、衣服和空气一样，它需要“通风”、“清刷”和“洗涤”。

艺术应该和生活紧相交融（后者对它有强化功能），艺术要么和生活融为一体，要么死路一条。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杨伟民译红帆校

1929年9月23日

同志们，苏联作家协会委派我向第二届无神论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同志们，接受这样的委托我很难为情，本想回绝，因为这样来祝贺我觉得多少有点空洞。倘若他们交给我两三部反宗教题材的剧本，或是10到15部同样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也许我会爽快而来。我会把这些书朝讲台上一放，瞧，这就是我们给你们的贺词。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们反宗教的作品尚很贫乏。我们曾出现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无比的上帝的反叛者；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比伟大的寻神派和造神派；我们还有过简直是还要伟大的信神狂，无以计数多情善感的芸芸众生应声虫似地跟着附和：至亲至高的上帝，给我降下一点爱的甘霖，为你的奴仆搭建好树叶铺成的最后墓床。……

我们尽管能十拿九稳地识破天主教长袍下法西斯的驳壳枪，也可以百发百中地从牧师的法衣后面辨别出富农的短筒枪，但该死的神秘论用成千上万其他的手腕花招，经过艺术的包装来禁锢我们的思想。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披着长袍奸污少女的天主教神父已经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不穿法衣，妖言惑众的平民化牧师。我们会用自己的作品来响应代表大会的号召。我们今天应该完全负责地说，对于无头无脑便给自己灌输宗教感情的教民，数十年来，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理解的话，那末我们就该把那些仍在自觉为散布迷信而写作或热衷于此的作家划归为骗子、傻瓜一类。

同志们，革命前，有神论者集会时，总是以“上帝保佑”的颂词作为结束语。今天我们的代表会议将以“向上帝进攻”而降下帷幕。这就是我们当今作家的口号。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杨伟民译红帆校

1929——1930年

（在第一模范印刷厂俱乐部，1929年10月30日）

我想针对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谈两句。首先应该申明：我从不把一部作品当成是完成了的，成功了的。据说是我已“为自己耸立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我坚信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并常常跑到他们那儿去求得帮助，让那座非手造的纪念碑改制成手造的。人们所有的意见我都重视，并尽量采纳。

利亚霍韦茨为此指出，我在嘲讽当前的困境。他援引波别多诺西柯夫向打字员口述的话来证实这一点：他说，从前电车票五个戈比，而现在要十戈比。然而我在这里讥讽的不是我们的困难，而是官僚主义的处理方法。官僚主义者仍然觉得没什么，一切都称心。可我们要说：以前坐车五戈比，现在要变成四戈比，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现在的电车票价定在十戈比也是从适合工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的。我的整个剧本就好比这个例子，是拿它来抨击官僚主义者。我再举一个例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他的戏不多，总是千方百计给谢尔盖·尼季基奇挂电话，若不同意，便给尼坎德尔挂，再不同意，还有谢苗·皮拉米陀诺维奇。所有这些典型综合在一起，构成了官僚主义者的形象。

有人指出，丘达科夫发明的时间制造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不对，同志们，我们的五年计划要在四年完成，这件事本身就像某种时间创造机也参与了一样。四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为达这一目标，我们调节好自己，安排好时间，等于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安装了一台加速器。

随后，有人说，我给自己的发明家起名叫“怪人”。我在发明家代表大会上曾有过一个发言，我知道发明家往往总是些古怪人。他们老沉湎于自己的设想，一些事务问题总希望其他同志能谅解、关照。他们只顾从事自己的研究，而官僚主义者常常成了他们研究的拦路虎。我不想把官僚主义者塑造成稀里糊涂的样子。

还有同志说，结尾欠完美。梅耶荷德也给我指出，用燃放烟火来解决矛盾也许过于简单了。这仅仅是表面华美而已。我却以为，结尾既要有宣传鼓动性，也要出其不意。我还想这将会很有意思，剧场至今没有采用过这种形式。我希望既能达到宣传目的，让官僚主义者曝光，又能在收场时放烟火，这样也不必去大剧院了，眼前的这块地方简直不是一般的剧场，而成了文化休息公园里的露天园场。这就是我的看法。然而，同志们，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用廉价的效果遮掩重大的问题。我既希望宣传、鼓动，也希望能轻松愉快、有声有色。

我十分感谢柯罗节耶夫同志对我的鼓励。如果工人们不理解我，我想他们也会坐不住。而我看见的是：他们坐着、听着。作品中需要笑的地方他们也都笑了。这说明他们看懂了，否则干吗要笑呢？有些同志责怪我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作了两次发言后，方到这儿来，其实是误会。同志们也许以为我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对那些从索洛柯夫到这儿来一天的人作了报告？那里的听众也很有修养，我同样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坐在那里的听众也都是苏联的职员、大学生、工人，其中有150个座位，由我自己来安排听众。因此，有人以为我会去巴结讨好某人，纯属不可能。我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到主人这里来。要是我来了，央求你们听一下，没人答应，则当作别论。我不会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你们：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我的的确确希望能看见和听见我所搞不懂的事。你们了解一些我所不知的事物，反之，我懂得的一些事物你们也许不明白。我非常感谢听众的关照，并保证在你们这儿朗读我自己所有的作品。

（回答听众小纸条上的问题）

问：你为什么把此剧称为正剧？

答：这是为了更引人发笑，其次，官僚主义者难道还算少？难道不能算作我国的正剧？

问：你的这部作品是写给谁看的？工人们理解不了你，不会去读它，知识分子却又在骂你。

答：这类纸条我无法接受。他们既然没读我的作品，又从何得知无法理解呢？如果他们说：“你的作品我读过了，可真糟。”这对我来说，可真要我的命了！因此，同志们，这类纸条对我没什么太大用处。而至于知识分子在骂我，别忘了，知识分子可以是句骂人话，也可以当作工人知识分子解释，那就当作别论了。

罗高金斯卡娅刚刚发言道，《澡堂》比《臭虫》好。我是个无所谓的人。只是在我死后，你们才会说，死了一位多么精彩的诗人。我希望自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进。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雅可夫斯基写得不错：在某年写了一部出色的作品，而今年又写了老一套，我看那就完蛋了。你们认为《澡堂》比《臭虫》强，那说明我的《臭虫》使你们的戏剧趣味稍有提高。

（在“无产者”俱乐部，1929年12月4日）

同志们，刚刚递上来一些条子，几位同志在讨论会上也发了言。有人说，官僚主义被曝了光，但站在它对立面的典型形象却没有，没有正面人物，这是最主要的。这也许的确是我作品的缺点。我想写，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建设的时代。我不仅想写批评性作品，而且还想写一份充满朝气、充满激情的总结，来描述工人阶级怎样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看来，这不止是这部作品，而且也是我所有作品的缺点。同志们说，作品没有指出怎样去和官僚主义斗争。其实，党和苏维埃政权已经指明，用铁扫帚把党和苏维埃政权机构来个大清洗，把我们队伍中所有搭官僚主义架子、弄虚作假的人统统清扫出去。

我这部剧本并无新意，党也知道这一点。它只不过是那把清扫过垃圾的铁扫帚中的一根铁条而已。我不奢望能起更大的作用了。

会议深深触动了我，因为与会者都那么认真、热烈地研讨了我的作品。上届会议我的听众从职工工种来看，更有资格些。他们都是印刷工人，成天和书打交道。我原以为今天换了一个地方，大概会落入被冷淡的境地。

我无数次地把内心的这种不信任感克制住。同志们逐字逐句地给予我宝贵的指教，并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部作品。现在，我只想说一句：你们的关照使我精神大振。我明白了，最普通的听众和读者已经完完全全能理解我。在这部作品里如果我没把必须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么下一次我一定会做到的。

（在出版界之家，1930年3月27日）

同志们，我的躯壳生存了35年，所谓的创作生涯也已度过了20个春秋。在生存的每时每刻，我都在用自己肺部的张力，用自己嗓子的音量、朝气，声嘶力竭地证实着自己的观点。我不怕自己的作品被淘汰。最近酝酿着一种说法，认为我是公认的天才，而《澡堂》正把这种意见驳倒，我很高兴。我一边从剧场走出，一边擦拭自己饱满前额上的唾沫，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澡堂》观后，意见分成两类：一类是，“太棒了，从来没这么乐过！”；另一类则是，“真无聊，一出讨人厌的戏”。我也可以轻飘飘地说，我的剧本不赖，是给演砸了。这样未免太轻率了，我不打算这样处理。这部作品优点、缺点的全部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但也有另一种不可比较因素存在。例如，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说：“大家请看，纽约镇压共产主义游行示威要比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来得好。”这样的评价不是衡量事物的真正标准。首先应注意人们对这部或那部作品在当代的需要程度。如果它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便应该说：“这部作品没打响，真痛心！”如果它对我们有害，则应该为它的不成功而庆幸。

这出戏的基本意义并非包含于心理上的揣摩之中，而是着眼于诸多革命问题的解决。我把戏剧看作反映政治口号的舞台，试图寻求完成这一任务的形式。我首先要申明，戏剧是舞台，另外也是一项娱乐性事业，即应该是欢乐地谈论时政问题的舞台。

有人说，《澡堂》演糟了，《澡堂》失败了。失败在哪里？什么地方演糟了？难道就因为《共青团真理报》的某位仁兄偶尔尖声尖气地叫了句：没什么可笑，或者某人觉得海报画得不对劲，他不喜欢？我干这行20年，难道能以此为追求目标吗？不，我追求的是具有现实价值的文学、戏剧材料。它们都存在于形形色色的事物之中。这类材料对我来说，价值何在呢？价值首先在于宣传，它以朗读台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价值还体现在所有滑稽可笑对话的背景上，剧本从头至尾都作了这类处理，我很清楚，我所写的每一句台词，从开始第一个字到结尾最后一句话，都犹如在写最美的诗篇，一丝不苟。恰罗夫在证明我写得不俏皮时，引用了三句台词，刚好都是演员临场即兴发挥的语句。

从戏剧效果看，要处理演出问题，我们感到舞台空间的不足。我们拆毁了厢座，拆除了四面墙壁，如有必要，我们还要拆去顶棚。我们想把六场或七场中的个人表演转变成群众场面。我可重复唠叨十遍，在这方面我将不得不跟观众、跟旧戏剧观发生冲突，这是可预料的。我明白，想必梅耶荷德也懂，如果我们严格遵照作者的提示来布置舞台，那末我们的剧场效果会更好一些。而现在我们是以游艺演出的形式来取代心理剧的。今天工人们在《莫斯科晚报》上批评了我，有一位说：“这是滑稽戏！”另一位说：“是木偶戏！”巧的是我正希望它又是滑稽戏又是木偶戏。还有一位说：“毫无艺术性。”我太高兴了，我不希望有什么艺术性，我力求没有艺术性。

我们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先锋派艺术家，但也从来不是尾巴主义者。我一直认为，苏联提出的思想是最先进的思想，在戏剧领域我们代表了主流。在创作道路上我们会犯几十几百个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对我们来说，要比表现男女通奸题材旧式戏剧的成功经验更为有用。

译自《马雅可夫斯基全集》杨伟民译红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