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让是为了更大的成功

退让是为了更大的成功

生活中我们一定会遇到我们不能解决或是无法确保胜局的事，如果我们强行往前冲，那一定会头破血流，甚至身败名裂，这时，我们就需要明智地、果断地退让。退让是一种低姿态。当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进行适当的退让，不但可以保存自己，让自己处于更加有利有位置，而且还会博得以后的大成功。才智超群的人广博豁达，自然不会急躁、轻狂。丰富的知识使得他们的思想深沉，涵养有素，懂得低调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粟裕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了好几万人，并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粟裕为苏皖军区司令，任命张鼎丞为副司令。接到电报后，粟裕对中央的任命深感不安，便向中央和华中局发了电报，请求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做他的副职。一段时间过去了，粟裕没有收到中央和华中局的复电，他当机立断，命令相关部门暂不发任命文件；接着他自己又向中央发出加急电报，详述了自己要求改任的理由：张鼎丞是前辈，资格与能力均超过自己许多，而且他的战功卓著，政策水平也相当高，声望更更加显著，理应由他来当司令。由于粟裕从大局出发，深谋远虑，句句在理，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

1948年5月，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央鉴于粟裕对淮海战役的设想步骤比别人早，准备也早，决定调陈毅和邓子恢两位同志到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的司令、政委。这时，粟裕又一次提出请求，他从华野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华野离不开陈毅，陈毅也离不开华野，应该由陈毅任军区司令，而自己愿甘居副职。

在职位高低上的一再谦让，体现了粟裕的风格。高风亮节和独具慧眼的战略目光体现了粟裕将军的人格，更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居功不傲，谦让禅贤，也是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品德。

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信。弟弟曾国潢在信中说，家里为了盖新宅子，与一墙之隔的邻居为地界发生了争执，对方闹得很凶，甚至要打官司。曾国潢愤愤不平，想借助曾国藩的权势压服邻居。曾国藩收到信后，想起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他给弟弟曾国潢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张英的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曾家人读了曾国藩的信和诗茅塞顿开：是啊，让他三尺又何妨?所以他们将自家的地界向里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让邻居十分感动，于是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还将其转让给曾家扩建新宅……

退让，让几乎反目成仇的曾家和邻居都化解了怨气，并增进了感情——你能说退让不是息事宁人、获得双赢的明智做法?退让是一种务实、圆融的智慧，是中庸哲学的体现，而做人低调者，都善于退让。

人生在世，立身处世，我们应该做到事事谨慎，不能只进不退，更不能居功自傲。

东晋初期，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王导，西晋灭吴后，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并想要进一步图谋天下。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士族阶级都不理他。为了让东晋王朝在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吴境内得以建立，王导必须先树立司马睿的威信。于是，他精心安排了朝见司马睿的仪式。当时，整个场面非常威严，南方士族不由自主地都敬服拜于道左，司马睿由此威信大增，王导也因之备受宠信。司马睿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忘记王导的辅佐之功，多次请王导与他一起接受群臣们的朝贺，享受帝王一样的尊荣，但是王导坚决推辞，他认为这于礼不合，司马睿因此而更加倚重他。公元322年，王导的堂兄王敦认为司马睿远贤近佞，打算起兵讨伐他，另立国君。但是王导不同意，王敦只得作罢。公元323年，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敦便派他的兄长王含进攻建康，要推翻司马氏自立。王导发出檄文讨伐王含，又用计打败王含，保住了司马氏政权，从而进位太保。但他没有居功，也从不坐御床，深得各朝皇帝的信任和大臣的拥戴。

由此可见，王导是深明退让之道的。他为了家族和利益，自己从不居功；在家族中有人想造反的情况下，居然能全身而退，依旧荣耀不衰，以至于民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就是王导退让的结果。如果他也骄横跋扈的话，也不会风光太久。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那就是”无为”与“不争”：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不要硬“作为”，避免遭遇不必要的损耗和挫折；要学会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学会妥协和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