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客卿，中西合璧

重用客卿，中西合璧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如今，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李嘉诚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间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业务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李嘉诚器重他，不仅看重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重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另外，青洲水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谙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趋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李嘉诚的“内阁”可说是最科学的组合，无可挑剔，堪为楷模。

李嘉诚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对儒学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长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在李嘉诚的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相反，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不用说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就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李嘉诚成功哲学:

李嘉诚说:“在我心目中，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肤色，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即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他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是自然的，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