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山市的香山县铁城东门城墙遗址
唐宋以前，广州以南的海域，海岛星罗棋布。宋人邓光荐曾写道：“番禺以南，海浩无涯，岛屿洲潭，不可胜计。”据地质学家研究发现，今天广东的珠海市和中山市在宋代以前仍是一片汪洋，露出海面的一些岛屿就是南宋时期设立的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广州市番禺区部分地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带）。后来，朝廷在香山县的山场村设立香山场，设官煮盐。
宋元时期的香山场社会
据当地的志书记载，山场村的开村人是谭氏，他们从唐朝时期就生活在这里，同陆氏、洪氏、萧氏共同成为香山一带的大家族。这一地区的人们“不事农桑，不隶征徭，以鱼盐为生”。宋代设立盐场后，这里盐灶兴旺，富甲一方，鲍氏、吴氏、黄氏等家族陆续迁来从事海盐生产。后来者鲍氏逐渐取代了谭氏，成为香山场一带最大的家族。
宋末元初，广南东路成为南宋政权退守的根据地，战事频发，而香山地区更是宋元两军交战的核心地带。元初，香山场盐民陈良臣率领东莞、香山一带的盐民、盐贩万余人进行起义，他们“聚致千艘，所过州县倾动”。陈良臣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起义很快就被朝廷镇压了,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到这一时期香山社会的复杂和不安定。
香山盐场所在的两广地区距离中原文化中心较远，唐以后，宗族势力普遍较为强大。这些宗族大都自成团体，彼此间常常发生利益之争。宋元时期，香山盐场的各大家族势力就时常围绕盐灶、地界等事发生争执。如何对盐场进行有效管理，如何协调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摆在盐官面前的难题。
鲍氏家族成员鲍俊的“石溪摩崖石刻”
《十排考》
在清末时期的《香山翠微韦氏族谱》中，收录了一篇名为《十排考》的短文。在这篇600余字的短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朝初期秩序井然的香山社会。明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在广东设置盐课提举司，管理包括香山场在内的各个盐场的场产和盐税。
政府为香山盐民设立了灶籍，“灶排二十户，灶甲数十户，分为上下二栅”进行管理。所谓的“栅”即是“册”，有政府登记户籍之意。洪武年间被编入灶籍的香山盐民约有六七百户，盐丁两万余人。灶排之间相互称为“排亲”，他们拥有在城隍庙举行迎神赛会的祭祀特权，这是利用民间信仰促进盐场内部团结的一种特殊方式。
明正统十一年（1446），广东南海人黄萧养（？—1450）因抗缴租税、痛殴恶霸而被判入狱。后来他遇到朝廷大赦而获释。不久，他又因贩卖私盐而被捕，囚于广州都指挥使监中。明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越狱，举旗反明，义军迅速扩至10万余人。起义军劫杀了许多无辜的盐民，动乱之后香山盐场盐丁四处流散，盐业生产难以维持稳定。盐道官员只好采取拨补灶丁的措施勉强凑够灶排20户、灶甲数十户，来努力恢复香山盐场的生产、生活秩序。
黄萧养石雕
沙田开发与盐场裁撤
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向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将包括香山盐场在内的广东四大盐场裁撤。乾隆议准。香山盐场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论起盐场裁撤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水陆界限的变化。
明中期以后，受自然潮汐和上流河流沉积作用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变成陆地，海岸线逐渐南迁，原来的沿海盐田离海越来越远，失去了原有的生产条件。此外，人工开垦沙田的活动形成热潮，也加剧了水陆边界的变化。沙田出产稻谷，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有明一代，珠江三角洲继宋元以后进一步成为粮食的采购点。嘉靖年间（1522—1566），香山一带的沙田数额就已达35个之多。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香山县一度出现“大小黄圃之沙垣弥多，顺民告承接踵”的现象。
香山场盐民的身份也开始向农民转化，盐田所剩无几。一时间，香山场出现了无盐可卖的现象。明朝末年，香山盐场大使被裁革。到了清初，在政府的调控下，盐场恢复了短暂的生机。但是，人为的政策抵不过自然环境的变迁，水陆界限的变化使得香山场已不再适合海盐生产。乾隆五十四年（1789），香山盐场终被裁撤。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珠海市北的山场社区也不复当年模样。但是，山场社区人仍坚持着“灶排二十户”的习惯，如今在山场城隍庙里，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香山盐民的后人虔诚祭祀的身影。
香山场图（出自乾隆《两广盐法志》）
个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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