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利益驱动

3．1．1　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3．1．1．1　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短期经济复苏与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经济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增长了几十倍。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背后是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索取和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资源消耗迅速，一些国家或地区能源资源相对枯竭，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给全球带来温室效应，气候变暖给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作为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迫切希望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同时，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英国有义务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因此，出于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考虑，英国于2003年提出了低碳经济的理念，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见，低碳经济的提出最初是出于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而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波动的国际行动不断走向深入，发展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双赢模式日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人均收入下降，全球贸易量下滑，失业人数剧增。与此同时，正在酝酿中的气候危机、潜在的石油危机和食品危机以及持续的水荒，各种全球性的危机结合在一起，严重威胁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然而危机总是与机遇并存，每一次危机的背后孕育着新的变革。一些政府在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状况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棕色经济”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为了让危机过后的经济不再回到传统经济的模式，各国政府积极推行“绿色新政”，通过全球协作开展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和政策措施，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解决短期经济危机与应对长期气候变化的基本战略。

3．1．1．2　世界各国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

欧盟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作为最为积极的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英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政策，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6月，英国出台了《气候变化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法案，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第一个为减排温室气体立法的国家。该法案要求到2050年，英国碳排放与1990年相比减少60%，从根本上实现低碳经济国家的发展目标。同时，英国积极利用政策工具，自2003年以来，启动多项清洁能源研究计划，积极倡导碳捕获与储存（CCS）技术，禁止新建燃煤电厂并对原有煤电厂进行技术改造，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提出到2016年所有新建住宅全面实现零碳排放。2009年7月英国正式发布了《英国低碳过渡计划》，提出到2020年将英国的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34%^[1]，主要减排领域涉及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多个行业。此外，英国还综合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引入“碳税”“碳金融”等激励措施，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国内企业减排。德国在2007年开始进行低碳发展的相关立法活动，并将环保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计划在2020年低碳产业超过汽车及机械制造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法国增设二氧化碳排放税，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大力发展高速铁路，计划创建“零碳经济”。丹麦率先采用绿色能源模式，在减少能源消耗方面成为全球典范。在平衡与协调各国的基础上，2008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能源一揽子计划，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该计划规定，欧盟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至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到20%。2011年欧盟又发布了《2050低碳经济路线图》，提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95%的目标。根据该路线图，欧盟委员会预计未来10年至少需要增加500亿欧元的研究和示范资金，而未来40年至少需要达到每年2700亿欧元的总投资。

美国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政策创新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共和党布什政府时期与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时期。尽管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这一时期通过了两个重要的能源法案，分别是《2005年能源政策法》和《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可替代能源为主要目标，消减温室气体排放。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积极推行绿色新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如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出以节能增效、降低污染为目标的绿色能源环境气候一体化的振兴经济计划，促成了《2009年恢复与再投资法》的通过，实施总额为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定划拨约500亿美元用于开发绿色能源和提高能效，其中14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45亿美元用于改造智能电网等^[2]。同时，美国还计划大力开发碳捕获和储存项目，积极投资碳捕获和储存项目实验。2009年6月，在奥巴马的积极推动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该法案规定到202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3]。同时引入“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并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

日本受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能源非常有限，因此极为重视新能源的开发，致力于建设低碳社会。2008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著名的“福田蓝图”，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的正式形成。日本提出了到2050年使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80%的长期减排目标^[4]，并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为日本建设低碳社会提供了行动纲领。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在2009年4月公布了规模约1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约5万亿日元规模的稳定就业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紧急对策”、6．2万亿日元规模的着眼今后增长战略的“投资未来”以及4．3万亿日元规模的“刺激日本的活力”三部分。在这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日本把投资低碳经济作为最为核心的内容，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例如，到2020年，达到低碳技术世界领先水平、实现太阳光发电与节能技术世界第一、最早实现环保车的普及、发展世界上最先进的低碳型物流、成为资源大国等。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5]，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推进日本企业进行温室气体减排。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贯是积极和负责任的。长期以来，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效率低下，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低碳经济为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带来了机遇。2006年，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评估了中国近百年来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对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作出了预测，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建议^[6]。2007年，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7]。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8]。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9]。2009年12月，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就已经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40%～45%^[10]。2010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7个产业选为重点培育产业。

总体看来，目前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从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制定和部署。低碳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发展低碳经济势必引发全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未来，低碳经济将是一国（地区）及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3．1．2　跨国公司低碳转型的经济利益驱动

金融危机过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努力探寻经济转型之路，纷纷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实施“绿色新政”。绿色新政的实施，旨在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同时解决目前同样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在中长期实现经济转型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各国的政策与资源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形态和全球市场，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以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低碳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和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跨国公司面临着新的经济利益驱动，促使其向低碳企业转型。这些经济利益驱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碳税的节约。

目前欧盟一些国家如瑞典、荷兰、丹麦、德国、英国等，已经开始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碳税，旨在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保护环境。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也将征收碳税提上议程。这意味着低碳发展时代，碳税将成为跨国公司面临的新的政策管制，增大了跨国公司的财务风险，而减少碳排放则可以直接降低税收成本。

（2）碳管制的规避。

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措施更趋多样化和隐蔽，传统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等贸易保护壁垒逐渐向技术、知识产权以及绿色贸易壁垒演变。在全球绿色新政的背景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在国际社会日益高涨，为实现公平竞争，也为相互监督减排责任的履行情况，碳关税和碳标签的概念随之提出。由碳关税和碳标签衍生而出的税收成本和技术壁垒正成为一种新的潜在贸易壁垒，影响着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及布局。面对严格的碳管制措施，跨国公司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实现跨国公司的低碳转型，降低政策管制的风险，提高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3）低碳市场的先机。

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竞争制高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代，得“低碳”者得天下。随着世界各国绿色新政的实施，全球低碳产品市场也会迅速增长。《斯特恩报告》作出预测，全球低碳产品市场到2050年可高达5000亿美元^[11]。联合国的研究证明，投资生态基础设施领域的经济回报和劳动就业收益要远高于传统的汽车制造、钢铁、信息等部门^[12]。实施低碳战略，有利于跨国公司抢占未来低碳市场的先机。

（4）碳资产的收益。

实施低碳战略不仅是为了节约成本和履行减排义务，跨国公司实施低碳战略还可带来碳资产的收益。在碳管制政策下，碳交易市场将迅速发展，由于世界各国的减排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区域性的碳价格也各不相同，促使减排成本高的企业积极与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进行合作，或直接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额。因此，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将直接为跨国公司带来收益。

全球绿色新政正在重塑全球市场和经济形态，低碳必将成为未来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所在。由低碳经济衍生的碳税、碳交易、碳金融等新事物一方面给跨国公司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面临着培育和发挥竞争力的新环境，只有转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加快低碳技术的创新和经营理念的创新，才能打造低碳竞争力，赢得市场先机。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对于赢利性的组织，低碳本身就是没有竞争力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低碳是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从产品角度来看，低碳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不是市场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商业属性的主体以市场手段提供公共物品，必将导致其成本的增加或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影响其竞争力。但实际上，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是不成立的，从实践来看是片面的，从道义上讲是狭隘的。因为一旦全球建立起基于低碳的市场竞争规则，高碳的产品（服务）就会由于不符合低碳标准而丧失竞争的机会，而低碳产品（服务）的竞争优势就会突显出来。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基于低碳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和加强。一方面，低碳经济政策和低碳立法不断出台，政策的导向性和法规的约束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碳税、碳标签等低碳技术贸易壁垒日趋严格；此外，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觉醒，低碳消费开始逐渐取代传统消费模式。这些新规则、新变化都在向有利于低碳的方向发展。在这些变化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跨国公司）必然会将低碳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在全球刚性碳约束环境下，谁能够摆脱碳，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胜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低碳发展就是提升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