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Alfred·Weber）、克鲁格曼（Paul·R·Krugman）主要是从集聚区位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韦伯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他把企业集群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3]
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促使地方集中化；
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组织的发展，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企业集群化；
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
第四个因素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企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用，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
韦伯还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企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韦伯在探讨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中的原因过程中，将这些原因归纳为特殊原因和一般原因。便利的交通促使工业集中于交通枢纽、丰富的矿藏将许多工厂吸引到它的周围，这些都属于特殊的原因。但是韦伯认为，特殊原因不具有理论研究的一般性，影响工业集中的一般原因更为重要。韦伯认为产业集聚的一般原因是因为多个工厂集中在一起与各自分散时相比，能给各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和节省更多的成本，所以工厂有集聚的愿望。集聚之所以能够给工厂带来收益或节省成本，又有多种原因，如专门的机器修理厂、靠近的原料供应点、大规模的劳动市场、公用设施、道路等都有助于生产成本的节约。
韦伯还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群现象。韦伯试图寻找工业区位移动的规律，判明各个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及其作用的大小。他把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位置因素，他认为区域因素主要是运输成本（运费）与劳动成本（工资），而位置因素则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韦伯还对聚集的阶段和层次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集聚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集中化，形成最重要的高级聚集阶段。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产业集群。
韦伯对产业集群作了定量研究，他使用了确定产业集聚程度的一种方法，即临界等运费曲线分析方法，试图以等差费用曲线作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集聚程度。韦伯认为，实际支付运费最小地点，将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他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量化了产业集群形成的规则。但是，韦伯对集群的研究同其区位理论中的其它内容一样，是种脱离了实际的“纯理论”，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结论缺乏一定的现实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忽略。
克鲁格曼则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以收益递增为理论基础的集聚经济观点。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区位，有两种生产活动（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的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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