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形成的外在条件分析

9.2.4　产业集群形成的外在条件分析

产业集群在何地形成与发展除了受上述内在动力因素影响外，还受外在条件的影响。下面将从自然资源与地理因素、历史与文化、政策性等几个主要方面分析集群形成的个性因素。

一、资源因素

资源因素主要是指自然资源(农产品、矿产等)、地理位置的便利以及人力资源的丰富或价廉物美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优势资源都可能成为某种产业集群发生的诱因。所以，迈克尔·波特在《竞争论》中说:“在经济体中，普遍可以见到产业集群，而非零星孤立的企业或产业，此现象足以揭示竞争本质的重要性，以及竞争优势中地点所扮演的角色。即使全球化造成昔日形成产业集群的理由减弱，产业集群在竞争日趋复杂、知识导向和动态化的经济体中，其(指地理或地点)角色也愈来愈重要。”

(1)自然资源和地理资源

首先是自然资源。企业发展史表明，企业的兴起首先在地理位置便利、资源丰富的地方出现，如沿海、沿江河流域等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国内外皆如此。所以，伊利森和格拉泽通过对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能够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如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业、造船业、采掘业与冶炼业等。这正是一些对自然资源有较高依存度的产业集群形成和产生的直接原因。而企业迁移的历史也能说明资源因素的影响力。集群在自发生成的状态下，企业首先选择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如气候好或土壤肥沃，附近有矿山或石料，或水陆交通便利。金属工业一般在矿山附近或是在燃料便宜的地方。英国的炼铁业最初寻求木炭丰富的区域，后来又迁到煤矿附近。各种以自然资源为生产加工主要对象的产业集群，如美国葡萄及酿酒业集群，底特律汽车业集群等，无不与丰富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其次，地理区位资源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加工出口为生产特点的产业集群，如广东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福建晋江的鞋业及其他沿海地带的产业集群，其地理区位对企业的集聚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地带的区位优势对于国内以外向型生产加工为主的企业在其形成之初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有利的区位有利于资源和商品的进出口。同时，这些地区也可能吸引跨国公司或其他地区企业到此投资建厂，因为这样的区位可能成为其输出商品或资本、攫取某种优势资源的窗口或跳板。沿海地带的区位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突出，这可能导致在该地区出现嵌入型产业集群。我国沿海地带的产业集群大多是这样形成的。

自然资源优势虽然重要，但不是惟一的，还包括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以及两者的组合优势。

(2)人力资源

首先是普通劳动资源。中间产品的制造加工业是普通劳动资源的主要吸纳者。“高加工度化”可以为企业带来高附加值，导致企业追求“高加工度化”，专业化加工的不断深化使厂商对中间产品需求增大，市场上中间加工型企业大量涌现引发对普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种劳动力不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拥有这一资源的地区将吸引加工制造业企业向此地集聚。现实中跨国公司和高科技企业与它们的生产企业“分居两地”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我国许多地方的产业集群，如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曾是中间产品的加工基地。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中西部地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成为吸引这种加工型企业向内地转移的一大影响因素。

其次是高技能人力资源。高科技企业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是许多地区所无法提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林立的区域是高科技产业集群所需人才的源头。美国128公路毗邻麻省理工大学，这是该地区人才技术输出的重要基地;硅谷毗邻斯坦福人学，其主要的技术力量和人才资源也来源于此;中关村位于北京高校科研重区，北大、清华、人大、中科院等与之毗邻，这一基本前提不可或缺。

最后一种人力资源是企业家才能。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能动性力量。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领袖型企业家本人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本人具有远见卓识，有高超的经营能力，信誉卓著，有崇高的声望，在当地商界有号召力，能真正以自己的企业为龙头，带动一大批相关企业共同发展，能合理地分配核心企业与协作企业之间的利益。

因此，劳动力的多寡、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以及地区产业集群的类型。

二、历史和文化因素

历史和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某地历史遗留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风气(商业文化氛围)。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耳濡目染，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经营意识，培养了经营思想。

某一地区某种工业或特色产业的兴起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踪迹。以江、浙两省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为例，江、浙两省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商业地带，两省作为近代历史上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其影响力己被广泛认可。江南制造业的历史地位以及传统的地理、人文因素对现代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可谓是江南现代工业崛起的“遗传基因”。同样，南海西礁山有上百年纺纱织布的历史;顺德具有上千年种花卖花的历史;景德镇具有悠久的瓷器生产历史，许多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几乎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即使沿海现代工业集聚的地区也有历史的足迹。在改革开放初期，试点选择在沿海地区，其理由之一就是沿海地带曾经拥有繁荣的商业贸易，为海外人士所熟知，容易被认同，有利于国门敞开。

但历史文化因素并不能作为决定因素，因为遗传的文化“基因”发挥作用还要借助其他条件，如政治环境等因素。

三、体制与政策因素

体制与政策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微妙的甚至是强大的作用，其作用表现在:

(1)对产业集群自发形成的束缚作用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几乎不容私营企业的存在，自然不可能自发出现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后产业集群的涌现与体制改革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我国部分学者对温州现象进行研究后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温州之所以会形成现在的产业集群，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个体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改革开放前所处的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处于政策效力的边缘地带。温州在行政体系中位居下游，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的影响力在经过层层传达后，其计划的刚性被极大地削弱了，对当地商业文化遗风改变程度相对就小，因而蕴藏在当地的经商意识趁改革开放之机首先获得萌生。人们熟知的早期温州人“鸡毛换糖”的故事正体现了温州人早期的资本积累方式。

(2)对产业集群形成的推动作用

前苏联地区生产综合体的成功建设就是政府行为的杰作。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仿照前苏联的模式也建设了许多大型的工业基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这充分证明在没有特殊历史背景下，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的特点，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人为创造一些条件以促进某一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

这些成功的案例，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当前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某些地区或区域进行主动扶持，促使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一些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辐射的核心，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园、深圳地区的加工业产业集群等，都与政策扶持与倾斜有直接关系。其他省份甚至县乡层次也都在努力建造自己的集群地带——工业园区。

但是，并非所有政府推动下的产业集群建设都能取得成功。为什么有的开发区能取得成功且成效卓著而有的却不能呢?显然，政府正确的角色定位是关键性因素。在产业集群“建设”中，政府应首先将自己定位在宏观调控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上，要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并通过政策扶持或政策倾斜发挥其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一般表现在: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和提高基础设施，提高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提供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等。尤其在先期工作中应为产业集群营造一个优良的基础环境和良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氛围。这样，既为地方企业自我发展创造有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又有利于招商引资。正如迈克·波特在他的“钻石模型”中所述:“在整个光谱的一端，政府可能召集所有企业、机构、相关政府单位形成论坛。在另一端，政府则有更直接的角色，着力于集合并汇集与产业集群相关的专业信息;设定教育政策，以鼓励公立大学和学校响应当地产业集群的需要;理清与简化相关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改善本地对产业集群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假以时日，产业集群的升级会变成公共和民间共同投资的集合动作。”可见，适宜的体制与政策也是产业集群产生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资源因素、历史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无法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决定性原因。产业集群的出现，不仅要求企业能发现并遵循产业集群生成的共性规律，还必须依赖某种资源优势的存在和其他相关条件的成熟，这样才可以全面解释不同的区域出现不同类型产业集群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