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银行在甘肃省活动琐记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银行在甘肃省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断断续续走过了几十个风雨春秋。

中国银行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曾两次设立分支机构。民国四年（1915年），中国银行北京总管理处派调查员蔡汇东、武骥二人来兰州，调查省垣经济状况，拟设支行，并买就小仓子房屋及地基一所。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设立，将该房借与印花税处使用。民国十三年（1924年）三月，由汉口分行派陕西中国银行经理彭黍来兰州筹备设立支行（隶属汉口分行）。因前述所买房屋偏僻，不宜营业，遂租定侯府街阮江公产为营业室，于是年十月十五日正式开张营业。主要办理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北京总管理处委任蔡达生为兰州支行行长，彭黍仍返回陕西中国银行任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蔡达生以营业不佳，请假东下，行务委托会计主任丁大芬代理。以后又调陕西中国银行行长彭黍为兰州支行行长。因时局发生变化，西安被围数月，交通阻塞，彭未能来兰就职。民国十四年后，西北军进驻甘肃，对兰州中国银行进行监视。军阀官厅开始干涉中国银行行政和业务。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十九日，甘肃省省长督办公署训令，令兰州中国银行为总行，划归省办。令宁夏中国银行为分行，归兰州中国银行总行管辖，并停止向北京、汉口两行寄发例报报表及函件。原因是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不承认北京军政府，而中国银行则是为北京军政府服务的金融工具。民国十六年（1927年）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国民军联军师长，冯玉祥部下大将）委任姬奠川（西北银行兰州分行行长）兼任兰州中国银行行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廿二日，刘郁芬令中国银行兰州支行停业。

民国廿八年（1939年）七月，中国银行兰州支行再次成立，经营国内外汇兑、工商业存放款及农贷业务。是年三月起至年底，先后在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和玉门等地设立行处，办理与兰州支行同样的各项业务，其行政和业务均由陕西中国银行直接管辖。以天水中国银行为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中国银行就从香港把自己的机构迁至天水，成立西北总分行，行址在现在天水市秦城区中华东路。1940年，西北总分行从天水迁往西安，随即将天水中国银行缩编为天水办事处，行址在现在秦城区解放路东口新华书店址，经理苏宝阁。1947年因办事处发生人命官司而苏宝图调往西安。张翰才继任主任，后张翰才赴日本大阪，又调天津金文谦为主任。天水解放前夕，天水办事处改由西安分行驻兰州办事处管辖后，“因业务困难，甚至同人警工薪津亦不能按时发给，及时局问题”（摘自民国卅七年十月四日办事处主任金文谦拟写的《天水中国银行撤退及移交经过情形报告》），将账表运至兰州支行，多数职员东去西安，天水办事处即行撤销。其他办事处除未曾承担过西北总分行职能外，情况大体如是。

民国29年（1940年），中国银行在西安成立雍兴公司，当时的兰州毛纺织厂、机器厂、制药厂和面粉厂都属于雍兴公司的企业。雍兴公司成立的目的和性质诚如其第一届报告所述：“西安中国银行自廿九年来西北筹设分行之初，因鉴于西北地方辽阔、工业落后，仅赖银行之设立，对农村经济之发展，工商业之繁荣，尚难兼顾。为振兴工业，增进出产，发展国民经济起见，乃由行方拨出大量资金及全副力量组织雍兴实业公司。内设纺织、面粉、制药、机器、毛织等厂及陇县煤矿，并拟凡与民生有关者均须次第筹办。该公司三高级人员均由中国银行经副理兼任，各厂矿之会计课长亦由行中调派，故一切行政制度、业务、计划悉由中行经副理主持。是以西安中国银行之与雍兴公司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值得注意的是，雍兴公司第二次董事会议于民国廿九年十月廿六日下午三时在天水中国银行召开。出席人：宋子文、贝湘荪（由束云章代理）、卡白眉（由沈次量代理）、汪楞伯（由杨朗川代理）、束云章、沈次量、杨朗川、张鸣冈、胡名甫。公推常务董事束云章为临时主席。会议主要研究的是对所属各厂矿进行实地视察，提出改进工作，改善经营的办法和意见。

民国30年（1941年）四月廿四日，兰州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合资设立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资本1000万元，中国银行700万元，占70%；省政府300万元，占30%。办理农田水利、森林、畜牧业务。董事长宋子文（由谷正伦代理，谷当时任甘肃省主席），总经理沈怡。是年夏，兰州揭发“中国银行仓库囤积”案，因违反“禁止非商人经营商业，在银行仓库存放物资”的规定，中国银行兰州支行被告发。事发后，省平价委员会和甘宁青监察署进行调查处理，结果以银行经理郑相臣被关押结案。是年，中国银行还参股“甘肃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资本总额一千万元，由甘肃省政府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分担。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国银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金融管理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