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的金融化

如果只有一个机构不应当参与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这个机构应当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要求美联储参与其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像政府官员一样，美联储办公人员能够—并且也确实—在担任中央银行家和监管者与担任华尔街的金融家之间转换。特别是纽约联储，既是银行监管机构又是最后贷款人，受金融家的制约多得让人不舒服。任何对此有所质疑的人都应当听听2012年时任纽约联储银行审查主任的卡门·塞加拉录下的长达46小时的秘密录音。这段侦探录音机录下的带子在2014年由ProPublica和美国生活以联合报道的形式公之于众。[22] 他们用令人不快的、生动的细节描绘了美联储的金融警察如何在处理高盛等银行的时候轻手轻脚，以及塞加拉，这位金融危机后为继续密切观察而雇佣的审查员之一是如何可能因为工作完成得太棒而被解雇的。

看看录音带里讨论的见不得人的交易之一：2012年，高盛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在欧债危机的时候发起一项交易业务。这项业务能让这家西班牙银行在账面上表现得比现实更好：桑坦德银行支付给高盛4000万美元费用让后者持有一家巴西子公司的股权，好让自己能够符合欧洲银行业管理局的规定。美联储的员工就在自己审查的银行中工作（是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内部操作），知道这项交易有猫腻。其中一位员工甚至将之比喻成给高盛“付钱雇它看箱子”。但严格来说这是合法的，并且没有人愿意小题大做，所以这项交易通过了审查。[23]当塞加拉问的问题太多了，她就迅速被撤职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盘带子最让人震惊的就是没有人对此表示震惊。难道从没有人怀疑过纽约联储的银行审查员—任务是监控银行承担的风险的监管者—可能会害怕与掌握着他们信息来源或未来工作的强大金融家不和？

纽约联储偏向金融的另一个例子也许没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那就是纽约联储在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上树了风险社会化与奖励私有化的先例。美国国际集团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在次贷危机中陷入窘境。这次救助由纽约联储当年的主席蒂莫西·盖特纳主持。美国国际集团需要救助，这一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谁来承担费用—那些制造了次贷危机的银行还是公众？资产救助计划的国会监督小组在2010年6月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在处理这类不稳定状况上有一个先例，就是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崩盘。[24] 当时，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不善的类似交易预示了金融恐慌的出现。但在这场危机中，纽约联储（主席为威廉·麦唐纳，一位老派金融家，与许多高效的监管者一样，成长于华尔街尚未呼风唤雨的时候）成功迫使与长期资产管理公司有关联的私营银行首先承担了损失。用来救助对冲基金的是私人资金，而不是公共资源。美联储说得很清楚，如果银行不肯合作，美联储有的是方法能让银行生不如死，并且美联储会不择手段。[25]

盖特纳组织下的美国国际集团案例就不是这样了。这一次，就像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美联储和财政部开辟了新天地。他们让美国纳税人承担了拯救一家失败企业的全部成本和全部风险。” [26] 当然，这两个例子中有许多不同—在1998年，没有人真的相信一家或几家金融巨头倒塌的多米诺效应会让全球金融系统垮台，但在2008年，不少人都担心这种后果。另一个关键区别是华尔街的规模。在两场危机之间，华尔街规模呈指数增长，华尔街相对于华盛顿的权力也在增加。考虑到这些背景，美国国际集团的处理标志着一个更广泛的结构型转变。“美国国际集团的问题是，它是衍生品系统中的关键参与者，拥有偿付能力的巨型机构，如摩根大通和高盛无法承担美国国际集团倒塌的系统结果。”戴蒙·西尔弗斯说。他是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策略总监，也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监督小组中的民主党员。“美联储知道这个，要求摩根大通和高盛一马当先承担救助的风险，并同意了两者的拒绝。我认为美国国际集团救助是民众在公众利益相关的危机中失去对政府决策信心的开始。之后，有人管这种行为叫‘裙带资本主义’。”

公平地讲，盖特纳也许已经在困境中竭尽全力了。这次困境并非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是短期爆发，而是已经展开好一段时间了。有趣的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调查报告指出，当摩根大通的戴蒙和高盛的贝兰克梵等银行领导人拒绝为拯救美国国际集团签字买单时，他迅速让步了。盖特纳拒绝为此事接受本书的采访。但根据过去几年我与他公开或私下的对话，我感觉他（与鲁斌和他的导师萨默斯相同）一直持有过去金融中心的经济观，即“银行是狗，而不是狗尾巴”。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很令人玩味。盖特纳在自己的回忆录《压力测试》（Stress Test）中，为维护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这一整体做出解释说：“市场很喜欢这个决策。”[27] 也许我们可以预料到，现在他与许多进入了华尔街的前任财政部长步伐一致，成了私募股权公司华平投资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