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学者在某些角度也成了能够购买和高价出售的产品。顶级经济系和商学院学术研究的资助大多来自金融界或与金融界关系密切的个人或机构。2011年，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教授杰拉尔德·爱普斯坦和同事杰西卡·凯瑞克-哈根巴斯发表了关于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利益冲突的论文。他们研究了媒体文章、公开披露和19名学术界金融经济学家发表的研究成果。这19名经济学家隶属不同的为金融监管和改革出谋划策的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作者分析了这些经济学家如何表述自己（与公共学术机构和在某些情况下与私营金融公司）的从属关系。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在应该声明可能的利益冲突或私人企业关系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做。[50]
这种利益冲突最让人吃惊的例子之一，在2010年斩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监守自盗》中得到了曝光。[51] 这部纪录片调查了那些造成了金融危机的决策。制作人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格伦·哈伯德，他曾经是小布什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制作人采访了他在放松金融管制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与许多私营部门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促使他采取对金融更加友好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在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一家深深卷入次贷危机的抵押贷款公司，接受了美联储救助）担任时薪1200美元的顾问，以及收取10万美元的酬劳为维护拉尔夫·奇奥斐和马修·丹宁作证。这两位是布尔斯登的对冲基金经理，以诈骗罪被提起公诉，之后被无罪释放。[52] 哈伯德同时还与他人合著了高盛2004年的一份题为《资本市场如何提高经济表现并创造就业机会》的报告，他在其中声称信用衍生工具通过重新分配风险保护了银行不受损失。他并没有揭露自己通过写这篇文章得到多少稿酬，并且在《监守自盗》中，在被问及他的咨询客户时，他失态了。[53] 这部纪录片最终促使哥伦比亚大学和一些其他机构收紧了对学术利益冲突的政策。
事实上，学校自身也成了市场上的商品。学者不再仅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或他们相信对世界十分重要的问题确定研究方向。现在，他们还要考虑哪些内容能“卖给”学生和最终将雇佣他们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最终消费者）。学校向潜在的“股东”大力推销自己的“品牌”，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宣传自己的“价值主张”。他们很少提到使命或学生从项目中可能获得怎样的教育，但却反复强调了学生如果来学校将如何迅速致富的“市场信号”。就像库拉纳描述的那样，这些学校的广告宣传比他们的财富500强客户还要厉害。“想要一份通过勤奋工作完成的投资吗？”一个航空飞行杂志上的MBA课程广告打出这样的标语，还对比了拿到MBA学位前后的工资。“我们不仅教你如何选择并管理可靠的投资，我们就是一项可靠的投资。”另一份广告则宣传“高ROI”，即高投资回报率，将之同学位联系起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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