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委员会对蒋介石的依赖

在派系政治与部门利益纷争的背景下，资源委员会的成功运作离不开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与其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的权威，翁文灏、钱昌照对此自然心知肚明。蒋介石对资源委员会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业务都直接掌控，拥有最后决定之权；以翁文灏与钱昌照为主的资源委员会管理层也不失时机地运用蒋介石的权威，推展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业务。对于蒋介石在资源委员会业务开展中的重要支持作用，钱昌照回忆说：“1936年正式办重工业，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也得到他的支持。社会上说国营办不好，不如私营，蒋却不反对国营。我们和各方面合作，兴办工矿企业，但对每个具体单位，主张只能由一方面负责。例如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合办大渡口钢铁厂，由兵工署负责，我们出钱出人之后不干涉内部事务；资委会和各省合营，各省不过问业务，否则‘婆婆’多了不好办。我们和国外合作也有个原则，即只引进技术，不搞经济合营，技术引进还要规定合作年限，年限内包教包会，到期由中国专家接手。这些原则蒋都同意。他认为花钱不多，效果很好。有一次他对资源委员会的汇报很满意，曾对我说：‘把这事交给你啦。’”^[38]基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对资源委员会事业的高度共识，翁文灏、钱昌照也善于运用蒋介石的权威，以推展资源委员会的事业。“国防设计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开始举办工业，用蒋的名义发号施令做了不少事情，有时连相当重要的事也不需汇报。”有一次翁文灏颇有顾虑地对钱昌照说“不好吧！”钱昌照回答说：“可以放手做，委员长不会反对。”^[39]资源委员会对蒋介石及其权威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委员会业务涉及其他部委时，请蒋介石出面疏通。资源委员会成立后，业务逐渐增多，涉及行政、财政、军政等诸多领域，与其他部委署关系十分密切。在与其他部委署打交道时，翁文灏、钱昌照往往请蒋介石出面。1935年，吴蕴初在上海创办天利氮气厂，因硝酸制造与财政部、军政部均有关系，翁文灏、钱昌照联名致电蒋介石，“拟请钧座分电孔部长及陈次长予以便利，附拟电稿呈阅，如以为可，乞即饬交译发”。翁文灏、钱昌照代蒋介石拟致孔祥熙、陈诚电稿如下：“吴君蕴初化工实业家，中国氯碱工业创始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class="calibre13">^[40]正在上海创办氮气工厂制造硝酸等，此事关系国防，望于可能范围内给以便利。”蒋介石接电后批示：“阅，照。”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class="calibre13">^[41]1942年5月，盟军在缅甸战场失利，影响到滇缅路的运输。当时，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从美国进口了大约3600吨的机器设备，在仰光失陷前已运抵3007吨，尚有1000多吨未能及时抢运至国内，遭受重大损失。5月14日，翁文灏、钱昌照致电蒋介石，请致电军事委员会中缅运输局疏通资源委员会进口货物运输事：“此次在腊八畹等处器材未能扫数抢运，实以中缅运输局封存本会在畹八等地油料，军队就地扣车。嗣后油料解封，敌骑业已迫近，秩序混乱致使抢运无法进行。现在下关昆明以东器材正在抢运，又为中缅运输局扣留。顷已商准运输统制局何主任电知中缅运输局对运输本会油矿局器材、后方生产急需器材之车辆一律放行。可否再请钧座电知中缅局，俾业已内运之器材得以尽量利用，不再蒙受损失。”^[42]实际上，在行政系统完整性、规范性缺乏的情况下，资源委员会业务的开展往往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战时的特殊情形更加剧了资源委员会对蒋介石的依赖，在重大的关键点上，翁文灏、钱昌照也不得不请蒋介石出面。在上述中缅运输局一事中，翁文灏、钱昌照本已“商准”运输统制局主任委员何应钦“电知中缅运输局对运输本会油矿局器材、后方生产急需器材之车辆一律放行”，但翁文灏仍不放心，以至于要“再请钧座电知中缅局，俾业已内运之器材得以尽量利用，不再蒙受损失”，由此可见资源委员会业务运作对蒋介石个人权威依赖之深。

第二，资源委员会兴办事业所需经费需请蒋介石核准。资源委员会兴办重工业建设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经费问题的解决，与蒋介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36年5月19日，翁文灏、钱昌照因资源委员会筹办钢铁厂等事需费甚巨，特致电蒋介石，请求帮助：

（一）资源委员会因筹办钢铁厂及试办燃料、化工、电器各厂，下年度内需款一千万元，已列入预算，计算已甚节省，甚盼能蒙钧座维持照准支出，估计表敬以附奉。

（二）四川彭县铜矿，前因筹备主任周则岳办理未甚得力，经文灏介绍胡祎同前往接办，所拟开矿设厂计划均甚切实可行。胡君日前来京面称购买外国机械约共一百二十万元，拟为之向德订运，不必付款。此外尚需国内费用六十万元（内计本年份内应付六万元，明年三十万元，后年二十四万元），行营方面尚未允准，拟恳钧座电令照拨。万一不易，可否令交资源委员会就上述建设费内撙节拨助。^[43]

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后，所需经费与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部关系日益密切。因孔祥熙对资源委员会多所限制，^[44]翁文灏与钱昌照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蒋介石。1938年10月25日，因添购卡车所需港币一事涉及财政部，翁文灏、钱昌照致电蒋介石请求帮助：“资源委员会经办易货，钨锑向系经由广东转运香港交货。现因珠江封锁，决定改道湘桂至广州湾或海防出口。为顾全国际信谊迅赴事机起见，亟应自办联运，添购卡车二百辆，连同必要设备材料约需港币一百四十万元。拟请特许免结外汇钨砂五百吨以为交换卡车材料之用。敬祈俯赐照准并转知财政部为祷。”^[45]

资源委员会所办工矿电事业机器材料除一小部分可取自国内外，大部分均需向国外购置，并以外币付款。战时外汇异常短缺，外汇获得十分不易。1939年7月27日，翁文灏、钱昌照为购置外国机器设备所需外汇事呈报蒋介石，并提出解决办法，请蒋核准：“兹经核实，估计资委会本年度所需外汇约需英金六十万镑。除英国出口信用贷款案内已核准列入二十一万余镑外，尚差三十九万四千一百七十镑。……建国之事，重工业建设尤为基本工作。资委会各项事业虽在艰难困苦之中，而大部分均已能如限完成开工出货。如因外汇缺乏影响进行，所关实大。查每年钨锑出口总数各约一万二千吨。职等筹维再四，爰拟请准予提出钨锑各一千八百吨免结外汇，即以售得价款购置机料，或准以上项矿产向外国换购机料以济要需。务恳钧座鉴于重工业建设之不易，资委会矿厂对于易货贡献之微效，特予照准转知财政部照办。事业前途实深利赖，所请免结外汇钨锑仅占总产量七分之一，易货偿债所需仍可如数供给不受影响，并以陈明。”^[46]

1940年2月，蒋介石命翁文灏、俞大维拟定三年工业计划，3月21日，翁文灏呈复蒋介石国营工业三年计划及协助民营工业三年计划，计分钢铁、化学、机械、燃料、纺织、电机、电力等项，“三年共需国币二〇四、五四〇、〇〇〇元，美金一〇、七九三、〇〇〇元”^[47]。29日，蒋介石致电翁文灏：“查此项计划为建国最低经济之限度，□□各计如期完成（原文此处为 □），所需资金美金部分已函请孔副院长于美金借款内先行指定，其余国币资金二万万余元亦请财经两部与四行总处切实商讨，于四月十五日以前有一具体之办法见核。”^[48]得蒋电令后，4月5日，翁文灏即函呈孔祥熙请在英国借款内尽先指定三年工业计划所需外汇；4月9日，四联总处理事会常会通过工业三年计划经费国币部分：（一）创业费用国库拨发；（二）流动资金由四行拨借。

由于战时财政十分紧张，再加上微妙的蒋集团内部派系纠葛与利益分割，蒋介石对于资源委员会经费问题的指示，财政部有时也不愿彻底贯彻执行。钱昌照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

二十九年，我和孙越崎、恽震诸先生到了玉门，我请他们用三个下半天拟定一个开发计划，他们拟定了，但很颓丧地说，要五百万美金，一万二千万国币，恐怕政府不答应。我说，此事由我负责，回到重庆，蒋主席很快批准了，行政院负责的人偏偏主张招商承办，这等于说不办。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开会时，又把这计划提出来，并且说，中国如果是个上轨道的国家，在抗战以前，这个矿早就应当开发，到此刻再不开发太不象（像）样子，当时除了财政部代表外，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结果行政院取消了原议，可是耽搁了两个半月的时间，炼油工程师萧之谦抱病出国，死在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分之一的器材到了仰光，被炸了，其余的在旧金山不能运出。要不是耽搁两个半月，器材全部准可到矿，出油炼油定能顺利进行。抗战时候，多少人还在批评甘肃油矿，却无人追究谁误了事。^[49]

按钱昌照所说，开发玉门油矿所需的经费“蒋主席很快批准了”，但由于“行政院负责的人偏偏主张招商承办”，所以致使玉门油矿的建设耽搁了两个半月，导致后来进口器材遭受重大损失。1940年正是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之时，钱昌照实际上是指孔祥熙“误了事”。但总的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蒋介石的支持，资源委员会兴办事业所需经费大部分最终都尽可能地得到了满足。

综上所述，国防设计委员会与资源委员会的创建及其在抗战时期的成功运作，与蒋介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资源委员会对经济抗战和战时中国经济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不与蒋介石的作用息息相关。可以说，蒋介石是资源委员会成功运作的关键。虽然翁文灏、钱昌照等众多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在其中亦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蒋介石的指导与推动却是决定性的。作为法理和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蒋介石从组织创建、规章制订、政策安排到业务运作，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人威权与机构运作的关系来看，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的互动无疑实现了双赢。资源委员会的成功运作与蒋介石的个人威权息息相关，蒋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的威权为资源委员会的成功运作提供了动力与保证；而蒋介石亦通过直接掌控资源委员会增强了经济权力，使得自己的经济政策设计得以贯彻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对战时工业建设与经济转型的影响力。

注释          

[1]蒋介石：《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182—183页。

[2]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郭红娟：《资源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以抗战时期为核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

[3]关于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的关系，还可参阅郭红娟：《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拙文虽与郭文有相似之处，但论述角度与所用资料均与之有较大差别。

[4]请参阅申晓云：《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陈公博：《苦笑录》，第227页。

[6]钱昌照（1899—1988），江苏常熟人，曾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牛津大学。因连襟黄郛推荐，1929年任蒋介石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等方面的文件，后长期在资源委员会任职。

[7]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6—37页。

[8]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9]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0页。

[10]翁文灏：《回顾往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页。

[11]《蒋委员长致林蔚副主任为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及条例事令与朱培德主任等商谈手谕》（1932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293页。

[12]《翁文灏、钱昌照致蒋介石函》（1932年11月），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726。

[13]《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成立的文件》，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726。本案卷内收有蒋介石亲笔修改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规章草案的原件，并有蒋的签名批示。

[14]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第58页。

[15]《翁文灏、钱昌照致蒋介石函》（1932年11月2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726。

[16]程玉凤、程玉凰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上），（台北）国史馆，1984年，第6页。

[17]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4月号（总第82期），第91页。

[18]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始末》，《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第10页。

[19]《致林蔚主任、钱昌照次长指示战时财经设计电》（1933年2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441—442页。

[20]此指示为蒋介石亲笔所写，文末并签有中正二字，具体时间不详。《资源委员会事业之次序》，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酝酿制定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第13页。

[22]机秘甲第三一九□号（1939年10月12日）（原文此处为 □），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8。

[23]机秘甲第三一九□号（1939年10月12日）（原文此处为 □），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8。

[2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下），第491页。

[25]机秘（甲）第2614号（1940年2月1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26]机秘（甲）第6963号（1942年9月26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27]机秘（甲）字第7332号（1942年12月22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28]《抄上委员长签呈》（1943年4月11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7。

[29]侍秘字第21891号（1944年3月19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7。

[30]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字第2332号（1936年5月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31]《翁文灏、钱昌照致蒋介石电》（1936年7月），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32]《考察各机关办理蒋介石手令情形》，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10。

[33]机秘（甲）第八四二一号（1944年12月28日），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12241。

[34]《经济部代电》（1945年1月17日），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案卷号12241。

[35]蒋介石：《党政军工作之检讨与今后之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4页。

[36]机秘（甲）第5056号（1941年12月8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37]《侍秘一四三八七号代电》（1942年10月29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38]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5页。

[39]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35页。

[40]吴蕴初(1891—1953)，江苏人，著名化工实业家，中国氯碱工业创始人，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41]《翁文灏、钱昌照致蒋介石函》（1935年11月22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42]《上委员长代电》（1942年5月14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7。

[43]《翁文灏致蒋介石电》（1936年5月19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8734。

[44]资源委员会与宋子文关系较为密切，而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矛盾甚深。请参阅杨天石：《豪门之间的争斗——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团结报》1992年3月11日。

[45]《上委员长电》（1938年10月25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46]《上委员长签呈》（1939年7月27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9046。

[47]《翁文灏致蒋介石函》（1940年3月21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48]《侍秘渝1170号艳代电》（1940年3月29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目录号2，案卷号3568。

[49]《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时间不详），《钱昌照在北大经济学会上讲述资委会十五年来重工业建设之回顾》，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