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的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大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排他性的就业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加之重工业化导向使得城市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大部分劳动力被积压在了生产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人口规模大和劳动力数量多的要素优势在长时间内被极大的浪费了。197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60%以上，高于当时全球57%的平均水平，劳动力相对较为丰富（见图5-1）。但是，大部分劳动力被抑制在了传统农业部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竟然达到了70.5%，工业部门劳动力参与率极低，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没有得以充分发挥（见图5-2）。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长途贩运与自销和鼓励劳动力到邻近的小城镇打工，20世纪90年代开始适当放宽对农业人口的迁移限制，本世纪初开始将户籍改革的相继决策权下放地方，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樊篱不断被降低。与此同时，城市工业规模逐步扩大，并由此带来服务业的“聚集效应”，城市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不断提高。
图5-1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5-2 我国各产业部门就业占比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5-3 我国农民工总量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农村生产效率提高的前提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业；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效应开始发挥，劳动年龄人口较多的优势逐步显现，压抑已久的人口红利开始释放。1981年以来，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包括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的数量从不到3000万人增长至2013年的2.68亿人（见图5-3），转移人口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相当于5个韩国、2个日本、4/5个美国和半个欧盟，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城乡间转移。与此同时，城市登记失业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近6%的较高水平一路降至2.5%以下的水平，虽然2014年有所提升，但仍维持在4%的较低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大量投入了现代产业部门。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和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巨大，导致劳动力价格较低，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劳动力供给数量庞大及其导致的低价格，加之劳动年龄人口众多带来的高储蓄率，一方面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投资来源，带来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无限供给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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