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区域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6.4.4　进口区域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实证结果看，利用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中的占比、实际汇率对大多数省（市、区）的进口贸易具有较好的解释，尤其绝大多数省份实际汇率进口弹性系数非常显著。但基于上述原因，实证得到的结论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总体来看，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进口的负向影响最大，对东部地区的“外围”区域的负向影响次之，对东部沿海“核心”区域的影响较小，并与该省（市、区）对外贸易开展的程度有关。

在东部沿海地区中，上海市，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省进口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大，即人民币升值对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的沿海省市进口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人民币贬值则有促进作用。其进口贸易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弹性在1.5～2之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这些地区的进口贸易有较大的抑制作用，而实际汇率贬值则对进口贸易表现出促进作用。环渤海的沿海省（市）进口受实际汇率升值的影响相对较小，山东、天津表现为负相关，而北京则表现出较大的正线性相关，这可能是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而我国的进口，尤其是满足国内需求，而不是为了出口生产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有国家管制的色彩，北京承担了较多的进口计划有关。

汇率变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外围”地区的进口的负向弹性总体要大于东部地区，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对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大于东部地区，有利于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收敛”，即汇率贬值在推动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同时，将缩小我国各区域进口贸易发展的差异，而汇率升值对我国进口贸易则存在抑制作用，中西部地区也要大于东部地区，即汇率升值在抑制我国进口发展的同时，将拉大我国各区域对外贸易的差距。

本文注意到，实证结果中，东部地区（2）中的黑龙江、中部地区（3）内蒙古、西部地区（4）中的新疆，其汇率变动的弹性要明显小于统一经济区划中的其他省（市、区）。而这三个地区，是我国北方的边疆省（区），与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国家接壤，有利于开展针对苏联国家的边境贸易，以及通过亚欧大陆桥开展与西欧国家的贸易。边境贸易中的进口，更多倾向于一般市场交换上的对外贸易，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一定程度的易货贸易^[32]。这种形式的进口较为直接，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多反映出货币价值在交易中的作用，而较少受到我国政策的进口目的、外汇管理等方面的调节和限制。因此，这三个边贸发达的地区，汇率变动的负相关性较小。

探讨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与进口贸易增长的协同性，即考察各区域进口的GDP弹性，所有省份均表现出较显著的正线性弹性关系，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而这一促进作用在各省（市、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正线性弹性系数最大的北京和上海，正是我国经济地位最为特殊的两个直辖市；而其他省（市、区）进口的GDP弹性均在1～2之间。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是拉动我国各省（市、区）进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考察我国各区域的消费结构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区）的财政支出（GCE）占其GDP的比重考察消费结构，考察这一指标的进口弹性。各区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1）），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表现为负向线性相关，尤其北京的负向线性相关系数高达3.76，表明政府采购在经济中比重的增加，不利于进口贸易的发展。而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1））的其他省份，这一弹性系数则表现为正向，即政府采购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提高，则更倾向于使用进口产品，尤其是江苏、山东省的GCE弹性最高。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也表现为正线性相关，即随着政府采购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国外进口品的比重随之增加。

以上分析了我国进口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但由于我国进口贸易统一管理的特殊性，以及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在贸易地理条件、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其运行规律，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