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目的与意义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中国最近30年以来的经济转型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重构和整合推进的，这种重构和整合发生在两个大的“区域”层面：一个是包括了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国”（Greater China）经济区层面，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台湾与大陆之间经贸联系的不断加强，这个层面的区域经济整合得以不断推进；另一个是大陆内部各大行政区层面，随着被计划经济一度扼杀了的区际经济之间直接联系的恢复，以及资源配置由一个颇大的中央计划系统向市场的转变，这个层面的区域经济整合呈现出显著的经济绩效。这两个层次的区域经济整合，无疑存在着差异：“大中国”经济区属于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体系的区域经济，整合的侧重点在于市场整合；大陆内部各大行政区属于同一关税区、同一货币体系下的区域经济，这一层面的整合超出了狭义的市场整合的内涵，属于广义的经济整合与区域重构。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中国独特的两种区域经济整合进程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一些关键性命题进行经验性实证检验。

经济理论迄今为止关于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有两个分析范式：一个是国际经济学之“一体化经济学”；另一个是空间经济学之“新经济地理学”（NEG）。一体化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要属关税同盟理论，一般认为，Viner（1950）是这一理论的开拓者，而Shoup（1953），Meade（1953，1955），Cooper和Massell（1965a，1965b），Johnson（1965a，1965b），Balassa（1962），以及Corden（1972、1974）等人的学术努力，则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与此同时，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区域经济整合实践，是这一理论不断拓展和检验的重要现实动力。客观地说，或许是欧盟各国的地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交易赋予了特定的空间规定，局限于欧盟经济的理论研究者通常将区域经济整合的空间纬度，理解或解说为相邻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这种经济往来不像通常的国际贸易理论所意指的那种以漂洋过海为特征的经济贸易。不过，审视一种理论从而对这种理论予以性质界定，应该以理论讨论的对象、中心问题的分析处理以及理论研究所波及的主体行为等作为考察的依据，而不应该单纯以某一理论框架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以“收益递增”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国际经济的学术贡献，理论界将其解说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NEG），是符合正在日益拓展的区域经济整合之实际的。本书的研究将指出，上述两种分析范式，需对其适用性作出界定后才适合于对中国区域问题的研究。

那么，对上述两种分析范式的适用性进行界定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呢？在汗牛充栋的有关区域经济的国内外文献中，一些学者将一体化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或译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及相应的实证方法引入了对中国内部区域经济整合的分析。这种分析的逻辑进路是：套用区域经济整合理论于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之间的区域市场分析，进而在论及中国大陆各大行政区划，尤其是沿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这类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时，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展开解说。但问题在于，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区域经济整合理论及实证方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或具有大体相同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环境为背景的，这些理论难以将不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纳入该理论所解说的区域经济整合模型；同时，由于模型选择的解释性变量的差异，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整合模型也不能对政治、经济、文化错综复杂的国家的内部区域经济整合作出符合其理论逻辑的论证。因此，当我们将分析视角转向不发达或体制转轨国家，进而研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的内部区域经济整合时，有必要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对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以便让理论分析较为符合中国的情况。如果能在理论上梳理出一个解释大国内部独特区域经济整合的分析框架，并将国际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等理论融合运用到这一体系中，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通常在数据选取、分类和处理上碰到困难，主流经济理论普遍认为，来自一些较大的经济体内部的数据显得越来越重要。他们认为传统的跨国研究难以控制国家间由文化、制度、统计口径等因素而导致的数据异质性和不可比性（Atkinson and Brandolini，2001；Srinivasan and Bhagwati，1999），而一国内部数据出现异质性和不可比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如果主流经济理论的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对中国内部两类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证研究在比较研究方面将具有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积极意义。事实上，现有的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研究是对区域经济整合差异之影响因素的分解，因为，无论是对优惠政策、不同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异、国际直接投资，还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均衡发展、偏向于东部的财政转移等分析，都只是对区域经济整合的现象形态的剖析，而不是对其激励的解读。如果我们能在实证研究中提炼出中国两类区域经济整合所蕴含的相关机制，而不是局限于检验区域经济整合的历程或现状，则建立在机制分析上的对策建议或许更具有针对性，从而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有不同的价值效应。

本书将尝试性地运用“泛一体化”的分析框架，力图在借鉴一体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现阶段区域经济整合的实际进行解说，并通过对“大中国”经济区域与大陆省际区域的融合分析，以论证中国区域经济整合中的“泛一体化”现象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