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心愿

父亲的心愿

任　兵^[1]

我的父亲任民鉴，生于1927年3月4日，广东鹤山人。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在就读中学期间就受到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培养教育，于194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分别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1944年至1945年间，父亲在吴学谦、乔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宣传党的进步思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父亲继续参加和组织各种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8月28日被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逮捕入狱，羁押在上海提篮桥拘留所。在狱中，他保守党的秘密，严守党的纪律，与其他同志一道以绝食等形式继续作顽强斗争，经受住了敌人的多次审讯，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与狱中其他同志们顽强斗争的经历被吴学谦、乔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誉为“第二条战线一曲凯歌”。

上海解放后，父亲先后在上海人民保安大队沪北区指挥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上海市青年团委员会等单位担任职务。1952年11月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兼中华业余学校副校长，自此，父亲开始了与中华职教社长达50年的缘分。“文革”期间，父亲曾一度被隔离审查。1978年平反，恢复名誉。之后一直在卢湾区教育系统担任校长职务。1981年担任卢湾区教育局副局长兼卢湾区教育学院院长。曾任卢湾区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恢复活动，胡耀邦总书记作了“重放光彩”的批示。记得有一天，父亲回家兴奋地对母亲说：中华职教社要恢复了，胡厥文同志钦点他担任上海分社主任。我那时只有十几岁，看着父亲激动的表情，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终究能感觉到父亲愉快的心情，知道父亲很愿意去那里工作。于是，1983年1月，父亲担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主任。过了几年，当我更懂事了一些，有一次，我问父亲他的单位是做什么的？父亲告诉我，“那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由黄炎培先生创办，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见我不甚明白，父亲接着说：“你知道大明星秦怡吗？”“嗯，这个我知道！”“她也是我们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呢。还有工程师和其他很多人才都是这个学校培养的。”“那么它是个大学吗？”“不是，它是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学到本领，这个本领是用来工作的。因为只有掌握技术的人，才能找到好工作，才能有饭吃。”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黄炎培先生的指导思想“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父亲在担任上海分社主任期间，积极联系在沪中华职教社老社员，分别组织他们参加学习和活动。推动崇明、嘉定、南汇等地方职教社组织的筹建。争取落实、恢复使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社所。领导恢复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创办中华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并兼任校长，还推动中华职业学校复校工作。几所社办学校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连我高中毕业后为了去日本留学，也在雁荡路的补习学校里学过日语。我还记得，父亲有个朋友的女儿，因为学历不高，在中华职教社的社办学校里学了会计，之后很快就在公交公司找到了工作直到退休。几年前在街上偶遇时，那个阿姨还称呼父亲任校长，说当年若不是去读书，还不知何时才有工作。每当此时，父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自豪的微笑。是的，当时社会上这样的培训机构很少，中华职教社开办的各种培训项目满足了社会需要，并真正地为各类渴求学习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父亲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近70个春秋。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狱中还是“文革”期间，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忠贞不渝，丹心不改。离休后，他也忘不了职教社的工作。只要有会议、有活动他必然出席。有时我们也劝他，都已经离休了，不多多休息还瞎操什么心？这个时候，父亲必然会说，“职教社50年历史都在我的心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会知道完整的情况。我不告诉他们，难道让这些历史埋没掉吗？”职教社开办初期经费不多，加上父亲勤俭的个性，他很少用社里的公车，一直是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每天上下班。父亲平易近人，他习惯于热情关心帮助别人，却很少为自己考虑。因此，他有很多朋友。离职休养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联系解放前被捕的战友们共同编写了《炼狱——1948年“八·二六”斗争纪实》。21世纪他又担任了《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委会的顾问，积极为社志提供资料和建议。总之，只要职教社有事需要，他一定义无反顾的前往。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想把职教社办好，把黄炎培先生的理念发扬光大。父亲最大的遗憾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完全实现。

父亲走了，他在亲人的眷恋中，在职教社、统战部、老干部局的关心照顾中、在对职教社事业的恋恋不舍中离去了。适逢职教社95周年，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非常高兴，也一定会积极参与。他把职教社视若家园，能为这个家庆祝诞辰，能在家里遇见老朋友、老同志，他该是多么幸福啊！我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一定还会关注职教社的发展，因为，这是他毕生的事业！

【注释】

[1]作者：任民鉴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