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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就业绩效研究述评

时间:2022-06-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就业绩效研究述评一、地位获得理论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其影响是不同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对大学生职业选择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就业绩效研究述评

一、地位获得理论

美国学者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先赋性因素(父亲教育与职业)和自致性因素(自身教育程度、职业生涯起点)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其影响是不同的。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在理论上,布劳—邓肯的地位观研究和社会资本网络观研究遵循着不同的研究脉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属于地位结构分析的范畴,社会资本研究属于网络结构分析的范畴。地位结构观分析取向认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求职、社会流动)可以用所属的类别差异进行解释(边燕杰,1999)。最基本的假设是: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地位结构观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两者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地位获得模型做了一些修正,但仍然没有摆脱地位结构的视角。尽管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这一观点考察社会结构具有片面性,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论误导(边燕杰,1999)。

社会资本导向的网络结构观则侧重于不同团体和个人之间形成的网络,强调社会关系的模式,即不同地位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群体之间、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地位结构观只重视个体、种属、身份、地位等不同,网络结构更关注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个体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但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替代的研究范式,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的(张文宏,2006)。

二、国外相关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述评

很多学者研究支持“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假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个人主要通过招聘会等形式搜寻工作,但绝大多数的个体仍会利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寻找工作(Holzer,1987;Campbell等,1990)。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工人的角度,通过社会资本或网络去寻找工作,成本较低,且具有更高的工作匹配程度(Holzer,1988; Montgomery,1991);二是公司也愿意采用社会资本或网络招募工人,因为公司可以招募到高质量的工人(Rees,1966; Doeringer等,1971)。因此,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运用将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借助社会资本或网络的工人将获得更高工资,就业概率更高,公司也将获得更高利润(Montgomery,1991)。那些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往往可以获得更为满意、收入也更高的工作职位(Mark Granovetter,1974);交往者地位(包括职业声望和部门)对获得的职业声望有正相关关系(Lin,Ensel,Vaughn,1981; Marsden Hurlbert,1988; Lin,Dumin,1986;Wegener,1991; Bian,Ang,1997; Barbieri,1996; Volker Flap,1996)等。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又开始考察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结果有:社会资本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Angelusz,Tardos,1991);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言,无论其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将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收入(Flap Boxman,1998)。这些国外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考察高等教育阶段的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却可以发现,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都非常高的国家或地区,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绩效中(包括职业地位和工资收入等)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西方学者对欧美国家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尤其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第一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对亚洲国家的研究也表明,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第一次工作和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影响(Hsung,Hwang,1992)。Clancy对1992年爱尔兰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占总人口不到21%的四个上层社会群体拥有38%的高等教育机会;而占总人口26%的五个下层社会群体仅占有32%的高等教育机会。 Teachman利用美国1972年的一项高中调查数据,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受高中教育情况的影响。其研究指出,父母的职业、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高中受教育机会和高中阶段的学业成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Lucas利用1980年美国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调查数据,对比美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家庭背景对高中学生毕业和进入大学的影响。其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学费水平的提高和公共财政资助的减少,使得家庭经济状况对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影响有所加强。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亲的年收入对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比对子女能否高中毕业的影响更大。

三、国内相关社会资本与就业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熊瑞梅等人(1992)以台湾地区的样本实证检验了交往者地位对劳动者的第一份工作地位存在着显著性正向影响。边燕杰(1997)通过对天津地区的研究,发现帮助者的职业地位、教育和此前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都将对变换工作中获得的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此后,边燕杰(2001)仍以天津为样本发现,以信任和规范为基础的强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使用频率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

李黎明、张顺国(2008)利用2006年对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大、陕西师大、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对大学生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裕,人力资本越丰富,其就业意向越高。具体表现为: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资源丰富的单位就业;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收入较高的地区;其毕业期望月薪值也越高。反映出毕业生对就业地域、就业单位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不理智性。郑洁(2004)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吴欢伟(2004)提出个人社会资本对求职的作用机制模型,涵盖个人社会资本来源、个人社会资本效益和求职结果以及影响作用机制权变因素等。马霖(2006)用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社会资本对就业概率影响较大,而对初始工资则影响较小。黄敬宝(2006)提出大学毕业生失业是人力资源开发弱化的表现。他认为高校所提供教育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构成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最大可能边界,而大学生能从高等教育服务中吸收多少养料,最终决定自身就业能力大小。就业能力的大小与高校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业意愿和就业行为以及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密切相关。根据2009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调查分析报告(2009)”,曾湘泉指出就业能力问题是造成就业难的深层原因。该报告探索了目前高校培养模式与企业用人需求之间在就业能力方面的差异。所以,提高就业能力是大学毕业生提升就业绩效的主要手段。

边燕杰、张文宏(2001)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从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强关系假设就持续有效,而弱关系假设解释力不强。边燕杰、洪洵(1999)通过对比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网和职业流动发现,两个社会中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职业流动。这和20世纪70年代初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对于求职者而言,弱的关系网络可能比强的关系网络更有力量”正好相反,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国外的一些区别,传统的儒家文化导致中国社会浓厚的“人情味”,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强关系的巨大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社会资本在“人情”方面的作用必将弱化,而更多的是承担传递就业信息的作用。本文理论部分在假设社会资本仅仅起传递信息的作用的前提下,分析了社会资本强弱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的影响。

许多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在占有各类教育资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有很多,从父母所从事工作的性质的角度来看,衡量家庭背景则可以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来评定;从父母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衡量家庭背景的好坏则可以从父母所拥有的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评定。事实上,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和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分家庭背景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原因在于一个职业或行业的好坏根本上也是由其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多少决定的。D.V.Glass曾指出:职业之所以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要分类标准,主要是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将主要以父母所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并结合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的分类,探讨家庭背景对子女意志力、个性特征等非认知技能的影响。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认为社会资本对就业有促进作用的研究有:郑美群、于卓、刘大维等(2005)在对长春市三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进行调查后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大学生获取就业机会,但大学生忽视对其社会资本的利用;陈成文、邝小军(2004)对湖南省高校在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也证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作用很大,并且随着高校就业体制的改革,这种作用总体上越来越大。秦永、裴育(2011)认为由于城乡社会资本投资人群的差异,城镇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概率比农村学生高。王大成、张娴初(2010)对山东大学各专业2010届本科学生进行的电话调查得出社会关系网络渠道与就业过程绩效、结果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渠道对就业绩效的贡献程度位列第二。

也有认为社会资本对就业没有明显作用的研究:岳昌君等(2004)则认为,影响大学生求职与起薪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自身的人力资本,而各种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却不明显。在岳昌君的这篇实证分析的文章中,最大的特点是全面分析了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因素,并将各个因素进行了分类,包括学生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等。

同时,也有一些文献也讨论了社会网络造成的无效率问题。一方面,过多的社会网络使用,可能减弱了失业造成的压力,造成工人的工作搜寻动力不足,从而过少使用正式的工作搜寻方法,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欧洲南部地中海地区国家的高失业率现象(Cahuc等,2002);另一方面,即使我们承认社会网络对就业的正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是凹的,因此,过多的社会网络容易造成“拥挤效应”(Wahba等,2003)。尤其在城市,因为每一个人有太多的朋友传递信息,造成了就业信息的竞争,相互间造成了负的外部性。

大量调查证明社会资本对就业有促进作用。云南教科院的研究中涉及家庭背景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结果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越高的家庭,就业的概率越高。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与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共同推出的“2007重庆市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数据也显示:在“你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的调查中,44.82%的被调查者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是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获取就业信息。当然,也有表明两者关系不大的例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课题组在2003年6月上旬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中分别考察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影响,结果得出社会关系因素在影响就业的17类因素中排在了第九位,而家庭背景排在第16位。

薛在兴(2009)对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研究结论的差异作了多角度的分析,他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现有大部分研究“调查的样本量过小,且局限于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专业,样本缺乏足够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受抽样偏差的影响”,二是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受到多种已知和未知因素的影响,在不能完全控制这些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便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

本文则是从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因素角度出发,将影响因素分为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社会状况两大类,分析社会资本在影响大学生就业绩效的过程中有哪些作用。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一,虽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起源于对就业行为的研究,但是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对求职的过程或者职位获得的研究,较少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第二,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此前虽然也有针对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研究,但多停留在文献分析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没有针对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及其与就业绩效的关系建立有效问卷和进行深入统计分析。

【注释】

[1]Don Cohen,Laurence Prusak.In Good Company:How Social Capital Makes Organizations Work.Boston,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1:4.

[2]Hanifan,L.J.“The Rual School Community Centre”,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6), No.67.

[3]G.Loury,“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in P.A.Wallace and A.Lemund(eds)Women,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Lexington,Mass.Lexington,1977).

[4]Bourdieu,P.The forms of capital,in Jon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8.

[5]Alejandro Portes.Social Capital: It’ 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al,1998,(2)

[6]Ronald Burt.Structural Hol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

[7]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2.

[8]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东出版社,1998.

[9]程民选.社会资本:定义与内涵.天府新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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