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解读

在上文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函数设定为资本、资本所得税率和政府财政性支出三个主变量的形式,而这三个变量所影响的是企业资本形成与积累的过程,因此需要就这三个变量进行针对性分析。根据式（3-28）,不难得到以下关系:

对全要素生产率函数中的三个变量分别求取一阶偏导,则有:

由于变量的实际意义和求解偏导数的符号,因此式（3-31）、（3-32）和（3-33）的最终符号方向都可以直接确定。而通过这三个表达式的符号方向,本研究就得到了模型推导得到、需要随后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的三个相关命题。

命题一:资本存量越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而存在负向效果。这表明过高的资本存量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好处。该命题所揭示的影响背后的逻辑机制在于,如果企业的资本存量累积过高过快,就表明该企业可能并没有把足够多的资本投入到创新研发类活动中去,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了负面效果。不过,本研究也注意到,式（3-31）的关系若要成立,其基本结论是来源于资本的平稳增长路径的。若资本累积并非处在平稳的增长路径上时,不排除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资本积累过程一同发散的可能性,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可能进一步加剧系统的发散,包括资本的继续累积。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对中国背景的数据进行相关实证研究时,需要注意到中国正处于非平稳的增长路径上,因此不排除在实证检验中可能出现资本累积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正向影响结果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对企业级别的微观数据进行检验,就有可能得到命题一所推论的结果,但从宏观数据层面来看,不能排除检验结果不显著,甚至与命题一推论符号方向相反的情况。

命题二:间接税（资本所得税）的税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能越低。该命题背后的政策传导逻辑在于,当企业所面临的资本所得税税率偏高时,企业的消费偏好就会对企业的资本积累偏好形成较强的替代效应,尤其在类似我国这种创新研发性投入无法建立有效税盾的情形下,消费支出反而是更有效的税盾。这就会导致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意愿受到打压,从而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命题三:政府的生产性投入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反而越低。该命题的政策传导逻辑在于,政府的生产性支持名义上是对企业的生产进行了直接支持,但实际上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可能反而会对企业和市场的创新活动起到打压的反向作用。这一点在本书第四章中关于企业收入流的剖析中也将会谈到,即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影响企业的正常收入循环。因此,通常情况下政府对基础教育和基础性研究的投入,本应可以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积极效果,但在我国目前供给侧收入流程不畅的背景下,实际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以下,本研究就将利用我国的相关数据,对以上三个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对模型的观点给出支持或不能支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