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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程度越高效率越高

时间:2022-06-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一个生产部门t。其二,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两国进行价值链分工,从事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换。因此得到命题2:一国家(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贸易收益取决于其全球价值链定位及出口产品结构。可见,为进一步讨论产品交换对B国收益的影响,需比较价值链分工及交换后的收益下限(1-α)+k′f′2与价值链分

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一个生产部门t。按照附加值高低程度,该部门的产品分为两类:高附加值产品(记为产品1)及低附加值产品(记为产品2),生产要素投入数量为k和k′。在此基础上讨论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价值链分工前,A国和B国各自生产两类产品。

其二,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两国进行价值链分工,从事专业化生产并进行交换。

1.国内生产

价值链分工前,A国和B国各自生产两类产品,其中A国在产品1及产品2的生产效率分别为f1和f2,即单位生产要素投入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f1和f2;B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分别为f′1和f′2,即单位生产要素投入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f′1和f′2。由于产品1的附加值相对较高,对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的要求相对更高,故通常而言:f1>f2且f′1>f′2

假定相对于B国(发展中国家)而言,A国(发达国家)生产效率相对较高,在两种产品均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即f1>f′1,f2>f′2。进一步假定两国投入两种产品的要素比例分别为α和β,即A国投入产品1和产品2的要素分别为αk及(1-α)k;B国投入产品1和产品2的要素分别为βk′及(1-β)k′。因而在产业价值链分工前,两国部门t通过生产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αkf1+(1-α)kf2和βk′f′1+(1-β)k′f′2(见表3.1)。

表3.1 两国价值链分工前创造的国内增加值

2.价值链分工

在A国,生产单位增加值产品1的机会成本为增加值f2/f1的产品2,因而,产品1在A国的相对价格为f2/f1,同理,产品1在B国的相对价格为f′2/f′1。进一步假定f2/f1<f′2/f′1,即A国生产产品1的机会成本更低,根据比较优势分工原理,A国应专业化生产产品1,B国应专业化生产产品2,交换的范围位于两国国内相对价格之间(f2/f1,f′2/f′1),当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此区间内时,分工对两国都有利。

生产成本与生产效率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从生产成本而言,比较优势原理强调出口国的单位增加值产出的成本相对更低,而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则是强调单位要素投入获取的增加值相对更高。从而得到命题1:基于生产效率的视角,比较优势原理可以表述为:国家间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

图3.1 产品1的世界相对供给曲线

进一步分析专业化生产对两国国内增加值的影响。进行价值链分工后,A国专业化生产产品1,B国专业化生产产品2,两国部门t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kf1和k′f′2。对于A国而言,由于f1>f2,故有kf1=αkf1+(1-α)kf1>αkf1+(1-α)kf2,即在既定要素投入条件下,专业化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能创造更多的国内增加值;但对于B国而言,由于f′1>f′2,故k′f′2=βk′f′2+(1-β)k′f′2<βk′f′1+(1-β)k′f′2,即在既定要素投入条件下,专业化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创造的国内增加值相对减少。

因而,从生产的角度,由于相对生产效率差异,各国(地区)出口的并非绝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而是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即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相比各自国内生产,发达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国内增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反而减少。因此得到命题2:一国家(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贸易收益取决于其全球价值链定位及出口产品结构。

3.产品交换

假定A国用于交换的产品1份额为(1-α),即用(1-α)kf1的产品1去与B国交换产品2,故剩余的产品1份额为αkf1(与分工前相同)。此外,由于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2/f1,f′2/f′1),因而A国可以交换到的产品2介于区间(1-α)kf1×(f2/f1,f′2/f′1)=[(1-α)kf2,(1-α)kf1f′2/f′1],可见,通过价值链分工及交换,A国可获得的产品1及产品2的增加值总和位于区间[αkf1+(1-α)kf2,αkf1+(1-α)kf1f′2/f′1](见表3.2),即通过分工及交换,A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

表3.2 两国价值链分工及交换后创造的收益

对于B国而言,B国用[(1-α)kf2,(1-α)kf1f′2/f′1]的产品2换取了(1-α)kf1的产品1,剩余的产品2为[k′f′2-(1-α)kf2,k′f′2-(1-α)kf1f′2/f′1],因而交换后B国可获得的产品1及产品2的增加值总和位于区间[(1-α)(kf1-kf2)+k′f′2,(1-α)kf1(1-f′2/f′1)+k′f′2]。

可见,为进一步讨论产品交换对B国收益的影响,需比较价值链分工及交换后的收益下限(1-α)(kf1-kf2)+k′f′2与价值链分工前的收益βk′f′1+(1-β)k′f′2的大小。

对于B国而言,收益的改善意味着:

为简化运算,假定两国生产的技术系数即在生产的要素投入相等,即k=k′,因而式(3.1)可简化为:

即:

进一步变形为:

由于f2>f′2,则:

因而只需满足

即可满足B国收益改善的条件,而式(3.6)又意味着需满足:

由于产品1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2/f1,f′2/f′1),则产品2的国际相对价格位于区间(f′1/f′2,f1/f2)。可见,A国(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附加值相对较高的环节,B国(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环节,进行产品交换后,B国的收益改善需取决于产品2国际相对价格的上下区间。

由此可得命题3:从收益的角度,由于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发达国家通过专业化生产及交换能显著改善收益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收益情况需取决于两国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

综上所述,以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同样可以对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做出较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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