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现象与社会本质

为各种经济范畴确定其物质内涵和社会内涵，首先是通过将一些具体的形态归结为抽象的范畴实现的。例如将市场价格归结为生产价格进而归结为价值，将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等等，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理论分析则从抽象的“底层”开始，逐步上升到具体（加进更具体的规定），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秩序。但这决不仅是理论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论任务的一个基本看法：经济理论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各种现象形态之间表面的数量关系，而且还要深究现象后面隐藏着的、有时是被歪曲了的本质关系。正是这种探求事物本质的努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已有不少人作了分析，这里不多作论述。

值得一提的倒是由于现象与本质的差异，所造成的某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体系的“无法理解”。从庞巴维克、帕累托等“揭示”的《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的矛盾（即价格分析与价值分析差异），到J.罗宾逊所认为的价值转化为价格问题的“虚构性”——因为“要‘转化为价格’的价值，最初是由价格转化为价值求得的”（Robinson，1947：362）；以及M.布劳格在1985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回顾》中所说的“两层地板”：第一层是“价格、工资率和利润率等看得见的世界”，另一层是“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等看不见的世界”，第二层地板，如劳动日的分割等，是“根本观察不到的”，“处在第一层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本不理会地下室的那个深层世界”，从而这一理论“愚弄了几代读者”（Blaug，1985：287），所有这些，显然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现象与本质相互关系的误解（关于对这些误解的一些“反批评”，参见Meek，1956）。

在这种“不理解”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是认为马克思关于一些本质范畴的分析，特别是劳动价值论，是这个体系的“无用的痈赘”。因为据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积累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再生产公式，价格理论，利润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没有劳动价值论等也可以得出。例如甚至兰格也曾说：“剥削的事实不借助劳动价值学说也可以推论出来”，只要确认存在一个“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存在”这个制度上的事实（Lange，1935）。又如J.罗宾逊则认为，可以把劳动当作客观总量分析中代替物品间相对价格的“价值单位”（实际上是瓦尔拉斯的计价物），但并不需要劳动价值论，同样可以解决一切理论问题：当把劳动时间当计价物时，“你并不需要证明什么，你去做就是了”（Robinson，1962：22—23）。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看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一种理论的目的仅在于分析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关系，分析各种具体市场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根本不提出这些现象后面的社会关系是什么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析自然是“无用的”。马克思的抽象分析的意义不是一般地分析具体现象中包含的抽象因素（其他理论也进行这样的分析），而是要分析市场现象、物量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如上节所表明的）。如果不提出这样的理论任务，而是只分析物量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如生产与需要的关系等），这种分析自然是无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恰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理论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又不把价格这个最基本、最常见的现象形态最终归结为社会劳动这样一个本身包含着社会关系的范畴，不将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这样一个包含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利益矛盾的价值范畴，便只能充其量把利润等范畴归因于商业欺骗、超经济强权或分配权力等因素，整个经济学便不能在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等“正常”的基本经济规律基础上获得理论的统一。正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们最讲究理论的抽象的统一性；他们在论述效用价值论时，也正是将抽象的统一性作为它的一种“理论美”来看待的；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却非要它放弃服从于它的特殊理论目的的抽象统一性，这至少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分析角度不够理解。

请注意上面分析所使用的是一种“相当弱的相对判断”，也就是说，没有评判哪种理论的对错或优劣，而只是指出只有根据理论自身的特殊目的来理解理论的特殊结构和特殊范畴，才能判断一种理论究竟是有“有用”还是“无用”。这应是正确评价一种理论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