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乐观主义相关研究

由于现有经济学文献中大量存在着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乐观主义混淆的情况，导致以管理者乐观主义为主题的文献至今并不是很多，但也不乏大家之作，如Heaton（2002）、Campbell et al．（2011）等人的研究。其实，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乐观主义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两者根本无法完全割裂区分，也并不能完全等价。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的关键，是确定“优于平均水平”这一概念的归属问题。根据前面的概念区分，本书认为，如果现有关于过度自信的文献，其探讨过度自信的逻辑完全是基于“优于平均水平”的，那么其实质上更多的是在探讨管理者乐观主义问题^[8]，这些文献其实应该归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文献范畴。遗憾的是，现有经济学文献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问题时，很少有结合银行风险承担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的，而且现有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基本上是以实证为主，相关理论分析也是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管理者的一种固有特质，进而分析这种特质对公司行为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对两者之间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考虑到本书的研究目的，本书并未对过度自信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综述，而是结合本书主题，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普遍性与时变性、形成机制及其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1.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普遍性与时变性

大量文献指出，人们普遍倾向于积极看待未来，认为自己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高于平均水平^[9]（Robinson＆Ryff，1999；Newby－Clark＆Ross，2003；Schacter＆Addis，2007；Sharot et al．，2007）。但实际上，根据统计学原理，总体上看，大多数人经历积极事件的可能性不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个体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有偏差的，也就是所谓的乐观偏差现象（Weinstein，1980）。人们对同一客体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即外显的态度系统和内隐的态度系统。外显的态度系统是有意识地、控制地、反思性地、慢速地进行加工；内隐的态度系统是无意识地、自动地、直觉地、快速地进行加工（Cunningham＆Zelazo，2007）。从现有文献来看，乐观偏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不但会有意识地认为积极事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消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他人身上，而且人们还会自动化、无意识出现乐观偏差（陈瑞君，2013）。Heaton （2002）、Campbell et al．（2011）、花贵如（2011）将管理者的这种乐观偏差定义为管理者乐观主义。乐观偏差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管理者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容易出现乐观偏差，因此管理者乐观者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乐观偏差对个体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能使得个体保持相对高水平的自尊、减少焦虑，同时能激发个体更大的成就动机和坚持性，以获得成功（Klein＆Helweg－Larsen，2002；Coelho，2009）；从消极方面来看，乐观偏差会导致人们偏好于风险行为或降低人们?取有效措施来控制风险的动力（Seaward＆Kemp，2000；Hablemitoglu＆Yildirim，2008；Coelho，2009）。

不少文献指出，管理者乐观主义往往是时变的，同时包括乐观与悲观两个方面（Nofsinger，2005；Shefrin，2005；Hackbarth，2008）。一些文献还指出，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时变性可能是因为外部情境引起个体发生“感知性扭曲”。实际上，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形成机制上看，管理者乐观主义的时变性是由于个体的动机和认知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影响因素的变化对管理者乐观主义水平的影响。在心理学文献中也有类似论述，主要表现在对乐观结构的讨论。一些文献认为，乐观和悲观是一个刻度尺的两个极端的单维模型（Scheier，1986）；还有些文献则认为，气质性乐观由积极的乐观和消极的悲观两个亚特质构成（Marshall，1992）；此外，还有文献提出了综合单因素及双因素的等级模型（Roysamb＆Strype，2002）及包含与个体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个人乐观、与个体没有直接关系好结果的预期的社会乐观及与个体先前行为经验无关的自我效能乐观三个方面的三因素模型（Schweizer，2001）。但基本上所有文献都支持，乐观偏差应该与悲观偏差联系起来共同进行研究和测量（Taylor＆Sheppard，1998）。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学文献还是从心理学文献来看，管理者乐观主义都具备时变性。

2.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形成机制

陈瑞君（2012）指出，乐观偏差是由动机和认知机制共同作用导致的，前者解释了乐观偏差产生的原因，后者则说明了乐观偏差出现的方式（Hoorens，1993；Weinstein，1989）。所谓动机机制，指人们面对消极事件时，愿意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结论以降低焦虑等消极情绪对自己的影响，或愿意相信自己更可能经历积极事件以维护或提高自尊（Klein＆Helweg，2002；Chambers＆Windschitl，2004；Sedikides＆Gregg，2006）；认知机制是指个体由于自我中心主义、聚焦主义及认知—生态取样机制（陈瑞君，2013），其注意和信息搜索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犯信息加工的错误。

自我中心主义指个体在行为和观点上完全以自己为主而不考虑他人的人格倾向，个体在进行比较判断时会更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信息。陈瑞君（2012）指出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可以用可得性启发和锚定与调整启发来解释。可得性启发，是指人们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依据特定心理内容到达头脑中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其相对频率，这使得相对容易被回想起来的事件相应被认为具有更高的频率，即被认为更常出现或发生，其中个体自我信息相对而言最容易被回想（Kruger et al．，2008）；锚定与调整启发是指个体在进行判断时，会以“锚”为判断的依据，并在“锚”的基础上，对事件的评估进行调整，而且是不充分的调整，即人们在进行比较判断时，一般一开始就会锚定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来进行自我判断，个体虽然会根据他人的有关信息对最初的判断进行调节，但这种调节往往是不充分的，同时，人们还会高估比较判断中根据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进行自我判断所得到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由此导致乐观偏误（Chambers et al．，2008；Windschitl et al．，2008）。

聚焦主义是指个体专注于一个特定的事件（即聚焦主义所指的焦点），而较少关注其他可能的倾向（陈瑞君，2012），焦点位置的信息就是“锚”，而非焦点信息对信息加工过程的调整往往是不充分的。与自我中心主义不同，当个体将自我处于焦点时，个体自我中心倾向会提升，反之则会降低（Wilson et al．，2000；Windschitl et al．，2003；Chambers＆Suls，2007；Windschitl et al．，2008）。

认知—生态取样机制是指人们往往会根据认知和环境的连接样本进行判断。该机制指出，人们的判断决策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基于总体进行的，而是基于人们从总体中所抽取样本进行的。这些样本既可能来自于环境，也可能来自于人们的相关记忆，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取样偏差，并进一步引致判断偏差（陈瑞君，2012）。Klaus（2000）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认知—生态取样引致判断偏差：第一，基于样本的判断角度，涉及判断对象、与判断对象相关的信息的自然积累及信息形式的转换三个方面，在其中，由于个体的记忆不仅取决于体验本身，还取决于回忆时占优的环境条件，因此，与自己有关信息的积累最容易导致偏差；第二，环境中的刺激分布方面，环境中的刺激分布存在差异，人们的信息提取有很强的选择性，人们往往会更关注那些容易接触的方面^[10]；第三，取样过程及其结果方面，判断偏差之所以出现，是人们判断反映的结果往往只是基于所选择的样本某个方面进行的^[11]；第四，人们取样过程中往往对自我信息更敏感，且由于元认知监控能力不足，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取样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