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中后期之后日美贸易摩擦推动下的日本国内改革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日美贸易摩擦推动下的日本国内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美国政府的外压与日本国内长期“制度疲劳”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加快了国内体制改革的步伐。为了促进竞争、放松规制，日本政府逐步在铁路、电信、航空、电力等传统国有垄断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日本电电公社、日本专卖公社、日本国铁等三大公社的民营化是这一时期日本国内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1986年，中曾根首相委托日本银行前行长前川春雄成立了“以国际协调为目的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同年4月，该研究会发表了最终报告书，即著名的《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明确承认外压在日本国内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持续增加的大幅经常项目赤字不但对日本的经济运营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呼吁对既有的经济政策和国民生活方式进行历史性的改革，建立“国际协调型经济”、“国际国家”和“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成长模式^[10]。

作为对《前川报告》主旨的继承和发展，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发起了放松规制的改革。同时，这一改革又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和美国对日贸易外压密切相关。细川护熙首相委任东京电力会长及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为座长，建立了一个名为“经济改革研究会”的首相咨询机构。1993年12月16日，在11月8日中间报告的基础上，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放松规制》的研究报告（亦称《平岩报告》）。《平岩报告》的主旨与《前川报告》较为接近，并进一步突出了规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报告将改革的目的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1）建立内外透明的经济社会；（2）具有创造性和活力的经济社会；（3）生活者优先的经济社会；（4）与世界和谐共鸣的经济社会。

日本政界改革派的知名人物小泽一郎于1993年5月20日出版了《日本改造计划》一书，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72.5万册的成绩位列当年三大畅销书之一。该书从选举制度、行政改革、劳动就业、税收调整等各个方面阐述了小泽的改革建议，被视为保守意识浓厚的“小泽主义”的政策指南。为了实现“普通国家”的宏大目标，小泽一郎极为重视日本的国内改革与日美之间的军事安全同盟关系，认为贸易摩擦不应危及后者。小泽本人身体力行，在1988年的日美建设谈判、1994年的日美电信谈判等日美交涉中积极奔走斡旋，着力促成协议的达成^[11]。小泽一郎之后，桥本龙太郎、武村正义、渡边美智雄等一大批日本政界名人也纷纷著书立说，宣传各自的改革主张。对日本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日益成为日本国民的共识。

1994年1月，细川内阁成立了“行政改革推进本部”，以全面促进流通、电气通信、建筑等领域的规制改革。2月，细川首相与克林顿总统的会谈破裂。即便如此，在会后的共同新闻发布会上，细川护熙还是强调日本将开展“自主的努力”，在政府采购等领域实施“自发的改革”。3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日本对外经济改革纲要》，反复强调这是“出于自身改革的需要”^[12]。这一纲要主要分为四大内容，分别是：（1）内需主导型的经济运营；（2）通过规制缓和强化市场功能、改善对日准入；（3）涉及“日美经济框架对话”三大优先领域的自主措施；（4）确定政策协调的大方向，以构筑和谐的国际经济社会。在这份纲要原则的指导下，7月，日本内阁通过了《规制缓和推进纲要》，决定在土地住宅、信息通信、进口和市场准入的改善及流通领域、金融证券和保险等四个领域的279个项目中实施规制缓和^[13]。

1995年，日本接连遭遇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东京地铁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大和银行债券舞弊事件，无论是在政府机构和官僚公职人员，还是在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上，日本一向引以为豪的“日本模式”日益受到批评和质疑，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和正统性逐渐开始动摇，改革的呼声进一步高涨。1995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建立“规制缓和推进计划”，对多达1091个项目实施规制缓和。全体内阁成员加入“行政改革推进本部”，并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根据行政改革委员会的监督结果和国内外的意见和期望，每年对上述推进计划进行修订^[14]。此外，村山富市内阁还在原有行政改革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了规制缓和小委员会，金融等各个具体领域内关于规制缓和的政策讨论和实际实施进一步走向深入。

1996年桥本龙太郎执政以后，提出了包括行政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财政改革和教育改革在内的“桥本六大改革”。桥本内阁还成立了直属于首相的、由财界和学界有识之士组成的“行政改革会议”，该会议形成的最终报告成为其后日本中央省厅改革的基础。

在上述改革进程的推动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各个行业的规制缓和进程明显加速。2002年与1970年相比，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电信电话业的规制水平分别降低了28个、33个和39个百分点，电气、煤气、自来水行业降低了17个百分点，原先规制程度相对较低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也分别降低了1个和8个百分点（参见表1）。

表1　日本的规制缓和进程（1970—2002）^[15]

注：表中数字越接近1，表示规制程度越小。

规制缓和并不仅仅是国内制度的调适，也对日美贸易特别是日本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标准及认证制度的改善、进口手续的简便化和快速化等方面，1993—1994年的规制缓和政策、1995年3月的规制缓和推进计划、1996年3月计划修订后的追加部分分别制定了136项、172项和107项措施，其中实质性措施达到84项、119项和60项，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数据仅为130项和104项。据测算，上述三个规制缓和计划使日本在制成品和食品等方面的进口额分别扩大了12.86兆日元、17.01兆日元和8.12兆日元^[16]。

20世纪的最后十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但又是日本国内改革步伐迈得最大的十年。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所作的改革努力是前所未有的，如金融体系改革、外资的大幅进入、六大财团的跨财团兼并重组、终身雇用制的崩溃、人们的意识从“一亿总中流”向“生存竞争”转变等。这些改革离不开美国对日贸易的一贯压力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改革要求。

小泉纯一郎于2001年执政后，提出了“结构改革无禁区”的口号，实施“七大改革计划”，包括“民营化、规制改革计划”、“支援挑战者计划”、“强化保险功能计划”、“知识资产倍增计划”、“生活维新计划”、“地方自立、提高地方活力计划”和“财政改革计划”。上述改革奉行“由官向民转变”、“由中央向地方转变”的理念，这些改革在主要内容上与先前的改革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体现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也与美国的外压要求大致吻合。

与上述改革的实际进展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贸易外压的作用下，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的理念已逐渐内化为日本社会精英的主体认知。正是在此作用下，日本国内改革不断加速，对美经济政策的自主性有所提高。这既是出于对其十年经济衰退的反思和警醒，更不乏美国在市场开放等方面长期施压的“建构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