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人的家族及其活动

第三节　洞庭商人的家族及其活动

洞庭商人在经商时家族经营特点十分明显,他们通常以家族为中心,集中在某个地域进行,主要经营几种商品,而洞庭商人的家族主要可分为东山商人家族和西山商人家族。

一、东山商人家族

洞庭东山商人家族主要集中在运河沿线特别是临清展开经营活动的。东山商人主要有如下一些家族:

其一,王氏家族。王氏为东山望族,宋室南渡时,有千七将军者,后世尊为百三公,扈驾南迁,卜居洞庭东山,为东山太原王氏始迁祖。元末明初,有王彦祥者,得陆巷口隙地,“斩草莽,披瓦砾,与诸子戮力治生,数年而家业大兴”^[15]。东山王氏由业农兴起,“世以居积致产不赀”。王氏这一族在王鏊中进士贵为大学士后,更为显赫,自后“书香不绝”,贾儒相间,是个典型的儒商家族。王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淮之地经营,太平军占领苏州前后,东山王氏纷纷移向上海。

其二,翁氏家族。东山翁氏始于随宋室南迁的承事公。世代为农,间营小商。到明中期七世孙毅和其子永福时,父子为商,家业开始振兴,成为继王氏而起以山东临清为活动中心的经商家族。翁氏发家的机遇很好,但是他的成功也取决于他的精明和眼力。经过两代人的发展,前后40年,翁氏名满天下,海内无不知有翁春山(参之号),家业隆隆起,大江南北闻其名,信誉在外,南北载运商货的舟车难以计数,海内有翁百万之盛称,翁家称雄布业的时代一直维持到明亡。到了清初,翁氏的势力已趋于衰落。

其三,席氏家族。翁氏衰后崛起的是东山席氏。东山席氏的始迁祖是唐末因避黄巢之乱而由关中移家南迁的武卫将军席温。直到清中期将近千年,席氏家族或以仕宦,或以经商分散四方,但留在东山的席姓子孙,仍然“群萃州处,蔚为望族,吴中世泽之久长无有出其右者”^[16]。明嘉靖、万历年间席森在临清经营布业。稍后到左源、右源时,席氏名大著。凡是江南的梭布,荆襄的土靛,往来车船,“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结果“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17]。吴人提到东山便称“左右源席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席氏倡率东山许、翁、万几大商家,在布业重镇朱家角捐资兴建了慈门寺,后来席端攀还在该镇设置义冢。自后直到道光年间,席氏家族仍有人在北方的运河沿线经商。鸦片战争后上海的通商口岸日益兴盛,席氏抓住了时机,进入外资银行和洋行,在上海一手承办买办事业,故席氏又在上海以买办世家著称。

其四,叶氏家族。叶氏世居东山蒋湾叶巷。其先造玄公叶逵曾仕吴越国刑部侍郎,入宋朝,因有别业在洞庭而移居。六世孙叶梦得,徽宗时为翰林学士,高宗时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宫都守,退老于莫厘峰下。叶氏遂为东山一大望族。从此直到清朝,“环聚于太湖之滨,簪缨阀阅,甲于江左”^[18]。叶氏族大人多,经商者不断。与人相交,诚一不欺,故人多信任而不忍欺。周人急难,济人困苦,亲旧有难必及时赞助,好义之声名闻于齐鲁。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时老家产业丧失,全靠淮北资产接济。太平天国后,叶懋官因战乱家产荡尽,就集资远赴天津贸易,征贵征贱,屡举屡中,家业复振。一度在上海经营后,再到天津会办招商局。叶氏经商的地域较广、行业较多而重要据点是江北,特别是淮北一带。

其五,严氏家族。严氏原居浙江宁波鄞县,宋建炎中有四十八公者,为平江路判官,占籍吴地,为当地著姓,其中一支定居东山。严氏是东山贾儒相间、经商与仕进迭相为用的一个家族。明弘治九年(1496年),严经“奋起于货殖之中”,登进士,进入仕途,后来官至彰德知府,严氏从此起家。但一代中个别人的科举成功并不足以长久维持家业,嘉靖、万历时期,严氏不得不弃儒为商。后来晚清时严氏再次凭经济实力进入仕途,严氏仍有人读书不成名,“候时转物于淮淝间”^[19],或在上海等地经营钱业、轮船运输业等。

其六,万氏家族。万氏世居开封,宋末靖康之乱,虞恺公者避地江左,携子买宅洞庭东山张巷,遂为东山万氏始祖。二世祖仲默公种桔数千株,乡人称为桔园万家,万氏从此而为东山大族。万氏从商始于明中期。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是万氏经商的最为兴盛时期,入清后,经商者寥寥。

其七,郑氏家族。东山郑氏始祖据说为宋哲宗时的驸马都尉郑钊。高宗南渡,郑钊保驾孟后,崎岖播迁,后隐居东山,子孙繁衍,为东山巨族。

其八,葛氏家族。葛氏原来世居开封,建炎中有葛万五公者随高宗南渡,爱三吴山水佳丽,卜居东山武峰下,“拓基开壤,树桑艺谷,不到几十年,食指渐繁,俨然巨室”。而且“聚族而居,里无杂姓”,男女婚嫁不出东西两山范围,岁时伏腊,恪遵礼制。在明代,据说“人文蔚起,簪缨文物,照耀寰中”。葛氏自称“类以商贾起家,亦多文学之士”,也是典型的大家族。经商以南京和徐淮之地为多。

另外,东山还有刘氏、施氏、金氏等望族,世代有名商。康熙《睢宁县志》说当地一切货物都依赖外地商人转输,而经营者多是秦、晋、徽、苏商人。这里的苏商实际上就是洞庭商。由于人数多,洞庭商人在睢宁的大李集也设有会馆。东山商人还以翁、席、叶、严等家族为主体,活跃在南京。清乾隆、嘉庆年间,“东山在金陵设肆贸易者日益盛”,翁怡亭倡议集资,于嘉庆四年(1799年)建成洞庭会馆。经咸、同兵燹,惟赖“席、叶数家经纪其事”,会馆得以维持日常运转。

二、西山商人家族

与东山商人家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洞庭西山商人家族,其主要活动于长江沿线,特别是荆湘之地,所以又有“洞庭人半走襄阳”之说。^[20]崇祯年间的吴县令牛若麟说西山人,“诗书之外,即以耕渔树艺为业,稍有资蓄则商荆襄,涉水不避险阻”。成化六年(1470年)的刑部主事苏州人周碹说,“洞庭西山货殖者多,不到楚南,则之冀北”。康熙时洞庭东山人汪琬说:“西山之人商于湖广者多。”康熙《林屋民风》也说:“商贩谋生不远千里,荆湘之地竟为吾乡之都会,而川蜀、两广之间,往来亦不乏人。”乾隆时西山人说当地“兢尚行贾,以故山中人之贾于楚者,率十室而九”。在这一带活动的西山商人主要有以下一些家族:

其一,秦氏家族。秦氏据说源出高邮人龙图学士秦观。秦观之子在宋绍熙年间卜居晋陵,成为苏州的秦氏始迁之祖。再三传为秦宗迈,爱洞庭山水之胜,筑别墅于消夏湾之安仁乡,卒 后葬缥缈峰下,成为洞庭始迁祖。其子君显公守墓开始定居,更乡名为秦家堡。君显公之长孙孝懋,居秦家堡之东,为东秦派,次孙孝光、孝义,居秦家堡之西,为西秦派。从此支派分别,散处各村,“几半洞庭”,渡渚、镇夏、石公、涵村、明月湾、旸坞、陶村等西洞庭村庄,以及东洞庭长圻村,都有秦氏支裔。洞庭秦氏历代簪缨络绎,与占籍荆湘的另一支秦氏,吴楚之间世为望族。秦氏散处各地,多与经商有关。明中期,秦怡松,“迁有无,化居荆襄间”。同时人秦宥,外出经商失利而归。秦仁因家贫,放弃学业而转营商业,东至齐鲁,未获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集中的沅湘之地,为人从事贩运贸易前后达20年,积累逐渐增多。正德时秦绅,早年即从商,颇有收获,“以故家日益裕,德日益隆”,正德十四年(1509年)赈饥捐谷300石。与秦绅同时的秦淮,也曾“挟资游荆襄,兴废举之术”。秦隆“壮游名区,达荆楚”。入清后,秦元社年仅弱冠,即服贾荆襄,“为人精疆有心计,蚤作夜兴,居奇致赢,家业因以渐裕”。秦子声,在楚南开了几家店铺,商品丰饶,利润可观。秦德溶,远习贾,久不归。太平军占领苏、常后,洞庭西山人一度纷纷避难楚地,经商队伍更为壮观^[21]。

其二,徐氏家族。徐为西洞庭著姓。据说源出东汉徐庶,世居开封,北宋末年相继迁到洞庭西山,有煦巷徐、南徐、北徐、东村(即东园)徐、唐里徐、徐巷徐等派,族众繁衍。东园徐氏以宋征士郎徐棋为始迁祖。宋高宗南渡,徐棋挈子扈驾,七传至万一公,于宝二年(1254年)迁居西山东园里。后族众繁衍,“里中皆徐氏占籍”。东园徐氏经商较早。前后数百年间,徐氏世代 有人经商。

其三,马氏家族。西山马氏据其后裔称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林屋、萧山之间,居民多是马姓,“以耕读世其家”,也是个望族。清初马昆阳者,弃儒习贾,在湘楚之地经商数年,囊箧稍丰即归养。马氏家族大多弃儒从商,经营地都在楚南,但多是小商小贩,营商气魄不大。

其四,邓氏家族。洞庭西山邓氏先祖是扈从宋高宗南渡的邓肃、邓胜兄弟,世居明月湾。从明末到清朝有不少人在长江沿线经商。邓文经营楚汉间,艰辛历40余年。邓秉巨,随父商于楚,“自少至壮,往来于三湘七泽间”。邓学敏,“吴头楚尾,贾舶往来,长沙乃其世业地”,经过30余年努力,将日渐中落的旧业扶持起来。邓学海的伯父经营荆南。邓廷芳经商南楚,隔年一归省。邓士瀛同父辈数人一起经营楚南。邓玉相,依靠先人经商遗资,遍及三湘七泽间,无客不招,无胜不览。邓大木,承其先祖遗业,在汩罗江畔经理农田数百亩。^[22]

其五,蒋氏家族。洞庭西山蒋氏始迁祖是宋代蒋间,号逸民公,建炎中避兵南徙,世居后堡里。蒋氏原不显著,11世孙诏中明正德八年(1513年)进士,为江西道监察御史,17世孙绘登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入翰林,其族始为大族。蒋氏多经商两湖。乾隆二十年(1755 年)家乡大饥,出粟240石赈饥。

其六,沈氏家族。沈季文在明初往来淮楚间,经营数年而资产大增。稍后有沈铠,“壮游荆襄”。沈南溪,“游江湖几三十年,家用饶裕”。沈冕长期经商荆襄间。沈宾,经商湖湘,家业大增,扩大了经营规模,宾之子棠年少就从商于淮海、荆州之地。沈九华客居楚地很久,坚守店肆。清前期有沈升,因家贫欠债,经商荆湖之地十余年,沈启芳也逐利该地,家日隆起。^[23]

其七,孙氏家族。明后期即有不少人贸迁于荆襄,如孙炳贩米湖广,遇官府遏籴,大量商舟被封,后禁令刚除,孙炳立即令自己的船队扬帆先行。孙大璇兄弟三人经商湖广、四川,积金至巨万。孙经设业楚南,服贾达40年。孙锟服贾楚南,经营数载,家业稍裕。^[24]

其八,叶氏家族。道光时叶焕堂等,“挈眷就业楚省,又有楚中生理,家惟妇道”,而且由其所言,“缘子孙繁众,所有在楚经营,以及妇幼守家,本房叔侄弟兄等代押”^[25],看来叶氏族人在湖广经商者相当多。

此外,还有其他几姓洞庭人在湘汉之地经营。如明代西山人高赞,少年时惯走湖广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开了两个解库,委托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过舒适生活。又如西山金某、凤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荆襄。西山郑宜诚在潇湘云梦间贩运。郑以杰在同一地经商,数年间拥资累万。郑禄溪从外舅服贾楚地^[26]。西山劳正士“挟资本,偕二子经营走四方”,家业兴起^[27]。西山黄大昌,乏本经营,于道光九年向也在楚南经商的同村族人黄兆鼎借本钱^[28],说明黄姓在楚地经商者也较多。

三、洞庭商帮的代表人物

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到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

王氏稍后,有翁笾。翁笾,字文夫,号少山。世居东山。明代时,翁笾客于“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的清源,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数年经营,名声渐响,以至“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个贩布的商人,名声大到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的地步,足见他在商业上的成功。

这成功的背后,当然就是财源滚滚了——海内当时称他为“翁百万”。翁百万去世后,嘉靖时的苏州状元、万历时入阁为大学士、后位居首辅的苏州人申时行为之作传。这样的朝廷名宦权臣竟为他这个商人作传,由此亦可见他当时的名声与影响了。与“翁百万”同时的还有许冲宇,也是一个善于治产居积的大商人。当时东山有“言富者,必首称翁、许”之言。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翁百万,谢世以后,家产云散水流。后代人最后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来卖了。东山那座建于近代的雕刻大楼,在它的花园大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砖雕。砖雕上雕刻着一条造型颇为生动的云中之龙,一副祥瑞的样子。这块称作“停云陇”的砖雕,乃是翁百万的墓上之物。昔日负责造雕刻楼的东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个没什么根基的暴发户,于是将这块墓上之物买来送他,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闻,将不该用于宅院的坟墓之物,嵌于花园边墙,在这名冠江南的雕花楼旁贻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后裔衰落潦倒到将乃祖墓茔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却也使人感慨良多。

翁许赀雄,席氏继兴。明代的席氏为后世打下经商基业,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东山时,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已是以地方绅士代表的身份迎驾,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驾临东山竟是驻跸于他们席家的东园。

家族的经商灵魂,始终萦绕在东西山一代代人的心中。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荡,东西山人顿失经济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自是时起至20世纪前半叶,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他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上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

以东山席家为例席氏后人席正甫自1874年至1904年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共30年,后又将这一职位传于其子席立功。席立功从1904年至1923年任汇丰银行买办近20年,父子二人控制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半个世纪。席立功后,又将买办的职位传给儿子席鹿笙,席鹿笙从1923年至1929年任汇丰银行买办。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这在近代,可谓是绝无仅有。

不仅如此,无论是自席正甫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还是在他以前的他的舅父沈二园担任新沙逊洋行的买办后,他们都是立即熟门熟路地将洞庭商人昔日经商时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于外国人办的银行、洋行之中,一时显得颇具中国特色。

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他们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如果再加上几个女婿,共有14人。这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6家英商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宝信、中华汇理、德丰)、3家美商银行(花旗、信济、通运),2家日商银行(住友、横滨正金)和法(中法工商)、俄(华俄道胜)、意(华义)各一家银行的买办,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买办集团和名副其实的买办世家。

然而,这仅仅是东山的一个席氏家族。如果再加上东西山的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领域的发展,洞庭商帮在近代的转型就非常明显了。前文所及的“一天一地”的洞庭商帮和徽帮,依然在无声地较量着。较量的结果就是近代上海滩流传的一句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