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商业与商人活动

三、各地的商业与商人活动

国内的商业，特别是内地边远地区的商业，以往资料收集不多，有关论著尤少。这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一情况的存在，同资料缺乏和情况不明有很大关系。但是，不少地方志中却载有大量这类资料。

有些地方志详尽地载有当时当地商业活动的记录。如湖南《靖州乡土志》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本境所产之物：……粳谷每岁……约销四十万石；……杉木由水路运出本境，在常德及湖北各处销行，每岁运出之数约值银五万两，其由贵州、广西及通道运过本境之木，约值银十万两。……本境所制之品：茶油每岁所制约一万六千石，食用并灯油、烛油约销八千石，迄于运出本境，在会同之洪江行销；……桐油每岁所制二千石，本境……约销一千石，其由水路运出本境者，在会同之洪江销行约一千石。……他境所产之物运销本境：黄豆，本境所产约百石，不敷用，其自他境运入者……每岁约共销二千石；麦……每岁约销五百石；棉花……自他境运入者……每岁约销一万斤。……他境所制之品运销本境：……布，本境仅略制麻布、葛布，其湖北之黄州布、葛仙布、扣布、四印布，常德之漆河布以及竹布、洋布，皆自汉口及常德、洪江等处由水路运入本境，每岁数约值银六万两，其转运至黔、粤境内销行者，约值十余万两”⁽¹³⁾。地处湖南甚为荒僻的西南部山区的靖州，能记载这样详尽具体的商业资料，是很可贵的。类似的资料，在四川《宣汉县志》，新疆《温宿县志》、《迦师县乡土志》、《和田直隶州乡土志》，湖南《醴陵县志》、《邵阳县乡土志》，广东《大埔县志》、《始兴县志》，河北《张北县志》、《满城县志》、《涿县志》等许多地方志中也都有记载。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按时期加以整理和分析，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商业史是颇为有用的。

商货贸易的盛衰变化是研究商业史的中心内容，但现有书刊、档案记载甚少，而地方志中却有大量记载。如江苏⁽¹⁴⁾《嘉定县续志》载，嘉定县城内，原有“大小商店二百五六十家……贸易物自日用品外，以棉花、米、麦、蚕豆、黄豆、布、茧、六陈、豆饼、竹、木、牛皮之属为大宗。市况向极繁盛，尤为米市荟萃处。洪杨役后大衰，光绪初年以来，渐复以前盛况”⁽¹⁵⁾。又如浙江吴兴县《乌青镇志》记载：“吾镇向无经行，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丝。……丝行之营业期，小满时开秤，发售予客帮，每千元取佣金十八元。……清咸、同间，张同盛、徐添源营业为盛；光绪初，沈永昌独盛；丙子岁，沈永昌囤丝巨万，适因杭州巨商胡雪岩与西人竞争丝业失败，华丝大跌，沈永昌亦随之倾折。……至（民国）二十二年，只有恒和寿记、浚昌永记两家。二十三年春，只有恒和寿记一家。”⁽¹⁶⁾上述资料不仅反映了当地各个时期商业盛衰变化的情况，而且可以从中看出其原因所在。

地方志中还载有大量各地商人及其活动的资料。这些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商业史时，应该注意，但又往往付诸阙如的一个重要方面。河北《武安县志》用很大篇幅记述了自清乾隆到民国年间，武安商人结成各种行帮在东北、河南、河北、山东，以及苏、皖、热、察、绥、晋、陕、甘等地经商的情况。这些资料都是纂志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武安商人的历史和现状而记录下来的，甚为可观。其中论述了各帮武安商人的发迹、营业盛衰变化、经营业别以及各个时期开设行号家数、从业人数和营业金额等，详尽具体，有很高的史料价值⁽¹⁷⁾。

关于商人从事不正当牟利活动的情况，这里可举浙江《长兴县志》和江苏宝山县《罗店镇志》中记述的两个事例。前者如下：“长地向多丝行，城市乡镇不下数百家。……新丝出市，卖者谓之丝客人；开行代买者谓之丝主人，亦曰秤手。秤手口蜜腹剑，狡猾百出，遇诚实乡民，丝每以重报轻，价每以昂报低，俟其不售出门时，又倍其价以伪许之，以杜其他处成交，俗谓‘进门一锤，出门一帚’。锤言闷头打到，帚言扫绝去路也。贫家男妇废寝忘餐，育蚕成丝，其苦不可言状，一岁赋税、租钱、衣食、日用皆取给焉，虽善价而沽，犹虞不足，而市侩乃百般侮弄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长俗名买丝者曰丝鬼，洵然。”⁽¹⁸⁾后者为：“镇之为患者，曰行霸，如（棉）花、布、柴、米以及猪行，高低物价，擅取佣钱，卖者、买者各有抑勒，名曰内外佣。甚有不肖之徒，至市梢拦接乡民，莫如所适。其狡者更以赝银小钱予之。种种弊害，不可胜记。”⁽¹⁹⁾这些都是反映坐商、行商和中间商在商品流通中进行不正当牟利活动的较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