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

理查德·约翰·斯通 (Richard John Stone)

(1913～1991年),英国　剑桥　剑桥大学

今年的桂冠用以表彰斯通对国民经济体系发展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及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约翰·斯通。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体系的研究,他的首创精神和对国民经济体系这一课题的先驱性研究意味着对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体系取得了独特的国际影响,而且在它们产生据以做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1]。

一、生平简介^[2]

理查德·约翰·斯通于1913年8月30日生于伦敦。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剑桥的吉维尔—凯厄斯学院,为了子承父业,他起初选择了法律专业,但两年后,又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改学经济学。在其学习经济学的最初两年,他受到了凯恩斯的指点和教诲,认真通读了凯恩斯的《通论》,并经常参加由凯恩斯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这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于1935年、1948年和1957年先后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有关高等学校先后多次授予他各种荣誉学位。

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到英国的一家金融机构充当保险经纪人,这段经历使他学到了许多生活知识。1939年9月,斯通开始在刚刚建立的英国经济作战部工作,负责航运和石油统计。1940年被调到战时内阁办公室的中央经济信息处工作,并协助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德(197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完成全国经济和财政情况调查的有关统计事宜,他还先后担任战时内阁中央统计局高级统计师及凯恩斯的助手。在凯恩斯的领导下,他开始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工作,研究有关英国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以及如何筹措战争经费的问题。凯恩斯的著作《如何筹措战争费用》(1940)正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后来,他与凯恩斯合写了一篇《英国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以及如何支付战争费用》的文章。在这一时期,他与詹姆斯·米德一起研究了如何使理论上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与实践相一致,并于1941年编制出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核算的估计数据。1944年,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斯通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一问世就成了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教科书。1952年英国中央统计局根据这本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开始发表年度国民收支“蓝皮书”,如今它已成为英国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凯恩斯的建议下,剑桥大学成立了应用经济学系,当年年仅32岁、只有学士学位的斯通被任命为系主任。在以后数年间,他始终思考着如何采用社会账户体系来测量经济流量。直到1947年,他完成了一份联合国在日内瓦公布的《国民收入的测量和社会账户的编制》。当时,欧洲社会对核算的兴趣不断增长,人们认为国民账户对评价各国的进展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框架,为此,斯通在剑桥设立了一个国民账户研究组。其中最为重要的结果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公布的《简化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标准化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世纪50年代初,斯通与西蒙·库兹涅茨等人曾被邀请作为印度国民收入委员会的顾问。后被联合国召往纽约,旨在建立一个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此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由斯通担任主席。不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1953年)》问世了。

1955年,斯通辞去了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财务与会计学教授。新工作主要做他研究成果的普及和推广工作。在此后的十年中,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是从事英国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工作,在英国国民账户中试验调整法,并有初步的成果问世;另一方面,还以各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为基础,进一步修订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称旧SNA),成功地推出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68年)》(通常称新SNA)。此后,他还致力于研究改进社会和人口的统计分析方法,为联合国制定了《社会和人口体系》(通常称为SSDS),并试图把国民经济核算与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结合起来,最后是经济增长和波动的数学仿真模型,它们的稳定性和对它们的控制显示出某种思想。

1980年,斯通退休了。不过退休倒是令斯通很高兴,因为他仍然能按照习惯,在他愿意工作的地方——家里——进行全日制工作。虽然一段时期他身体不好,但情况一旦好转,斯通就会再次回到书桌前,1984年,在作为获奖者必须递交给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自传中他幽默地说:“我希望1985年是个丰收年。”

斯通是多个学术团体的会员和领导成员,在学术上获得很高荣誉。他是1946年计量经济学会会员,1948年的国际统计学会会员,1948年被推选为会计审计协会名誉会长,1955年出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68年和1976年先后成为美国文理研究院国外名誉会员和美国经济协会名誉会员,1976年他任剑桥大学吉维尔—凯厄斯学院名誉研究员,1978年,由英皇授予爵士称号,被选为皇家经济学会主席,直到1980年退休。

斯通于1991年12月6日在英国剑桥去世,终年78岁。

二、学术贡献

理查德·约翰·斯通因为对于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极大地改进了实证经济分析的基础而获得198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此之外,他在其他应用经济学领域也有重大贡献,主要包括消费者需求的经验分析和大范围的经验模型编制方面。斯通的研究在获得我们承认的现代经济学家的“作用资本”中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认识其重要性的最好方式是试图假设,在一个我们没有得到国民经济核算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中,大量现代检验将永远无法实现。不仅如此,斯通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还为人口学、环境研究等领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1.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提出^[3]

柯林·克拉克(Couling Clark)是斯通在剑桥的老师,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综合平衡的观点,在1937年的著作《国民收入与支出》中汇集了收入、产出、消费者支出、政府收入和支出、资本形成、储蓄、对外贸易和支付平衡。他的工作是启发斯通今后工作的主要源泉。1940年斯通开始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进行研究。他在克拉克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与詹姆斯·米德着手收集、整理,进而编制成巨大的数据系统的工作。这些思想和研究确立了提出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资金账户,以协助英国战争的顺利进行。首先要做的是获得英国各经济部门的综合材料。这些部门包括家庭经济部门、商业、公共部门、国家储蓄与投资和贸易部门。最基本的途径是利用和修改复式记账法。这种记账法具体表现为,当作为收入的每一明细款项出现在账户一方,那么,支出的明细款项也要相应的在另一方反映出来。事实是,总账双方出现的相同款项意味着双方数目必须达到一致,尽管这个记账法包含着大量劳动,但它可以对数据的确切性和连贯性提供重要的验证。一旦这个设计完成,它就展现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概况,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反映国家资金状况的完整账户。

斯通的起点是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易概念。除了收集数据和保证它们这些相对明显的问题外,斯通还必须正视这样的问题,即怎样用合理的方法把巨大的经济交易数目在部门账户上有机地连为一体,以及这些账户将怎样表示。斯通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超出了簿记规则的常规应用,他坚持了经济理论的重要作用。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理论分析……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出发点和调整原则”。

斯通认为,为了提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须处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一系列定义及实际规则,用以测算经济活动中主要经济类型,包括生产、累计和消费。首先他定义了生产、累计和消费的概念,因为生产、累计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形式。生产应当包括那些打算销售的一切商品和服务。但是,如果一种服务永远不上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市场标准。政府行政、国防、教育和健康服务等政府的非商业活动,由于这些服务不出售,它们只能按成本记值。家务及业余爱好者的活动,由于他们无偿地提供服务,也没有记录,因此,无法测量其成本。这样,这些部分就不能包括在生产中,并且不能计入账目内。斯通认为,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实际问题。因为:第一,用政府服务支持的市场经济自身是一个有趣的和有用的研究对象;第二,为了评价非市场活动的产出而提出的方法,虽然没有对它们的价值提供独立的度量方法,但趋向改进成本的测量;第三,可供测量或评价无偿的家务和业务爱好者活动的信息非常少。消费是购买的在记账期中使用的最终产品。问题是,私人汽车、家用电器之类的耐用品不能在购买的当年消费完。斯通就把主要耐用品当作投资品处理,其中一年里的折旧包括在消费中,其余部分则作为储蓄的一部分计入账户支出一边。

第二个问题是,一旦决定了测算人们感兴趣的基本活动范畴的适当条例,人们就必须把它们的数据集中起来,这是解决一系列特殊问题的重要保证和手段。例如,数据的收集、填补空隙,解决不连贯问题和统一可比较数据等。斯通为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一个解决数据空隙的办法是填补它们的“差数”(也就是应用账户的同一原理——在这里,如果全部明细科目都被测算出来了只有一个例外,那么,就可以推算出漏掉的那一个)。这种方法经常被应用,例如,获取不能普遍直接观察到的储蓄测算。不幸的是,在取得数据差时,采用统一账户并无优势,这个统一账户或许可用来检查数据的连贯性。另一个被采用的方法是,将全部变值加在一方达到“平衡科目”,从而可以把它看作“测算误差”,但是这样做,往往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推测误差全部发生在平衡表上。人们也可以按照他们先前可靠的估计来“调整”,将所谓的误差分摊给它们。斯通曾写过有关的一些文章来陈述如何做。

最后一个问题是,一旦数据被整理分类,人们就必须找出表现它们的一种途径。这就是斯通除去传统的簿记以外所致力于的观点所在。

斯通的意图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他对于总量的态度是灵活的,适当的总量程度依赖于人们获取的数据种类和人们想利用它所达到的目的。所以,一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其大多数潜在的应用者。斯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然而,他的研究对于确保数据连贯性的依赖,至少同对于经济指数理论的依赖一样多。

斯通在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制定后来发展成国家核算的基础工作,并为英国、美国编制初步的国民账户。战后,他的有关研究范围还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战争一结束,斯通就率领一个专家工作组,先后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赞助下,开始了制定适用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形式的工作。斯通及其同事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且奠定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核算和各国之间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这些方法在1945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得到修正和改进,一些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解决。然而,它最终以一个合理、成熟的形式出现是在1968年的联合国手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在这以后,随着更多有效数据的出现和更多的问题被分类整理,对此方法的定期修改仍在继续,但是,最初产生的基本方法论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它与这种观念保持一致,即联合国关于生产、消费和积累的定义以及相关的许多附加条例在大多数实际经济状况中的灵活性是有益的。正像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基础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斯通后来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的工作,主要是致力于扩展基本方法论,以便为新的和较少见的部门提供核算方法。这些部门包括金融部门、教育体系和人口部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其目的都是为了以一种公共政策部门能够利用的形式提供关于有效资源的完整信息。国民核算的这一扩展反映了斯通这样的观点,即核算体系要远远超过市场上商品交易的类型和数量,它应该考虑经济活动的全部形式,包括市场化的和非市场化的。的确,国民经济核算的范畴超出了纯经济学,它还包括社会人口和环境因素。正像斯通在诺贝尔奖颁奖会上的演讲中所谈到的:“社会分析应该依据的三大支柱是,对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因素的研究。从实质上说,会计学概念主要是产生于生产关系……但是,它们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两个领域。通过以核算的形式组织我们的数据,我们可看到库存和流通以及我们所感兴趣的任何东西的收入和支出的连贯画面(不管它们是商品还是劳务,是人类制成品还是自然资源),并由此分析这些因素所形成的体系。”

2.消费者需求分析^[4]

斯通在提出国民核算的同时,还对消费需求分析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少数文章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外,他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实际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将被汇集用于研究英国消费支出、价格、收入的最全面性、最详细的数据以及其他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综合在一起。这个数据集涉及1920～ 1938年期间,并广泛应用于斯通后期的研究之中。

斯通在最初阶段就清醒地意识到,不同商品的需求函数应该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并应该首先被如此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在当时被实际考虑排斥了,因此,运用于每个商品和每个商品类别的方程被分别进行估算。一个典型的方程要求所讨论的商品或商品组的价格指数、其他相关价格、时间趋向和一些随机变化的因素。弹性被认为是持续的(系数为常数)。经济理论往往以一个相对灵活的方式来说明价格或者各种各样的变量可以被联系在某种特殊的方程之中。斯通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去保证他的数据尽可能可靠,并在他的实际研究中用这些数据去纠正误差。

斯通曾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些消费需求的文章,但最主要的成果是他的著作《1920～ 1938年英国消费者的支出和行为的计算》。这本书共有两卷,分别于1954年和1966年出版。为这本书而收集和修改数据所付出的努力要远远大于为书中提出的经验估算,它具有对数据问题的谨慎处理,对经济理论灵活但又极有洞察力的应用和对方法论问题的实际探讨等特点,同时这本书还是对英国消费需求进行综合实际分析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书中应用的方法论与早期研究中所应用的相似,但它对一系列相关联的观察与计算结果之差所引起的动态问题提供了透彻的处理方法,此书最后应用了后来广泛传播的托宾—沃森检验。斯通的成果表明,利用数据估算的方程式在一定程序上趋于显示高度观察与计算之差的序列联系。但是,当以初等微分形式估算方程组时,这种系列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这本书还在时间序列数据和住户预算的截面数据(这些数据解释家庭规模、社会阶层及其他社会人口变量)的结合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种结合有助于减少时间数据估算上的误差。

1954年,斯通还开始发表需求方程式同一体系计算的文章,从而取代了只单纯依赖于方程式的分布计算。斯通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统一方程式计算体系的优势在于,它使人们有可能充分运用强行对完整体系和单独方程式进行限制的经济理论。人们可以或是通过调查这些限制是否被驳斥而利用这类限制对这个理论进行验证,或是应用它们推导更为有效的计算。

斯通在消费者分析中另有两个具有实用贡献的观点。一个是耐用商品导致的动态问题的处理。在斯通与D.A.罗合作时,他发展了一个结构体系,这个结构体系强调源于耐用商品的消费劳务流量与商品本身“资本存量”之间的区别。它使研究者去探讨耐用与非耐用商品导致了对耐用商品长期与短期需求弹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耐用商品的存量长期处于“令人满意”的水平上,但在短期中却不一定如此。然而,这个结构体系没有说明耐用商品的“令人满意”的存量是怎样自我决定的。

斯通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储蓄行为的经济计量分析。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斯通就提出一些模型,这些模型把财富和收入结合在一起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区分这些变量的临时值和长期值,对凯恩斯学派关于储蓄行为的简要说明进行了改进。该模型还反映了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消费的不同效应,政府储蓄政策效应和消费者储蓄与公司储蓄之间的区别。

3.剑桥增长模型^[5]

在20世纪60年代,斯通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一个研究项目上,这一研究试图为英国经济更迅速地增长提供建议。这就是在斯通的领导下,由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执行的“发展计划”。实行“发展计划”的动机是出于对英国战后的相对缓慢的增长率及这种增长率所引起的经济失败意识的关切。这项计划是在具有竞争的私人部门的混合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有必要遵循一个行动的普遍程序:分析、判断、确定、处理。如果在前两阶段措施不力,那么就会在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

增长计划的目标并不是提供特殊的政策指导或不同政策后果的详细方案,而是广泛着眼于能够影响英国经济政策的方法途径。它希望能够确定有增长潜力的部门,并提供一个不同政策所致力的初步概念。增长计划验证了明确的“政策手段”(例如,税收制度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和政策能够不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方式。后者包括,例如,关于私人部门预期的政策效应和政策试图鼓励私营部门达到它们的目标,但又不强行干涉它们的“指令性计划”的效应。

发展计划包括两个共存于困难途径中的模型。一个是出于稳定状态的经济的模型,另一个是试图说明经济如何达到它稳定状态途径的暂时性模型,它考虑资本调整如何控制有效劳动与资本能力的问题。斯通为发展实现十分广泛的有关计算法的规则系统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斯通的许多早期成果被作为“建筑材料”而采用。例如,储蓄行为模型就从斯通在此领域的早期成果中吸收了大量精华。计划还观察到国家核算范畴的扩展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新方案,并把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扩大为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交易处理体系和一个更为复杂的包括健康、教育和人口的劳动力问题处理的体系。斯通还根据创建一个允许投入产出系数有限变动的方法论,扩展了自己将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表联系起来的早期成果。这个方法有助于克服投入产出工作停滞不前的严重局面,并在这一领域标注着引人注目的进步。

增长计划还为经济部门的模型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所依据的是各个实际的经济部门,而不是根据广泛的产出范畴,如消费投资和储蓄模型化程度。这个方法的实行被认为是十分困难的,但它也许又是十分敏感的。即使提供微小而“健全”的高度综合模型的微观理论基础是十分困难的,这些模型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经历西方经济的“震动”,也没有显示出其稳定性,斯通的方法因而在最后证明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三、社会影响

斯通在发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是一位对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的先驱和推动者,这些形成了各国所普遍缺乏的平衡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运用的基础。为了考察和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单位中的无限具体和复杂的教育网络,必须设计系统的总结和加总的方法。一个国民账户体系便是实现简化和综合的一个方法。

这种新分析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被引入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当时是财政部的战时财政问题的一位专家顾问。斯通根据J.R.希克斯提出的社会核算的思想,具体编制了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这一模式为当时英国政府有效利用战时资源、战胜纳粹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斯通对大量统计材料的系统加工的实验令凯恩斯感动地惊呼:“我们在一个通过统计的快乐时代中。”

在开始时,斯通设计国民账户的思想的目标是把各个子部门的国民账户完全综合,在它们之间的国民账户表示全部国民资源管理。一个账户每个收支项目必须在另一个账户中作为相反的项目——分别为支出和收入——重新出现。例如,一个综合账户体系包括家庭收入和支出、企业部门的支出和收入、国民储蓄和投资、政府部门的支出和收入,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支付平衡。这种复式会计提供了交叉核对统计的机会,来自不同来源的数字必须吻合。

斯通的工作很快扩大到涉及国际应用体系,而不仅仅用于英国。战争结束后,斯通被任命为联合国支持的国际专家组组长,编制可以推荐国际使用的标准化国 民会计格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是当今世界上通行的两大核算体系之一,联合国于1968年采用了它,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编制了各自的国家经济核算体系,其理论根据和模式皆来自斯通的《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按照这种体系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对经济周期、经济结构等可比的共同的基础。许多国际组织,如各个联合国机构、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均由于这种可比较的国民会计统计体系的存在而大为收益。另外,这个体系创造了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可以用于不同的经济分析。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原理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它可以反映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该体系是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为制定一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统计数据。

斯通曾在1946年获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CBE)奖、1978年获骑士奖。由于斯通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而获得198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像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1984年获奖人选时所评价的那样,斯通是“一位对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的先驱和推动者,这些形成了各国所普遍缺乏的平衡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运用的基础”。今天,使不同经济部门相互联系的平衡计算的国民经济核算,被认为是国家资金状况和发展模式系统报告的一个自身说明和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形式所做的报告和分析却形成了一场创世纪的改革,这是新的方法论的惊人发展。斯通正是这一改革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四、代表著作

斯通的著作众多,还有近两百篇的论文,他的主要著作有:

1.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with J.E.Meade.Oxford Univ.Press, 1944.

2.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National Income and Related Totals 1947.

3. The Measurement of Consumers’Expenditure and Behaviour in the United Kingdom,1920～ 1938,with Rowe,1954.

4.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s and Demand Analysis: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tern of British Demand,Essay in Economic Journal,NO.64,1954.

5. Quantity and Price Indexes in National Accounts,OECD,1956.

6. Social Accounting and Economic Models,with Giovanna CroftƽMurray, Bowes and Bowes Press,1959.

7. 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with Giovanna CroftƽMurray,Bowes and Bowes Press,1961.

8. A Computabl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Chapman& Hall Press,1962.

9. Mathema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Other Essays,MIT Press,1966.

10. Mathematical Models of the Economy and Other Essays,Chapman& Hall Press,1970.

11. Demographic Accounting and Model Building,OECS,1971.

12. The Relationship of Demographic Accounts to National Income an Product Accounts,Essay in Social Accounting System,1982.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国民收入与支出,郭羽诞、肖高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注释】

[1]参见《创新科技》2008年第3期。

[2]资料来源: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

[3]资料来源:侯书森,孙竹,敖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传记全书[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4]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5]资料来源: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