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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时间:2022-06-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国际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数字鸿沟是一个已经形成、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象,各国政府、学者以及组织机构都针对该现象的测度展开研究,提出不同的综合指标体系。

第一节 国际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数字鸿沟是一个已经形成、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现象,各国政府、学者以及组织机构都针对该现象的测度展开研究,提出不同的综合指标体系。由于数字鸿沟具有跨学科、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针对数字鸿沟建立一套科学、权威和系统的指标体系,以作为科学量化国际数字鸿沟的基础。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节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

一、美国NTIA的研究

该研究项目是最早针对数字鸿沟进行测度的研究成果。项目着重于对数字鸿沟的状态进行描述,主要考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口特征的人群对计算机、互联网应用水平的影响,描述统计美国国内不同地区、收入、种族和人种、性别、教育、年龄和残疾等原因造成计算机和互联网接入上的差异,从而明确实现国家和社会信息化目标存在的差距,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见图5-1)。[84]其工作重心在于利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来确定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互联网接入水平上的差距和发展趋势,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依据。因此,研究的重点在于描述而不是测度指标的建立,只是从人口学角度利用国内充分的统计数据,较全面地描述国内数字鸿沟,同时也没有测算企业在ICT接入水平和使用效果上的差异,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指标体系,不具有国际间的比较性。

二、全球互联网扩散指数

莫萨克集团(Mosaic,2001)设计的全球互联网扩散指标体系(Global Diffusion of Internet)主要用于评估企业利用与投资互联网的水平,从普及性、部门渗透、连接基础设施、组织基础设施、地区分布、使用复杂度六个方面分析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扩散状态,并综合考虑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在网络扩散中的作用和意义。[51]但是,该指标体系缺乏对总体竞争力的分析,只单一测算了互联网的普及水平而没有考虑其他ICT。另外,该指数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通过调查问卷来进行测度,缺乏权威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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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美国商务部的数字鸿沟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NTIA.Falling Through the Net: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R].www.ntia.net,1999.

三、欧盟的数字鸿沟指数(DDI)

欧盟的数字鸿沟指数(Digital Divide Index,DDI)主要对15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整体水平进行测算,利用1997年和2000年的数据来比较国际数字鸿沟的发展变化(European Union,2001)。[56]该指数将数字鸿沟看做是社会排斥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全面参与信息社会的潜在障碍。因此,利用数字鸿沟指数主要用来客观评价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公民在接入和使用ICT的机遇和能力上的差距。

计算数字鸿沟指数的指导思想主要在于核算“多少人在线”以及监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描述“谁(不)在线”。具体的测算方法包括首先界定观察的个体(包括公民、企业和组织以及国家),其次选择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作为测算数字鸿沟的社会经济因素,选择处于劣势的群体作为风险组(risk groups),并研究计算这些风险组的技术应用水平和总体水平之间具有的数字差距,来具体计算数字鸿沟的大小。在欧盟的本次数字鸿沟指数测算中,将女性、50岁以上、低收入和低教育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见表5-1),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统计各个家庭和个人使用互联网和个人计算机的比例,并以此作为变量,计算出综合指数(指标体系见表5-2)。

表5-1 公民个体的风险组

该指数的优点首先在于采取了独特的研究思路,通过比较扩散曲线的斜率来监测数字鸿沟的动态变化趋势,具体使用了绝对的数字差距(用百分比表示的差距)和相对的鸿沟指数(百分比比率)来表示,从而更好地预测了技术应用的动态变化。该方法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各种新型ICT的扩散应用比较上。其次,该指数强调信息社会的包容性,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中的数字鸿沟问题,强调数字民主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意义。最后,在测算方法上,该指数只针对每个社会群体的风险组进行分析测算,关注每个社会群体中的最低水平组的技术普及水平,在大大减少工作量的同时,较好地把握住了国际数字鸿沟的动态性特征。

表5-2 数字鸿沟指数的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Hannes Selhofer,Tobias Husing.the Digital Divide Index-A Measure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the Adoption of ICT[EB/OL] ,www.empirica.biz/,2001.

但是,该指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该研究只是从收入、教育、年龄和性别四个社会人口变量对个人和家庭的互联网和计算机使用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范围狭窄,忽略了不同经济群体中ICT的应用。第二,指数对数字鸿沟的界定过于狭隘,主要是从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个人和家庭中的接入状况来计算数字鸿沟指数。第三,在测算方法上,描述数字鸿沟的四个层次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相关性,四个风险组相互不独立。也就是说,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年龄、收入、教育等不同社会群体的风险组,导致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第四,劣势群体在规模上不相等,因此,需要在计算数字鸿沟综合指数时设立各个指标的权重。第五,指标的选择也不够科学和严谨,指标之间相关性太强,计算机用户也可能是互联网用户,互联网用户也一定是计算机用户,而且只针对互联网使用指标,其他ICT没有包括在内。第六,由于这些指标数据来源于欧洲委员会每年的公共观点调查,其结果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令人质疑。

四、数字化指数

2003年,意大利Bocconi大学公布了名为《数字意大利》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种综合测度数字化水平的方法,针对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挪威、英国、西班牙、美国和瑞典10个发达国家2000年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具体计算,以排除经济体制对于测算结果的影响。该项目认为,在某种特定技术现象的扩散和时间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这说明在技术扩散曲线不同阶段中存在不同的影响因素,并划分了市场、扩散、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竞争和竞争力六种数字化因子,综合计算出了一个数字化指数(见表5-3)。其中各个国家数字化指数值的离差就代表了国际数字鸿沟水平。[55]

表5-3 数字化指数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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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料来源:Nicoletta Corrocher,Andrea Ordanini.Measuring the Digital Divide: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2.

该指数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数字经济存在的多个层面,首先,将多个基本指标综合为6个数字化因子来反映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问题。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根据技术扩散曲线的不同阶段区分不同的数字化影响因子,同时测算发达国家连续两年的数据来比较国际数字鸿沟。其次,使用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克服了综合评分法在建立指标层级以及主观确定权重中存在的问题。再次,指数框架应用具有广泛性,可以根据需要应用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既可以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以用于多个国家内部数字鸿沟水平的测算。最后,该模型具有弹性和可扩展性,可以根据测算对象所处的技术扩散阶段随时调整指标,这意味着可以在保留原有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随着时间和技术更新相应修改指标,并根据统计资料的适用性或技术发展的动态特征来增加或改进指标数量和类型。但是,该指数只是针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部分数据通过调查获得,难以用于更多国家间的比较。

五、网络准备度指数(NRI)

目前,较全面测算和评估ICT准备度的指标体系是由世界经济论坛首次提出的网络准备度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其在2002年和2003年两次对多个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状况和全面评估进行测算。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科学评估数字鸿沟以及实现网络接入进行科学而可信的评估体系,从各个国家参与网络的准备程度入手,来客观分析如何消除数字鸿沟问题。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将网络准备度指数定义为“一个国家或社区参与和得益于ICT发展的准备度”,由一个国家或社区提供的ICT环境、社区中三大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准备度以及三大主体的ICT使用情况三个成分指数构成,共包括64个变量指标(见图5-2)。[52]

其中,环境成分指数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国家ICT发展与使用环境的顺畅性。其中包括:①市场:用来评估是否有适当的人力资源和辅助企业来支持知识社会,例如资金与技术工人的可用性和公司环境发展水平。②政策/监管:表明一国政策、法律与监管对ICT的影响,以及为了ICT的发展与使用对其实施。③基础设施:定义为一国ICT关键基础设施接入的可用性和质量水平。高质量的ICT接入基础设施可以推动这些技术的采用、使用和影响,从而促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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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网络准备度指数框架

资料来源:杜塔编,邱仲潘等译.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R].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准备度指数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利用ICT潜力的能力。例如,个人使用ICT的技能水平、公司的ICT接入与经济适用性、本地政府在服务过程中对ICT的使用,其中具体的指标包括:①个人准备度: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利用与收益与ICT的准备度,具体包括文盲率、访问互联网的方式和场所、个人连接程度。②企业准备度:衡量企业参与和受益于ICT的准备度,包括大公司和中小企业以及利用ICT和对员工培训ICT技能的意愿。③政府准备度:主要衡量政府采用ICT的准备度,反映决策机制与政府内部程序,以及政府上网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长期和短期政策措施与法律。

使用指数衡量ICT对网络准备度指数框架中三大主体的影响程度。对使用的评估包括行为与生活方式改变、ICT引发的其他经济与非经济因素改变。其中个人使用表示公民采用与使用ICT的水平,如电话与互联网连接、互联网使用水平和网上消费情况;企业使用衡量一个国家所有企业部署采用ICT的水平包括B2B和B2C电子商务水平、使用ICT从事营销活动和网上交易水平;政府使用是一国政府使用ICT的水平,政府除了提高ICT优先级外,还可以自己利用ICT,可以帮助政府理顺对公民的服务,提高总体职能。衡量因素包括企业与政府的交易额以及是否政务上网。

该指数最大的优点在于全面涉及个人、企业和政府对于网络发展的准备程度,并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缩小数字鸿沟的衡量指标。该指标体系明确按照角色来划分,便于根据不同角色选择具体对策。但是,该指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通过指数标准化,将网络准备度指数转换为1~7的标准值,并通过国家排名的方式进行比较,部分国家指数值之间的微小差别已经没有统计意义。其次,由于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等关键的ICT还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动态性强,难以取得精确的使用指标(例如政策与法规的关键指标和政府使用ICT的情况)。再次,根据数据的可用性选择国家,缺乏合理的地域和经济水平的抽样分布。最后,只有一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无法在更长的时间段内进行纵向比较,难以反映数字鸿沟的动态发展变化情况。

六、数字接入指数(DAI)

国际电信联盟(ITU,2003)在对现有各种信息化国际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数字接入指数(Digital Access Index,DAI),专门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个人接入和使用ICT的总体能力,用来实现跟踪前年发展目标,推动各国政府“使公民从新技术中获益,尤其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

DAI指标体系由信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信息技术接入的可购性、信息技术使用主体的教育水平、信息基础设施质量,以及信息技术的使用水平五个领域构建而成,共包含八个指标,客观测算出各个国家的数字接入水平。[54]该指数的重点在于测算各个ICT接入的普及率,其中只包括每百人固定电话用户数、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等八个指标,简化了对指数的计算(见表5-4)。但是,该指数更多地考虑到获取客观的数据,只选择了几种ICT的普及水平作为基本指标,因此,不能很好地反映数字鸿沟的综合性特征,指标代表性差。

表5-4 数字接入指数的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贾丹华.因特网发展中的公共政策选择[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4.

七、数字鸿沟指数(DDI)

由Orbicom研究委员会[1]提出的数字鸿沟指数(Digital Divide Index,DDI)是第一个针对数字鸿沟提出的较为完整的概念框架和科学的统计方法,并系统研究国际数字鸿沟测度的综合指数。2001年,该项目开始在加拿大统计局的George Sciadas领导负责下正式展开。该研究主要是在九个国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概念框架和模型的发展,2003年该项目成果正式生成,并出版了《监测数字鸿沟……及其扩展》(Monitoring the Digital Divide...and beyond)一书。该项目引入了一个国家的“ICT化”或称为信息状态(infostate)的概念,作为信息密度(infodensity)和信息使用(info-use)的集合体。其中信息密度是指ICT资本和劳动力的存量,包括网络和ICT技能,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ICT生产能力,以及信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技能。信息使用是指ICT的采纳和消费量(the uptake and consumption flows of ICTs)以及它们的使用强度(intensity),信息状态就等于信息密度和信息使用之和,它在各个国家中表现的相对差异就被定义为数字鸿沟。由于信息状态是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数字鸿沟也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应该和发达国家的进步进行比较、检验。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该项目研究者具体针对192个国家的21个指标,以1996~2002年的观察期来计算信息状态及其变化趋势。[57]具体的指标体系如表5-5所示。

该指标体系的优点在于:首先,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超越传统只从连通性(connectivity)和电子准备度(e-readiness)等基础设施角度来测度数字鸿沟的概念性框架。其次,指标设计科学,可以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并强调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模型的设计有利于得到与政策相关的结论。最后,利用较长时间序列数据对数字鸿沟的发展变化进行量化和比较。但是,该指数在指标选择上将ICT资本只限制在对网络相关指标的测度上,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准备程度和发展潜力,并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ICT整体投资和硬件建设水平,也没有考虑不同经济主体,例如一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在国际数字鸿沟中的地位和差异。

表5-5 数字鸿沟指数的指标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Orbicom.Monitoring the DIGITAL DIVIDE...and beyond.NRC Press[R].Canad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2003.

八、ICT指数

ICT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组织研究的,并在2004年出版了《2004年ICT发展指数》。该项目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可比较的统计指标和研究,建立现实的国际绩效评价和定性与定量的基准,通过一个复合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来监控和评价ICT准备程度、使用和影响的机制,同时为各国在政策和执行方面提供必要的分析统计数据,将ICT相关政策与其他教育、贸易等发展政策联系起来,通过跨国分析比较,对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研究,并最终利用UNCTAD的ICT发展指数来作为ICT发展的基准,用来研究国际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从ICT政策角度提出缩小数字鸿沟的具体战略,并把这些政策付诸实践,为如何改善执行效果提出指南。[15]该指数侧重研究165个成员国的信息通信技术扩散水平,从连通性(connectivity)、接入(access)和政策(policy)三个角度来监控和评价ICT准备程度、使用和影响的机制,使用简单加权平均模型计算出指数值,并进行国家排序。其中连通性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可使用的物理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ICT接入和使用的根本的“限制性因素”;接入主要包括电话网络(包括通信线路成本、本地以及长途收费成本)、接入设备的有效性和可供给能力,以及信息通信业务的普及程度,具体包括互联网网民人数估计值、成年人受教育率、当地通话成本和人均GDP来测量;政策则主要通过国家是否存在互联网交换中心、本地电信回路和国内长途之间的竞争水平,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市场的竞争水平来测算(具体指标体系见图5-3)。

ICT指数为各国在政策选择与实施上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并将ICT相关政策与其他教育、贸易等发展政策联系起来,通过跨国分析比较,对国际数字鸿沟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研究。但是,在指标选择上,该指数更多地根据主观判断来选择政策指标,强调以政策决策为导向,数据来自非权威的市场调查。在测算方法上,将各个国家指数得分按高低顺序进行排名,并选择参考点,将指数的绝对数换算为某个固定参考点的比值,以便直接对各年的得分排名进行比较。其中,该项研究假设参考点的ICT普及率均为100%,例如100%的受教育程度、100%的网络用户普及率,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没有理论根据。

图5-3 ICT指数的指标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UNCTAD.The Digital Divide: ICT Development Indices 2004[R].www.unctad.org,2004.

表5-6 国际数字鸿沟相关指标体系的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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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内测算方法

中国国内对于数字鸿沟测度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得到成熟的研究成果,其中从主观上进行理论分析的较多,实证研究很少。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数字鸿沟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学科性,开始重视对它的综合测度和评价。祝建华(2002)将数字鸿沟定义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并利用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简称网民)比例之平均差别来测度数字鸿沟的大小,即DDI =img74(|Pj-P |Wj)。在具体测算中,采用四个变量将社会分成24个交叉阶层:性别(分成“男”和“女”两层)×年龄(分成“老”、“中”、“青”三层)×教育程度(分成“大专及以上”和“高中/中专及以下两层)×职业(分成“就业”和“无业”两层),对2000年中国香港、北京、广州和美国的数字鸿沟指数进行了计算和比较。[69]

一些学者直接利用现有的指标体系来进行我国数字鸿沟的测算。例如,金兼斌和熊澄宇(2002)采用我国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为数字鸿沟的综合性衡量指标,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并且将各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标值的标准偏差与均值之比作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贾丹华(2004)通过对ITU的数字接入指数中的个别指标变量进行调整,对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水平进行了初步测度。

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数字鸿沟的测度研究起步较早,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各种国际机构和学者针对信息化水平、网络准备度的测度比较成熟,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对于数字鸿沟的综合测度仍然是以主观为主,主要以网络准备程度以及ICT扩散指数作为研究基础,针对数字鸿沟的综合指数还不全面、不客观,只发挥了政策导向性作用。如何科学表述各个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的静态数量以及动态变化趋势,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总的来说,使用单一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ICT技术发展状况是不科学的,现有的各种指标体系在衡量方法和体系设置上又有很大不同,因此需要规范国际数字鸿沟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科学地构建国际数字鸿沟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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