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鸿沟”说起

一、从“数字鸿沟”说起

所谓“数字鸿沟”，就是一个存在于那些拥有数字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的鸿沟，即由于地域、教育水平和种族不同的群体在掌握和运用电脑、网络等数字化技术上存在差异。其实质就是一种因信息落差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进而导致各群体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差别，可以简单地称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58]有这样一种说法：纽约市拥有的电话用户超过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数量；曼哈顿的电脑主机比整个非洲所拥有的数量还要多。

“数字鸿沟”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针对“数字鸿沟”的影响，美国学者马克・利维在1996年指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踞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管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的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而同一个传播机器，却向对方的营垒奉上了权力与财富”。^[59]

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电信与信息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在国际电信联盟(ITU)成员国有1/4电话普及率低于1％，而占世界人口15％的23个发达国家却拥有62％的电话。二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电信水平差距明显，这些国家约80％的电话线在城市地区，但60％的人口却分布在农村。三是互联网信息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目前国际互联网全部网页中有81％是英文的，其他语种总共还不到20％；世界性大型数据库有将近3000个，而其中70％设在美国。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2002年全球人口的85％构成了电话线用户总数的45％、移动手机用户总数的35％、互联网用户总数的25％。^[60]根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底的统计数字，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达94％，网民数量至2000年7月达到1.3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在1998年，美国已有近2000家报纸、800家电视台、151家有线电视和数百家广播电台上网，50家著名的畅销刊物也有47家上网。在网上的国际新闻中，美联社、《时代周刊》、BBC、CNN等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61]互联网的兴起和传统媒体的网络化促生了大量的网络媒体，并导致许多大型网络媒体与通信技术公司、传统媒体和娱乐业纷纷进行兼并，跨国经营的超级媒体集团不断涌现。比如，1999年，美国雅虎公司(Yahoo)兼并了网络广播公司；2000年1月，法国媒体公司维旺迪(Vivendi)与英国沃达丰电信集团(Vodafone)组建了欧洲最大的互联网站。就在2004年8月，美国雅虎公司还宣布斥资7500万美元购买中国著名的购物网站卓越公司，引起了业界和分析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不断走向全球传播前台的这些超级媒体集团不仅掌握尖端的通信技术，拥有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还垄断着大量的资源，从而使全球传播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式。

前文谈到，文化传播的客观需要不断促动着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进步也在不断增添或更新着文化的样式，这就使文化传播的时效越来越强，内容越来越多样化，渗透力也越来越大。譬如，互联网的大规模发展就使传播不再受距离、范围上和时间上的限制，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全球文化的传播空间。作为一种极具广泛性和开放性的传播体系，网络传播不仅在真正意义上突破了时空的界限，还使各种信息以文字、图片、音像、动画等多种样式，全天候迅捷流畅地在世界各地传播。从规模上看，目前国际互联网已连接了世界上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1年8月底，全世界使用国际互联网的人数已超过5亿。网络媒体的广告销售额也预示了网络媒体的未来前景。据美国互联网广告协会(IAB)的调查结果，美国1999年第1季度的互联网广告销售额从1998年同期的3.51亿美元增加到6.93亿美元，增长了97.4％。他们预测，网络媒体在线广告到2003年将超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销售额将达到115亿美元。

西方国家文化工业所追求的，正是把技术提供的可能性转变成商业的利益。埃米尔・麦卡纳尼就指出，运用技术专长和生产与市场的经验来穿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屏障，是跨国传媒集团的“商业之道”。^[62]就国际卫星电视的发展来看，由于数字压缩技术在电视传输技术方面的运用，使卫星电视同时播放上百套节目成为可能，播放内容也更加呈现出跨越国界的特点。凭借雄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多频道卫星电视以美国最具代表性。1980年，CNN新闻台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卫星频道的产生；到1990年，CNN已经使用了6个商用卫星，建成了覆盖全世界的卫星电视网。在CNN的影响下，美国广播公司(ABC)开办了亚洲台，在欧洲开办了一个商业频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开办了对欧洲的有线电视频道(CNBC)、对亚洲的商业新闻频道(ANBC)和对拉美广播的西班牙语频道。另外，自1963年将第一颗卫星放在地球同步轨道上以来，至今，同步轨道上90％的卫星是由美国发射并控制的。为了利用卫星作为信息输出和传播工具，有力地参与全球文化和商业角逐，美国先后设立了“传播卫星公司”及“国际电信卫星联盟”。据“国际电信卫星联盟”的报告显示，它拥有16枚以上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全球传播，在100个以上国家设有数百个地面接收站，为数十个国家提供卫星资源。它肩负国际电信通讯中66％的往返任务，国际卫星电视节目98％的内容也是由它传输。

众所周知，目前世界各国传媒总量水平是极不均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根据近年的统计，高收入国家日报总量占世界的56％，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总量的35％，低收入国家只占世界总量的9％。高收入国家电视机总量占世界的38％，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总量的48％，低收入国家只占世界总量的14％。高收入国家互联网用户总量占世界的74％，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总量的24％，低收入国家只占世界总量的2％。从全球传媒业的总体情况看，2002年世界传媒和娱乐业的市场规模已达到10889亿美元，其中美国达到了4787亿美元，欧洲达到3408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达到了2092亿美元。^[63]

表8-3　一些国家跨国传播实力比较^[64]

概括而言，资本和技术的雄厚实力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扩散，而由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工业丰富的经验和管理技巧，使得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传播主要是从美国流向其他后发展国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保持一种强劲的势头。正如美国学者尼尔・罗森道夫指出的，“不断进步的通讯科技与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全球化的关键动力，在新的世纪里它同样是非常重要的”。^[65]美国学者麦卡纳尼针对星空卫视(STAR TV)在亚洲获得成功的商业实践进行的分析也表明，资本扩张和技术优势是在传播中产生文化统治权的根源。^[66]而在网络技术、卫星通信等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媒介选择、行为主体、传播模式和内容以及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新的传播格局正在形成，也在向当前的大众文化传播体系发出了更大的挑战，使既存的“数字鸿沟”愈加明显起来。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而处于弱者的地位，愈来愈难以建立真正的文化独立性，尼尔・罗森道夫甚至断言说：“因为美国20世纪在通讯和娱乐技术及软件的领域内建立了压倒性的控制地位；美国拥有为这一领域提供动力的独一无二的能力；现在还看不到有挑战者，可能以后也没有”。^[67]

目前，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并不讳言，美国文化工业的急剧扩张和对世界文化市场的恣意占领，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即藉此把美国的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念推向全球，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在很多研究者眼中，创造全球票房神话的电影《哈里・波特》系列就是全球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大众文化互渗而形成的特有文化景观。当“哈里・波特”的形象布满全球，这个全球性的神话就诞生了：每个消费者似乎都被施了“魔法”，暂时丧失自我的判断和固有的生存方式。许多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认为美国大众文化不同程度地构成了对这些国家文化主权的侵蚀和同化，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根据社会学理论，霸权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权力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或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统治，往往通过军事和武力的方式才能获得。^[68]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这种“霸权”是通过“积极的赞同”而实现的，所以有论者不无戏谑地说：“希特勒希望通过武力获得的，让米老鼠真正实现了！”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表现出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

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历史学家楼尔(Arthur Lower)就向世人警告说：“在我的头脑中从未怀疑过，如果我们加拿大人允许电视由美国人控制，允许电视节目的决定性部分由美国节目统治，我们自己便或早或迟要关张大吉，我们的未来就是变为美国人。”^[69]到了今天，加拿大学者仍一致认为，“保持我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惟一办法，是继续保留我们对传播事业的控制。这样，我们就能继续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美国结合到一起。……否则我们将冒失去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而与美国人毫无区别的危险”。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在今天的加拿大，尽管是在使用法语的魁北克，美国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和电影的侵入也十分惊人，完全有理由引起人们的警惕，“即使拥有一种不同的语言，其天然屏障的保护作用也并非强大到足以形成抵御世界媒介巨人——我们的近邻——的地步”。^[70]直到最近，加拿大通讯部长还叹息说：“加拿大国内的制造商们在遭遇高成本的同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在他们周遭却是底价的进口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经济全球化要求文化产品均匀分布，这就加剧了他们在竞争中的劣势。”^[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