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非均衡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袁志刚

一、非均衡理论的由来

均衡分析是西方经济学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均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均衡即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 Equilibrium):市场体系中的所有市场通过价格运动而使供求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经济行为人都唯一地根据价格信号作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假定这种过程是瞬间完成的。这个事前的均衡假定排除了市场上的失败交易(在非均衡价格上的交换)，因此经济行为人不可能遇到供给或需求不能完全实现的数量约束，整个经济系统不存在数量信号。广义的均衡包含了瓦尔拉斯均衡和非瓦尔拉斯均衡(Non-Walrasian Equilibrium)，后者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经济行为人在作出供求决策时，不仅考虑了传统的价格信号，而且也考虑了数量约束信号，并且主要是通过数量信号(数量约束)的变动，使得每个市场的有效供求达到均衡。因此，瓦尔拉斯均衡是通过价格摸索(Price Totannement)而达到均衡，而后者则是通过数量摸索(Quantity Totannement)而达到均衡，也称配额均衡(Rationed Equilibrium)。如凯恩斯形式的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和传统计划经济中的短缺均衡(Shortage Equilibrium)就是非瓦尔拉斯均衡，也称非均衡(Disequilibrium)，因为用瓦尔拉斯均衡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是非均衡的。

非均衡理论的基本要素存在于凯恩斯的《通论》之中。《通论》以经济资源的非充分利用作为研究对象，承认某些市场处于非均衡之中。《通论》中的两个主要函数，消费函数和就业函数均以数量信号——收入为自变量。《通论》暗含地表明，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特例，他所研究的失业情况才是一般情况，所以称为通论。一些经济学家从凯恩斯的理论要点中得到启示，认为宏观非均衡现象必须与微观经济行为人在非均衡环境下的理性行为相一致，宏观理论才是完善的。因此，非均衡理论是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寻找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努力中产生的。

帕廷金(D．Patinkin)是一位推崇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在他1956年出版的《货币、利息和价格》一书的第十三章，当他分析非自愿失业时，认识到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现象，同一般均衡理论相悖，必须在非均衡环境中考察失业问题。帕廷金指出，在非自愿失业情况下，厂商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是因为商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实际工资太高的缘故。总需求的下降，使厂商的销售发生了困难。在一般均衡理论里，销售量是厂商根据价格进行选择的结果，而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既定的数量约束，厂商根据这个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选择最小的劳动投入来完成既定的产量，以期达到利润最大。这就是商品市场的超额供给对劳动市场超额供给的引发。

克洛尔(R．W．Clower)是第一个明确反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非均衡理论的先驱。在他的“凯恩斯的反革命”(1965)一文中，他对失业情况下的家庭行为进行了分析。当家庭在劳动市场不能根据愿望供给劳动(即供给受到数量约束)时，家庭的收入就会减少，根据预算约束原则，这必须影响到家庭在商品市场的需求。劳动市场的超额供给对商品市场有“溢出效应”(Spill Over Effects)。与此相应，克洛尔称古典理论中家庭决策行为是一种单一决策假定，即根据相对价格信号，同时决定劳动销售和商品购买。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的情况下，必须用他的双重决策假定代替单一决策假定，即先决定能够销售的数量，然后再决定能够购买的数量。克洛尔的双重决策假定考虑了非均衡情况下的数量约束，并把数量变量引入微观经济行为人的需求函数中，这与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是相一致的。克洛尔的非均衡分析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提供了微观基础。

巴罗(R．J．Barro)和格罗斯曼(H．I．Grossman)1971年在“收入和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一文中，综合了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一般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从而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西方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理论模型方面，还是在计量模型的应用方面，在经济文献上都涌现了大量著作。在理论模型方面比较著名的是贝纳西(J．P．Benassy)和德雷兹(J．Dreze)等经济学家，他们用数学手段证明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本概念。在计量应用方面比较著名的是波特斯(R．Portes)、霍华德(D．H．Howard)、库伊曼(P．Kooiman)和兰姆柏特(J．P．Lambert)等经济学家。

二、非均衡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1．需求、交易数量和数量信号

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由于假定每个市场的供求通过价格运动而达到均衡，经济行为人面对均衡价格，同时作出购买或销售的决策，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所提出的需求或供给总是能够100%地实现(事先的均衡假定)，因此需求(或供给)同作为结果的交易量就成了同一件事，它们之间不存在差异。而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每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并不一致，而对供求不一致的情况，价格本身或者由于信息不完全，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一定能够迅速变化以使两者达到均衡。但是，作为事后的交易结果，不管经济行为人向市场事先发出的作为一种愿望的需求和供给是怎样地不同，供求双方必须是相等的，即供给一方出售的商品数量一定等于需求一方购进的商品数量，这是一个会计等式。总之，除非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否则，市场上的供求双方是不可能相一致的。

如果市场是非均衡的，那么，供求双方的交换达成以后，一定会有某些经济行为人(或者处于需求一方，或者处于供给一方)的事前需求(或供给)愿望没有被满足。没有被满足的经济行为人，我们称之为受数量约束的行为人。当市场处于供过于求时，供给者的供给不能完全实现，处于数量约束状态;相反，当市场处于求大于供时，需求者的需求不能完全实现，处于数量约束状态。因此，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我们不必区分需求(或供给)和交易结果。但是，在非均衡状态，我们必须仔细区分需求(或供给)与交易结果之间的差别。

2．配额机制及其性质

上面我们指出，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不同经济行为人在每一个市场所表达的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必定是相等的。但是，当这些价格不再是均衡价格并且在短期内被固定时，供求总量就会不一致。面对这些不相等的供给和需求，市场最终将产生一个交换过程，使得实现了的交易量(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相一致。这个市场交换过程就被称作为配额机制(Rationing Schemes)，它是联系需求(或供给)和交易数量一种计划的或市场的配额机制。如果把需求(或供给)看作自变量，那么，配额机制就是关系需求和交易的一种函数。在经济实践中，具体的配额机制有:计划配额、排队配额、比例配额、随机配额等等。在计划配额中，计划指标就是对经济行为人设置的一种数量约束，如计划投资配额、计划消费品配额等等。在这些场合，需求者愿意在计划价格基础上多实现一些需求，但是考虑到供给的短缺，计划者对他们设置种种配额，结果使得受配额限制的需求同供给一致起来。综合起来，配额机制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不可操纵的配额机制和可操纵的配额机制。不可操纵的配额机制是指处于市场长边的行为人(供过于求中的供给者或求过于供中的需求者)在市场中受到他个人所不能改变的既定的数量约束。如排队配额机制中，排在队伍中的某个需求者可实现的最大购买数量不能超过供给总量减去排在他前面的需求者购买总量后的余额，如果该需求者需要购买5个单位的商品，而轮到他时的供给余额只是4个单位的商品，后者便是他所面临的数量约束，这个数量约束取决于其他行为人(供给者和排在他前面的需求者)的决策，对此他无法改变。这样的配额机制就是不可操纵的配额机制。可操纵的配额机制是指，虽然行为人在市场上受到了数量约束，但是他可以通过改变向市场表达的需求(或供给)来操纵交易结果。如在比例配额机制中，行为人所面临的是一个比例系数，交易结果是他的需求乘上这个比例系数(大于0和小于1之间)。在可操纵的配额机制中，如果操纵是不花费成本的，受数量约束的行为人可以提出比实际需要大得多的需求，来达到他愿望实现的交易结果。例如，在计划投资的分配中，投资者往往通过“谎报军情”而争得投资规模。在可操纵配额机制中，脱离实际的需求往往会导致信号系统的混乱，使得配额机制处于非稳定的发散状态。但是，一般说来，操纵是要花费成本的，只要操纵是花费成本的，配额机制就可能是收敛的。

所有的配额机制具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即自愿交换性质和市场效率性质。所谓自愿交换性质是指，如果没有一个经济行为人被强迫去购买超过他所需要的数量或者出售超过他愿意供给的数量，那么这种交换就是自愿的(尽管他须服从某一配额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配额机制都符合自愿交换原则。但是在计划经济中，非自愿交换情况也可能存在。例如某一市场，由于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就有供求的缺口存在。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市场短边的行为人(这里是指供给者)实现其愿望供给，而处于市场长边的需求者受到数量约束，但是在计划配额情况下，计划者可以在供求缺口间制定一个计划配额，即迫使供给者的供给超过他在这个价格水平自愿供给的数量，目的是使得需求者多满足一点。同样地，当价格高于均衡点时，计划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迫使需求者购买超过他自愿购买的数量。在传统的中国计划经济中，企业必须接受计划规定的就业指标，就是一种计划配额所导致的非自愿交换情况。

配额机制的市场效率性质是指不存在市场摩擦，即我们不可能在某一市场同时发现受制约的需求者和受制约的供给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说明市场中还有潜在的对供求双方都有益的交换可能性存在。因此，这时市场还处于摩擦状态，是市场非效率的。只有等到这种潜在的可能交换都已经实现时，市场中可能出现的，要么是需求者受约束而供给者不受约束(即需求大于供给);要么相反，需求者不受约束而供给者受约束(即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时，我们就称该市场具有市场效率。

如果配额机制同时具备自愿交换和市场效率两大性质，那么某一非均衡市场的总交易结果一定等于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两者之间的较小一方，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配置符合“短边原则”(Rule of theM inimum)。

3．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

上两节我们所讲的需求和供给还停留在瓦尔拉斯均衡意义上的需求和供给，即行为人唯一地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他们的买卖决策。这种需求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也被称作名义需求(NotionalDemands)。而实际上，存在非均衡市场的情况下，当行为人面对不同的数量约束时，他们都将修正原来的需求和供给。这种不仅考虑了价格信号，同时也考虑了非均衡市场上的数量信号后所形成的需求和供给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和有效供给(Effective Supply)。

上述有效需求的定义虽然高度概括了这种需求的本质属性，但是有效需求怎样形成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经济行为人在非均衡市场体系中碰到的数量约束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人在将要表达有效需求的同一市场上碰到的数量约束，这是一个预期的变量;另一类是行为人在其他市场上碰到的数量约束，这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变量。

当经济行为人在他作出需求表达的市场上感觉到数量约束时，那么，他预期到他的需求不可能100%地被满足，也就是说，他的最终交易将小于他的需求，这个交易结果一定是某种配额机制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形成同市场具体的配额机制有关。如果该行为人碰到的是一种如排队类型的配额机制(即行为人无法对交易结果进行操纵的配额机制)，那么该行为人一般会把他的实际需求(导致其效用函数最大的选择)作为有效需求来表达。但是，如果该行为人碰到的配额机制是一种比例配额机制，即按照每个行为人的需求按比例配给，这时，对比例系数有所预期的行为人就会表达一个高于实际需求的需求作为他的有效需求，以期达到他希望达到的交易结果。科尔奈还考察了短缺经济中更广泛意义上的有效需求，如强制替代:当一个需求者发现他所期待的商品在近期很难获得时，他就会转向购买其他替代商品。这是同一市场的数量信号对该市场有效需求形成的影响。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中，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当行为人在某个市场碰到数量约束时，这种数量约束对他在其他市场的需求有什么影响，即考虑非均衡在各个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例如，在凯恩斯失业均衡状态下，家庭在劳动市场的供给受到数量约束，这种约束反过来就会影响家庭在商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导致商品的过剩。同样地，企业在商品市场受到数量约束，这种约束使企业在劳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降低，导致劳动市场的失业。因此有效需求概念解释了凯恩斯失业情况下的微观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抉择行为。

三、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

宏观非均衡模型就是建立在上述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基础上，模型以一个高度综合的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考察宏观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运行。假定该经济由三个代表性经济行为人组成:家庭、企业和政府，家庭的目标函数是效用最大，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同时考察三种商品:消费品、劳动力和货币，由此引申出两个市场:消费品与货币相交换的商品市场和劳动与货币相交换的劳动市场。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假定两大市场的商品价格和劳动工资水平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根据上述我们讨论的短边原则，如果市场上出现供求不平衡，一个市场最后的交易量等于供给和需求双方中较小的一方，即处于市场短边的经济行为人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需求或供给，而处于市场长边的经济行为人不能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望需求或供给。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由两大市场组成的宏观经济里，除了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即价格和工资水平恰好处于瓦尔拉斯均衡水平上，从而使得两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此外可能出现以下三种非均衡情况。

1．凯恩斯失业均衡

商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在商品供给上受到数量约束，而家庭在商品需求上不受约束。劳动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家庭在劳动供给上受到数量约束，而企业在劳动需求上不受约束。

2．古典失业均衡

商品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企业在两个市场的商品供给和劳动需求均不受约束，处于市场的短边;而家庭在两个市场的劳动供给和商品需求均受到数量约束，处于市场的长边。因此，商品和劳动的成交量由企业的供给和需求决定。

3．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

商品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劳动市场上的需求也大于供给。这时商品市场上家庭的需求受到数量约束，而企业的商品供给不受数量约束，因此交易量等于处于短边的企业供给一方。在劳动市场家庭的供给不受数量约束，而企业的劳动需求受到数量约束，最后的成交量等于处于短边的家庭供给一方。

第四种可能出现的组合情况是商品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而劳动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除非我们假定企业为存货(即将来销售)而生产，否则当商品市场出现供大于求时，它不会继续在劳动市场购买劳动要素。因此，在企业不为存货进行生产的非均衡宏观经济模型里这第四种情况就被排除了。

非均衡理论的本质意义在于，当价格根据供求变化而作出无限迅速的反应的假定不再成立时，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修复宏观失衡。这时微观经济行为人根据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数量信号对需求和供给作出相应的调整，形成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建立在这种有效供求基础上的经济将处于一种配额均衡状态。配额均衡不同于瓦尔拉斯均衡，我们可以把这些均衡分别称为凯恩斯失业均衡、古典失业均衡和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

既然市场机制已无法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恢复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来减少宏观失衡呢?这就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因此，非均衡宏观模型引进的第三个经济行为人就是政府。政府一方面向企业和家庭征税来形成自己的收入，同时又在商品市场提出需求。另外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一方面来改变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对家庭的需求进行调节。但是政府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从而减少该经济的宏观失衡程度呢?首先我们要确定所考察的宏观经济处于哪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然后根据不同的非均衡状态，施以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上述三种宏观非均衡状态当中，除古典失业均衡外，凯恩斯失业均衡和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或称短缺均衡)是两大市场的超额需求(Excess Demand)的符号都相等的状态。凯恩斯失业均衡是两大市场上超额需求均为负的情况，也就是说两大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我们可以把它们表达为以下的超额供给“乘数链”:

在这样一种宏观失衡的经济里，政府只要借助于某种外力对其中一个市场的需求扩大产生推动作用，就会使整个经济发挥出需求乘数效应。例如，商品市场上的需求扩大就会放松企业在商品市场供给的约束，从而增加它在劳动市场的需求。反过来，家庭在劳动市场的供给的约束的放松，又可以增加他在商品市场的需求，这种“溢出效应”一直持续下去，最后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政府的直接投资增加、减税和扩张的金融政策都可以起到这种推动需求扩张的作用。

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是两大市场上超额需求都为正的情况，也就是说需求大于供给。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表述为以下的超额需求“乘数链”:

假定家庭所支配的闲暇时间(总时间减去劳动时间)是消费品的替代物，因此家庭在商品市场的消费需求受到约束，就会影响他在劳动市场的有效供给。在这样一种宏观失衡的经济里，政府如果通过压缩公共需求，使得商品市场对家庭的供给有所扩大，那么家庭的商品需求方面约束就可以放松，这可以促使家庭在劳动市场增加有效供给，劳动市场供给的增加又可使企业的劳动需求约束放松，从而提高他的商品供给能力……这类调整持续下去，一直到新一轮的均衡的建立。这就是“供给乘数”发挥作用的机制。

宏观非均衡经济的第三种情况是古典失业均衡:商品市场由于价格水平太低而出现超额需求，劳动市场由于工资水平太高而出现失业。因此，两大市场的超额需求符号相反。在这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里，商品交易和劳动交易由同时处于市场短边的企业来决定，而家庭的商品需求和劳动供给都受到数量约束。在这种状态下，上述的政府需求管理政策无助于宏观失衡程度的减少，在这里，政府或者采取调整相对价格(工资和物价水平)，或者采取改善生产条件的供给管理政策，才能提高宏观经济的活动水平。

四、非均衡理论在计划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应用问题碰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无论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在所考察的市场处于均衡的假定下进行分析的。然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大特征是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短缺以及某些市场的滞销，因此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一在西方出现就引起了经济学家，尤其是有关东方问题专家的兴趣，上面所描述的非均衡宏观模型中的抑制性通货膨胀就被自然地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短缺状态相联系，随之一批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为基础的计量模型也应运而生。大多数把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如美国霍华德模型，1979)都假定这些经济处于抑制性通货膨胀状态。在这个非均衡状态，家庭在商品市场受到约束而企业则在劳动市场受到约束。这种假定基本上符合前苏联和东欧经济的普遍短缺状况。就宏观经济政策来说，这个假定重要性在于:如果家庭的商品需求没有受到数量约束，那么家庭的劳动供给就是实际工资水平的函数，但是，在家庭受到消费品需求约束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不仅是实际工资水平的函数，而且也是消费品供给的函数。消费品的短缺将导致劳动供给的减少，而劳动供给的减少反过来又会影响国民经济水平，这就是消费品市场对劳动市场的溢出效应。霍华德等人的计量模型根据前苏联和东欧的统计资料估计了消费市场短缺对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他们那里，经济计量模型所估计的参数同理论模型的假定相一致，因此抑制性通货膨胀均衡被看作对那些计划经济宏观失衡情况的很好的描述。

但是，波特斯和温特对上述流行的观点以及计量模型提出了挑战(见波特斯和温特的著作，1980、1981和1983)。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抑制性通货膨胀的假定来自非系统的定性观察，未必是正确的假定。波特斯和温特的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其中最关键的推理在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品市场是否存在超额需求，光凭每一时期市场的交易数量我们是无法获知的，根据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短边原则，我们所观察到的某一时期的消费品的成交数量，或者等于该市场的供给数量(如果市场处于超额需求状态)，或者等于该市场的需求数量(如果市场处于超额供给状态)。因此，考察一个计划经济的消费品市场是否处于超额需求状态，首先要推论出该市场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估计所考察的市场的总需求量和总供给量，然后根据统计资料上记载的交易数量是等于事先估计的需求量还是供给量来确定市场究竟处于哪一种非均衡状态。因此，在这一类计量模型中，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的推导是否正确是至关重要的，不然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波特斯的理论模型(1981)中，供给函数是根据计划者的行为来推导的，在需求函数方面他们使用了一个消费由收入决定的凯恩斯式的消费需求函数。波特斯和温特等人利用东欧等国的统计资料对上述数量关系作了计量分析，得出除前民主德国外，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年份消费品的供给大于需求。这个结论在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它同人们在这些经济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相去甚远。经济理论界对波特斯等人的模型提出批评，然而模型中非瓦尔拉斯均衡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诘难来自对波特斯等人在推导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所作的假定，尤其是有关供给函数的假定，因为人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还不能圆满地解释计划者本身的行为规则。

五、非均衡理论在中国经济分析中的意义

上面我们分析了非均衡宏观模型的实践意义，尤其是讨论了这种理论方法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宏观非均衡分析中的意义。中国改革以前的传统经济也是价格被长期固定的非均衡经济，非均衡理论方法对分析中国的传统经济运行无疑是有效的。例如，数量信号(尤其是计划信号)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短缺经济里，当经济行为人的需求受到约束时，他们就会根据不同的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修改他们原先的需求或供给，提出新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的配额机制和非计划的配额机制使这些不相等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相平衡。当计划配额机制具有可控制性质时(如计划者对投资贷款的配置)，配置过程中就会产生紊乱的信号，等等。这些非均衡分析方法对揭示中国传统经济的微观非均衡市场运行和微观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市场成分不断扩大，市场价格机制的引进改变了以往价格被长期固定的现象，计划比例的缩小使得计划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缩小，但是，中国经济中计划配置还是存在。在这个经济中，微观经济行为人所面临的市场内，既存在计划配额和计划价格等信号，又存在市场价格信号。计划配额和计划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自由市场上的交易量，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则为这个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无论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还是当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中的经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情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抑制性通货膨胀，也不等同于上述任何一个非均衡区域。这是由中国资源拥有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从资源拥有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劳动供给可以说是无限弹性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失业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政府会在其他经济资源可利用的前提下，尽量增加投资，提高生产和就业的水平。但是，在这个经济中，除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外，其他经济资源则很缺乏，尤其是能源、交通、通讯等薄弱环节，构成了限制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部门，因此以投资膨胀为特征，又时时受到瓶颈产品的结构性制约的非均衡运行是宏观经济的常态。同时，传统的或残存的计划型的企业投资饥渴的存在也为这种非均衡运行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当这种以投资膨胀为表现形态的宏观运行非均衡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又会对其进行计划的(甚至行政的)和金融的调控。由于市场因素的引进，当这种宏观调控的力度超过一定限度时，经济中也会出现凯恩斯式的萧条。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的非均衡现象不外乎三种:(1)由投资扩张和消费基金扩张所引起的经济过热;(2)由于瓶颈制约所引起的结构性失衡;(3)由于宏观紧缩政策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因此只要略微修正一下传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就可以把它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宏观非均衡运行。例如，为了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资源的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用一个里昂惕夫式的生产函数来描述中国总供给函数;为体现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特征，可以相应把总供给分解为计划总供给和市场总供给。作出这些修正后，我们就可以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确定不同的非均衡状态，从而提出减少各种非均衡程度的政策建议。

原载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