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苹果案例

回顾农药（Alar）和苹果案例

再次援引Alar的例子。我们推测一下，在1989年如果像SCARED和MOM这样的组织存在，危机可能会怎样向着不同方向发展。这一定是件有趣的事。两次事件促使全国民众把注意力集中在Alar上。第一件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公布的研究成果《无法忍受的危险：儿童食品里的杀虫剂》。第二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杂志《60分钟》节目中的一个报道。报道是关于美国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的一些研究结果。该报道让大众从表面上接受了研究的灾难性的断言，给大众带来了第一轮癔病。

《60分钟》没有仔细考查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的名声，也无法指出报告中许多明显的矛盾和与事实相悖的错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选择用又一个安全危机来掩饰这些实际的失误并满足公众胃口。

下面是一些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报告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播出的自相矛盾之处：

·报告声称：它的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目前正面对一个危险。细心的读者只要运用方法学的原理仔细检查一下这报告和它的附录就会发现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的声明是基于1986年的数据，没人去确认一下1989年的形势是否与1986年是一样的。

·1986年的数据显示毒素在苹果产品中的可发现程度在9和400倍之间，低于环境保护局提出的可接受标准。

·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研究表示当前的测试是委员会自己做的。实际上，在1986年和1989年，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都没有研究Alar在苹果和苹果产品的问题。全部的数据是由一项1986年环境保护局的研究而来。只要读者读到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报告的附录217页附注26就会找到答案。

·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向公众提出的事实实际上只是猜测。报告中那些不光彩的附录揭示的是一种估算，出现的Alar是通过“把个人食物消费量与计算出的在食物中发现的残留物含量相乘”得来的。1989年没有测试过当时的残留物含量。

·报告的主要作者都不是化学家、毒理学家或者癌症专家。两名主要作者是公共卫生学方面的硕士。一名特约作者有科学硕士学位，而另一名是位律师。项目执行者也是一位律师。报告的准备过程中，参与报告的其他14人中，有2人是律师，11人没有列出学术证明，并且只有1人在相关领域里有个博士学位，他负责可致癌的危险统计和评估。

·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在证明它的研究统计有效时，套用一个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信息服务署在1985—1986年食品消费调查，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9—50岁的妇女和她们年龄在1—5岁的孩子。然而原本是六天的抽样研究，只有部分孩子完成了三天。环境保护局认为这个抽样过少，不足为据。

·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断然认定Alar是致癌物质，它存在于苹果之上对消费者是一种威胁。然而，包括前国家癌症研究所官员约翰·韦斯伯格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物化学教授、被广泛使用的埃姆斯诱变鉴定的发明者布鲁斯·埃姆斯博士和俄勒冈州州立大学农业化学教授、化学毒理学专家詹姆士·威特博士在内的很多非常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对苹果上微量Alar残留物的危险提出质疑。1989年如果有像SCARED一样的组织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不会如此容易接受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的断言。其报告发布后，SCARED组织能完全检查报告并且对在报告内使用的方法提出彻底的批评。

SCARED的这个角色不会通过提出抵消性的观点，来反驳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的声明。相反，它的工作是评价该声明的科学基础，并且确定它们是基于科学还是草率的概括、预测和自相矛盾。

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将强迫媒体更仔细地检查有关Alar的声明，包括所有各方在论战中做出的声明。这样做就是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是把癔病引入国内的演说中来。

当然像MOM组织一样，这只是一个开始。重要的是要明白它们不是解决全部健康和安全问题的万金油。另外，它们和所有组织一样，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让这样的组织对政治危险保持警惕的最好办法是坚定地执行它们的章程，即保持致力于清洁信息环境；对越线的各方保持警惕；把负责任和有效科学的报道从众多的包括伪科学的恐慌报道中分离出来。像SCARED这样的组织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它开始重新整治当今关于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辩论所浸泡的“污水”。

SCARED不能提供全部科学问题的答案，它不能代替消费者选择，去选择食品、制成品和必需的信息。但是，它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法去评价人们听到的，然后提供更加准确的事实依据给消费者，使消费者能以此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组织使这个球滚动，并且开始改变那些不得不回答他们问题的人的表现。它用优良的信用和中立、公平、诚实和公正无私的记录，来担任着这无偏见的权威的角色。单单是这就会让其有价值。

很多专家，包括白宫里的那些专家，已经为美国生物技术这样的行业限定未来的经济标准。这些行业目前在健康和安全问题方面正在含糊其词地运作着。指责和反驳的乌云带来的是对西红柿凶手和代价沉重的诉讼的无限恐惧。像SCARED这样的组织有助于洗刷对信息的污染，好让决策者、媒体和消费者能够消息灵通，做出取舍的决定。这样的话，至少国家将来的经济安宁可以取决于它。社会需要废止吉布森法则——因为根据该法则，不同意见永远锁在反对里，而国家是输家。通过在信息加工中重新引入明确和远景，SCARED能打开这个僵局。这将允许我们国家为今天的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为明天的经济和科学成就采取可靠而具有决定性的行动。

（刘　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