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唤醒与非理性的感召

一、理性的唤醒与非理性的感召

现代管理理论从19世纪初发展到今天，前后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企业文化等阶段。有人用一种简单的分类方法将管理理论和实践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理性管理”，另一类是“非理性管理”，并认为两者在管理的前提、管理的理念、管理的内容和管理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对立和差距，如古典管理理论之于行为科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现代管理理论而兴起的企业文化管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在他所认识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中，有一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在管理实践中确实存在两种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即“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

传统管理都倾向于理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是近来才发展起来的。如企业文化理论，它研究热潮的兴起源于日本经济的腾飞。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制造商们已经习惯了比任何一个外国竞争者都生产得更多、表现得更好。所以当他们全面征服的“敌人”和战略伙伴，可能会在技术上甚至经济上超过自己时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面对挑战，美国学者开始研究日本经济腾飞的秘密。他们比较日本与美国企业，发现世界上成功的企业背后，必有一套强有力的文化，对员工的有效管理是通过文化的微妙的暗示来实现的。一套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一套非正式的规则，但它指导着员工的日常行为。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它过分拘泥于以技术经济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管理”的方法，从而导致了管理界那种过分依赖分析的、定量的方法；它只相信精确的计算、严格的规章、自上而下的控制、明确的分工等“科学的”、“理性的”方法和手段，而较少考虑人的行为因素，这使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不少人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声称要从研究企业文化等涉及人的价值观的管理哲学问题出发，发掘出一种个性化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以往的纯理性模式。

企业文化理论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非理性管理”模式。实际上，无论是管理理论还是管理实践都存在着很多类型，而这些类型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带有两极的连续统一体。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一连续统一体的两极，就抓住了所有管理类型的特征。这两极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一意义上，“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的划分才具有实际意义。

在《第二次美国革命》一书中，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有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组织便是一个系统，有它自己的逻辑、传统和惯性，在那里，人们要么热衷于用已实验过或证明过的方法做事，反对冒险或开辟新途径；要么就是不假思索地蛮干。

此话说明，如果管理文化过分强调理性的控制或非理性的冲动，无论其精力是集中于目标、资源、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管理者都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更不是一个创造者。管理活动真正期待的是具有双重思维方式的管理者，即两面性的管理手段。那么，何为两面性的管理呢？我们认为，两面性的管理不是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代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立面同时并存的观点得到强调，它暗示管理者不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在试图排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矛盾成分或不和谐的部分，相反，他们应意识到这些矛盾的统一体将永远存在，唯一能做的只是一种综合的努力。因此，对两面性的管理者来讲，一流管理能力的检验标准是在思考中能同时抓住两个对立面的观点并保持运作的能力。鉴于此，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管理者进入两面性思维的新天地，以之作为支撑我国管理现代化的基本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