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困与解困的辩证法

三、论受困与解困的辩证法

我们在讲萃卦和升卦的时候,曾以秦始皇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来说明国家领导人在引领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违反“升时以柔”的原则。这里的“柔”字绝不是软弱或无力的意思,而是告诉人们在寻求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科学、务实、理智的态度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任何违反科学的、不务实的、不理智的言论和实践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所谓的遇到困境。困卦与井卦所昭示的就是受困与解困的辩证法。

我们学习《周易》,绝不可以接受江湖骗子预卜未来的谎言,而是要从中挖掘避免受困的科学思想,来端正和校正自己的盲目性和非理性的言论与行动。秦始皇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了,他的功绩和贡献、他的过失和危害,前人已经做过许多论述,我们在此暂且放在一边,还是就近从毛泽东同志身上寻找现实的印证,更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外国列强侵略凌辱,不断受到昏庸、无能、腐败的国内专制统治,军阀割据、兵祸频发、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而聚集起来的一批最优秀、最杰出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历时二十八年,在全世界革命党人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可以说是实践“升时以柔”最成功的范例。别的不说,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即为全国人民消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思想,为抗日军民树立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心。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系列根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有效的基础。论当时的军事实力,不论是红军时代,还是后来的新四军、八路军时代,都比不上敌方的武器装备。毛泽东曾将这种状况命名为“小米加步枪”。中国共产党所率领的“小米加步枪”最后竟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和号称八百万现代的机械化的国民党军队。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来看,它所以能势如破竹,击败强大于自己不知多少倍的敌手,则是得益于坚持“升时以柔”的原则。毛泽东曾经总结说主要是依靠三件武器战胜敌人,这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认为,毛泽东以上的概括总结是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的,它正确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由幼年经童年到成年、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政治团体: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基层服从中央,令行禁止,凡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都非常自觉地接受这种铁的纪律的约束。从上到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力戒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密切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认真执行为中国人民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所做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谦虚谨慎、与人民共呼吸、同患难的政党,尽管它是一个在野的政党,尽管它所领导的军队和地区处于弱势、处于边远穷困地区,但是由于拥有复兴中国的正确主张: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等等,所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是二十八岁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赢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因素。

但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7年的二十八年,即五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为执政党以后的二十八年里,却一改常态,放弃一贯的“升时以柔”的原则,改行“升时以猛”、“升时以刚”的原则来推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6年以前,情况还算正常,即使有过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并没有阻止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而进入1957年以后,全国的政治空气由于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而发生了陡然的变化,新中国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原来是想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的春风,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来统一党内思想和激励全国人民的士气,并决定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提出批评意见,没有想到党内外许多人非常认真地给中国共产党提开了意见,有的是要求开放言论自由,有的要求克服官僚主义,有的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平起平坐,有的甚至只是对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方式提意见。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么一场帮助共产党开门整风的运动,顷刻之间变成一场风声鹤唳的反“右”斗争。1957年5月的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先在党内打了招呼,接着在党内紧锣密鼓地部署“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这次运动的结果,全国究竟“打击”了多少个“右派”分子,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公布出来。根据当时的估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五百万,资本家为七十万,合计为六百万人左右,那么全国“打击”了几十万个“右派”分子应该是有的。因为当时部署反击时,据说每个地区或单位必须达到指标要求,有的地方就有为了凑足指标而给人划成右派的。按1%计算为六万人,按10%计算为六十万人。依笔者亲历的观察,其影响所及,绝不是几十万人而已,而是囊括整个中国大陆,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如果揪不出若干“右派”分子来,那么,当地的书记、市长就可能被划为“右派”。反“右派”斗争以“大获全胜”告终,也为推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扫清了党内外的一切思想障碍。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其实际后果则是“一言堂”,从中央到地方,谁还敢发表意见,谁还敢揭露问题?谁都怕当“右派”,怕身败名裂,遗臭百年!这样一来,浮夸风应运而生,“卫星”上天,三年灾害毫不客气地降落在中国人民头上。河南、安徽等省据说饿死饥民无数。1962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修正主义已成为现实危险,从此开始为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埋下了伏笔。“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便是“升时以猛”、“升时以刚”的现代语言,我国的这一段历史不无惨痛地验证了在某个历史阶段中,由受困到解困的辩证关系。由于1957年不恰当地采用反“右派”斗争,主观主义地夸大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许许多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被“整”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也影响到所有愿意为共和国贡献绵力的普通百姓,一时之间,中国大地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极端反差的局面。一方面,政治上呈现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景象,尤其是那些出身“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们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可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另一方面,经济上呈现出“万马奔腾”“大跃进”的景象。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相互矛盾对立的状况是造成1959—1962年三年灾害的主要原因,然而党内的“左派”力量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斗争的矛头从党外转向党内,要人们严重注意修正主义的危险。因此,根本没有把“反右”斗争扩大化当作什么错误,没有把伤害人民大众的势力当作人祸,而是把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艰难困境一股脑儿推到自然灾害那里,人为的因素毫无关系,结果,这种主观认识上的误差一直延续到1966年,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之久,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共和国才走出“幽谷”,清除了极“左”思想的困扰,逐渐地走上合乎唯物辩证法的治国正道,摆脱了“株木”、“酒食”、“蒺藜”、“金车”、“赤绂”、“葛藟”等形形色色的困境,找到了能救活中国人的“井水”。

《周易》告诉我们,人民是离不开水的,井水是人民生命的源泉,村镇城邑均可以改来改去,水井却不可以改动,而且要善于保护好汲水的陶罐,没有完整的陶罐,汲不上水仍要渴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