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论输钱受官

二、褚遂良论输钱受官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唐钱塘(今杭州)或作阳翟(今禹县)人。隋末为薛举通事舍人，归唐后，太宗贞观中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前后谏奏和陈便宜书数十次，多为太宗采纳。高宗即位后，辅政、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历宰相，监修国史、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后因反对立武后，屡遭贬，忧死。精于书法，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

贞观十二年(638)三月，谏议大夫褚遂良上书，力陈公廨本钱将来之弊，无异于汉代卖官。简直就是过去“尝笑汉代卖官，今开此路，颇类于彼⁽¹¹⁾”。

他的根据是，“陛下近许诸司令史捉(掌管)公廨本钱，诸司取此色人号为捉钱令史。不简(辨)性识(天分)，宁论书艺(书数)，但令身能估贩，家足赀财，录牒吏部，即依补拟。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贩易，每月纳利四千一百，年凡输五万，送利不违，年满授职”⁽¹²⁾。捉钱令史在一年中只要送利不违，就能取得任职升官的出身，“将来之弊”，不堪设想。以授官作为对按期纳利人员的奖励，而惯于求利之人，可以绕开选拔官吏制度和官吏素质的考核，构成威胁唐王朝政权基石稳固与长治久安大计的隐患，不能不引起众朝臣的格外关注。

褚遂良认定，吏治是国家的根基。治国之本在于择人，为国者如果不能把握住用人标准，其后果与能够坚持用人标准有千里之遥(“为理之本，在于择人，不正其原，遂差千里”)。历来择器任使，量才命官的标准是明经四科，只有明经才能拜职，只有通晓四科才能征召。而且“市井子孙，不居官吏”;“商贾之人，亦不居官位”。可如今，只要是捉钱令史，且能够“每月抽利四千一百，一年凡输五万，送利不违，年满授职”。一个低级办事员既不考察他的德行材器，又不考察他的经书政绩，只要是能作买卖，会赚钱，家足资财，就能在吏部录牒，候补官职。此其后果不堪设想者之一。

即便是“策同片玉，经若悬河，守先圣之格言，慕昔贤之廉耻”，就是说满腹经纶的太学士，也要经过“拔十取五”的途径，才可以“量能授官”;倘若犯禁违公，还要受到刑法的制裁。而捉钱令史“专主贾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廛市之间”，“习与性成，惯于求利，苟得无耻，岂蹈廉隅?”“输钱于官，以获品秩，”“使其居职，何向而可”。这一预见为历史所证实，如文宗太和七年(833)八月，勅中书门下省:捉钱人大都是江淮的富豪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¹³⁾”。江淮大贾使主堂厨(公膳，含膳食、香油、蜡烛等)食利，因此挟资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贵客)，富人倚以自高。致使唐王朝感受到捉钱人户不法活动的威胁，并加以限制。敕对中书门下两省给捉钱人的文牒全部勒停，并追收以前所发文牒。此其后果不堪设想者之二。

“在京七十余司，大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载后，年别即有六百余人，输利受职。”就是说只限于京师，每年就会有六百多人输利受职，推而广之，全国受职的压力将会多大，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其三。

总之，吏治败坏，国家堪忧。这就不啻是经济问题，而成了政治问题。可政治问题却为经济所引发，“以府库尚虚，敕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给钱完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回易纳利，以充官人俸”。在解决了俸料钱的同时，却埋下了侵害李唐王朝根基的祸种，特别是在贞观十五年，唐王朝的建立不过23年，作为一代明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绝不会麻痹大意的，况且褚遂良的意见取得众朝臣的支持，“京司新旧，爰及外官，异口同辞，皆言不便。”唐太宗采纳了褚遂良的建议，“停诸司捉钱，依旧本府给月俸。”可事隔数年，到了贞观二十年，依旧设置起公廨本钱，以充百官月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