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流通量的分析

三、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流通量的分析

在众多商品中，棉布、棉纱和卷烟在近代中国是最具有大众消费色彩的商品。它们的流通量大，范围广。在代表近代都市的通商口岸一端，已经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商品；在市场体系的另一端，即内地市镇和乡村，也仍然保持着它们的传统地位。因此，以这三种商品为代表，考察它们的流通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1895～1927年国内商业市场的商品流通规模。

表59是根据海关统计计算的1895～1927年全国各岸进口的原棉、棉纱和棉织品数量和价值的5年平均数。根据该表计算，1895～1927年期末，年均进口棉制品价值是期初的228.2%，暂且不计物价因素，可以粗略地把进口棉制品的市场总销量估计为翻了一番多。如把物价上涨因素考虑在内，则增长幅度当估计为不到100%。进一步分析表59，则可以看到，原棉在期末的年均进口值是期初的40.74倍，数量是期初的14.3倍，增幅极大。棉纱在期末的年均进口值反比期初减少，仅是期初的75.7%，尽管在1924年以前一直是期初的143%～177%。棉织品在期末的年均进口值是期初的202.3%。由此可知，在进口棉制品市场扩大的过程中，是棉花销量的急剧扩大起了主要作用。

进口棉花销量的增加对市场扩展具有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因为同进口棉花增加相对应的是国产机制棉纱和棉布以及使用机制纱的手织棉布的同步增加。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研究，1905～1931年中国市场上棉纱、棉布的供应来源如表60所示。20世纪以后国内机制棉纱生产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国内市场上主要的棉纱供应来源。国产机制棉布增加的趋势也相当明显。手纺纱在1919年尚维持在41.2%，而到1931年则下降为16.3%，其下降幅度相当大。手工织布长期维持着较高的百分比，直到1931年仍占60%以上。就全国市场上供应的棉纱、棉布的总量来说，也是有所增长的。棉纱总量1919年比1905年增加2.8%，1931年又比1919年增加31.4%。棉布总量1919年比1905年增加9.0%，1931年又比1919年增加7.4%。⁽²⁵⁾同供应结构的变化相比，总量的增长并不显著，但是供应结构的变化说明了中国棉纱、棉布市场体系的近代化和交易层次的提高。

表59　每年进口原棉和棉制品数量和价值（五年平均）

资料来源：根据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46～1949年所录海关统计数据计算。1925～1927年为3年平均值，其他为5年平均值。

表60　1905～1931年中国市场棉纱、棉布来源百分比

资料来源：Ruce L.Reynolds：Weft：The Technological Sanctuary of Chinese Handspun Yarn，《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

作为棉纱、棉布市场体系近代化和交易层次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各新兴棉纺业城市向全国市场输出棉纱规模的扩大。据海关报告，1897年输出机制棉纱的城市仅上海、汉口、宁波三地，其数额分别为107846包、7281包、815包。⁽²⁶⁾刚刚兴起的国内棉纺工业，所产棉纱主要由当地织布业消费，向外埠市场提供的商品量是极为有限的。到了1926年，国内埠际贸易中，棉纱的流通量就大大增加了。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提供的统计数，1926年，上海一地输出的机制棉纱为2294149担，加上苏州、汉口、胶州、大连、宁波、杭州和其他城市，进入埠际流通的机制棉纱总计2756050担，⁽²⁷⁾约为1897年的40倍。1926年上海输出棉纱占各埠输出总数的83%左右。直接从上海输入上海产棉纱的城市有芜湖、九江、汉口、镇江、宜昌、重庆、烟台、天津、威海卫、沙市、大连、安东、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牛庄、秦皇岛等。⁽²⁸⁾1926年上海生产的机制棉纱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进口棉纱。这样，棉纱的市场流通情况也有了变化。以前各埠或从上海等主要口岸转进口洋纱，或直接输入洋纱，现在则是上海生产的棉纱在上海同各城市间的埠际贸易中占了主导地位。

从商品量上分析，机制棉布总量的增长同样不能忽视。它的市场覆盖面迅速扩大。据1915年和1925年两次实地调查得来的数字，这10年中棉布产量由112.5万匹⁽²⁹⁾上升到300.1万匹。⁽³⁰⁾增加了将近2倍。另据一位专家估计，1912年棉布产量为73.2万匹，1926年为376.4万匹。增加了4倍多。⁽³¹⁾这些机制棉布都进入市场，为棉布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卷烟是20世纪才产生较广泛影响的新商品。1890年美国香烟首次进入中国，其后在外资烟草公司和华资烟草公司的积极推销和互相激烈竞争下，市场迅速扩大。据海关统计，20世纪有卷烟经销的口岸达50个之多，北起瑷珲、哈尔滨、珲春，南至思茅、龙州、腾越。⁽³²⁾在此期间中国的香烟消费量呈十分明显、十分迅速的递增趋势。1900年全国消费量为0.3亿支，1902年即增为1.2亿支，1910年7.5亿支，1921年9.7亿支，1916年13亿支，1920年25亿支，1924年40亿支，1928年87亿支。⁽³³⁾1900～1928年的29年中全国香烟消费量增加了289倍。同一时期，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从2.5亿支增加到100亿支，尽管增幅也很大，但尚不及中国。⁽³⁴⁾实际消费量，中国的水平已经同美国接近。一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加都不足以说明20世纪初香烟销路在中国迅速扩大的原因。卷烟销路的扩大，首先同英美烟公司为代表的近代卷烟工业的发展有关，其次同这些烟草公司在各地积极开展商业促销活动有关。中国人的消费习惯逐渐改变，改旱烟为卷烟，从而扩大了卷烟市场。⁽³⁵⁾

卷烟销售量的地域分布，颇能说明商业市场在各地的发育水平。根据海关统计，1916年香烟在各地销售数量，按大区划分，如表61所示。长江下游浙江沿海区8口，其辐射范围主要是江、浙两省和安徽省的一部分，在全国广阔地域中所占比重很小，但是卷烟销量却占全国的47.31%，而云南、东北等边远地区的卷烟市场，发展相对滞迟，这一方面是交通的不便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内地传统经济结构下，旱烟消费仍占主导地位，卷烟尚未取代旱烟之故。广东、福建的卷烟销量也不如江浙，这同粤、闽两省商业水平低于江、浙的情况是相称的。

表61　卷烟销量的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据China，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and Trade Reports，上海1919年，第1卷，第259～260页所提供各口岸数据计算。Sherman Cochran：Big Business in China，第227～228页。

总之，棉纱、棉布和卷烟这三种近代有代表性的商品流通情况明显地呈现三个梯级：第一级是以上海为主的外贸中心和近代工业中心；第二级是其他沿江沿海口岸城市和商业重镇；第三级是作为口岸城市腹地的内地城镇和乡村。市场发展的水平和商品流通的规模都按这三个梯级排列，表现了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