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垦殖公司的兴起

一、农牧垦殖公司的兴起

农牧垦殖公司（通称农垦公司或垦牧公司），在形式上是一种仿照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组织的一种农业企业，大多是股份制，规模较大，占地较多，但除少数雇工经营外，绝大部分仍是分散招佃收租。

创办这一新式农垦企业的尝试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首开其端者，为1881年创立于天津附近的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但昙花一现，未成气候。^[266]新式农垦企业的大量出现，则开始于20世纪初的苏北盐垦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地区的农业企业。

（一）苏北盐垦企业的发生发展

苏北沿海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淮盐场所在地。由于江河泥沙的淤积，千百年来，苏北疆域一直在不断变化，特别是15世纪末，黄河全流南下以后，滨海淤积面积增加更快。到清末民初，海岸线离宋代所修防御海潮的“范公堤”已有数十里乃至一二百里远。这些新涨的土地，初为不毛斥卤，但经雨水长期冲刷，土地碱性逐渐减退，野草滋生。同时，随着海岸东移，原有的盐场离海日远，产量日减。在这种情况下，煎盐灶民和附近贫苦农民开始私垦。到清朝末年，基于财政困难和其他原因，开始了苏北沿海盐区的放垦，1901年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是其嚆矢。

苏北盐垦，其范围西起范公堤，东迄海滨；南自南通吕四镇，北至涟水县灌河，总面积约1900万亩，占江苏全省面积1/3强。^[267]据不完全统计，在上述区域内，再加上灌河以北赣海地区，1901～1927年间，先后成立的大小农垦和盐垦企业约有66家，有资本可查的44家，原定资本2376万余银元，实收2092万余元；有土地面积可查的61家，占地面积合计429万亩，已垦约169万亩。^[268]这期间苏北盐垦公司的发生发展，大致可分为萌动、勃兴和勉强维持三个阶段。

1．萌动时期（ 1901～1913年）

进入20世纪，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新式工业特别是机器棉纺织和面粉工业迅速兴起，对棉花、小麦等原料的需求增加，而苏北盐垦区适于棉花和小麦的种植。同时，清政府因支付赔款、举办“新政” ，需款孔亟，企图通过苏北荒地的放垦，获得一些收入。这些无疑是苏北盐垦企业的催生剂。1901年，张謇开办的大生纱厂已于两年前投产，“根基渐渐稳固，营业也渐渐有了起色，于是就立刻把眼光转到农垦上边去” ，“实行他的第二步的农垦事业” 。^[269]他凭借政治势力，低价领得吕四一带沿海无主滩地12万亩，集资围垦，创立通海垦牧公司。原拟招股22万两，后因工程浩大，增股4万两，并以可垦之地招佃，征收押租4万两，凑足资本30万两，1911年又增至40万两（合56万元）。通海只垦殖而不制盐。从1903年开始垦种，到1910年已垦地3万余亩。^[270]

1903年，张謇又筹资21万元，在吕四成立同仁泰公司，制盐兼农垦；1909年创办阜海开垦股份公司，资本额不详。

张謇作为创办新式工业的实业家，将一部分资本由工业转向农业，创办新式农垦企业，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举措，对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响应者尚不踊跃。直至1913年，除张謇外，苏北申办的垦牧公司只有2家，一是1905年沈云沛发起成立的海赣垦牧公司，资本30万两，计划招垦赣榆、东海、灌云三县交界的鸡心滩荒地；^[271]二是1913年有人在灌云成立的大田垦牧公司。

2．勃兴时期（ 1914～1920年）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开办新式企业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北洋政府也把拍卖官旗地亩作为筹款的重要门路，并着手办理苏北盐区荒地的放垦。1914年成立“淮南垦务局” ，制定颁发《垦务章程》，宣布范公堤内原额灶地草荡，范公堤外原额续升正余草荡，离海较远、卤气已淡的沙荡新淤，以及各盐场废、荒墩、仓基等，一律缴价放垦。^[272]

《垦务章程》公布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新式企业投资热。在这种形势下，投资盐垦的官僚地主和工商资本家也大大增加。苏北盐垦公司有如雨后春笋，遍地破土而出。1914～1920年的短短7年间，先后开办的盐垦公司达40余家，其中有名可稽的44家，相当于1901～1913年所建公司的11倍。由于社会上认股踊跃，资本来源亦较前充裕。当时不少人“几视垦殖事业为致富捷径” ，若成立新公司，“只需有人号召，股本筹集立时可就” 。^[273]一时间，整个盐垦区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这股盐垦投资热中，张謇及其家族更是一马当先。据不完全统计，1914～1920年间创办的44家盐垦公司中，张謇及其胞兄张、子张孝若独办或与他人合办的达13家。

1914年，张创办大有晋公司，成立资本50万元（ 1922年增至80万元），土地包括原来南通州的三个制盐区，共26万余亩，兼行垦殖和制盐。1916～1920年，又相继创办大豫、大赉、大纲、大丰、中孚、遂济等6家垦牧公司。其中大豫、大赉原定资本分别为150万元和80万元，各有土地48万亩和13万亩，到20年代中期，据说已分别投资369万元和163万元，分别垦地13万亩和6万亩。大丰是苏北盐垦区投资最大、占地最多的盐垦公司，成立于1919年，原定资本195万元，有地85万亩，到1925年，实际投资446万元，垦地20万亩。张謇、张孝若父子参与创办的盐垦公司主要有华成、大佑、新通、泰和、通遂、海丰、新南等7家。有些公司，原来不是张謇家族所办，后来也转到了他们手中。

除张謇家族外，其他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在苏北争创盐垦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有名可稽的有31家。但大多规模较小。其中规模稍大的有华丰、福记、东兴、泰源、合德、阜余、大新、成丰、通益等，各有资本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此外则多为小公司，有的仅有资本数千元，土地数千亩至数万亩，且多未开垦或改良。只是将土地低价买进，以便将来卖给大公司。

这一时期不仅创办的盐垦企业数量多，新开的盐垦公司占1901～1927年有名可稽66家公司的2/3，而且规模比较大，在30家有资本可稽的公司中，资本额在50万元以上的有9家，其中5家超过100万元。30家资本总额为16164750元，平均每家达538825元。在31家有土地面积可稽的公司中，占地10万亩以上的18家，其中7家超过30万亩。在垦殖方面稍有建树的，除通海外，也都是这一时期创办的。

3．调整和勉强维持时期（ 1921～1927年）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日本侵略势力更是大肆扩张，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很快成为过去，苏北盐垦企业投资热也随之消失。1919～1920年曾出现盐垦公司开办高潮，两年中共新办公司27家，但1921～1927年的7年间，新开办的公司仅7家，还不到1920年一年所开办公司的2/3。^[274]而且有5家是由原有公司改组或分离独立出来的。如分别成立于1922年和1926年的裕华垦殖公司及成丰垦团，原来都是大丰的一部分。守耕堂原以土地参加大佑公司垦辟，垦成后即分地独立门户，庆丰仓是从阜通公司分离出来的。另有调查说，张孝若于1921年开办的新农公司是由张謇的新南公司改组而成。^[275]因此，这期间真正新成立的公司实际只有2家。

原有的公司则大多处于勉强维持、苟延残喘的状态，有的甚至名存实亡。

前一阶段由于社会上一些人视盐垦为致富捷径，一哄而起，成立公司过多，许多公司规模过大。因此，各公司无不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一些公司因大量争购土地，大部乃至全部股本被用于支付地价，根本无余资进行围堤、开渠、排碱、垦地等垦殖活动，因而普遍处于停顿状态，或仅靠制盐获利；严重的则靠借债度日，并靠变卖地产偿债。1923年有调查说，为了还债和改善灌溉系统，华成、大纲、大豫、新南等淮南盐垦公司，都准备变卖地产。^[276]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尤其是各公司为扩充地盘，争购土地，以致各公司之间，公司同民户之间，土地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不断发生地权纠纷，有的甚至对簿公堂。所有这些，都直接阻碍着公司围垦和其他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其他地区垦殖公司的产生

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在苏北盐垦区未立即掀起公司投资热，但在苏南和其他一些地区，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接踵仿效者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垦殖公司和农林股份公司纷纷涌现，创办公司很快成为一种时髦，各类垦牧公司数量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只有4家，1904年增至8家，1908年为17家，到1912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各类垦牧公司已达171家，已缴资本635万余元。1919年的已缴资本额为1247万元，相当于1912年的2倍。^[277]不过这些出自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并不完全可靠。

从地区看，这一时期的垦牧和一般农业公司主要分布在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农业新垦区。

江苏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江宁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绍兴、温州、严州地区，商业性农业和城乡商业比较发达，又是原太平天国起义地区，由于战争的影响，直到20世纪初，仍有相当数量的荒地荒山未被垦辟。垦殖公司首先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在苏南，苏州商人朱文瀚等集股2万元，1908年在浒墅关创办永利垦牧公司；同年，又有绅商筹股16万元，购地3.3万余亩，组织垦牧公司，并附设蚕事试验场。^[278]在松江，商会议员姜望溪等集股创办兴纶蚕桑公司，开垦城内外闲荒，种桑养蚕。^[279]上海、川沙、宝山、青浦一带，也先后有官僚、绅商、工业资本家招股开办垦牧和农业股份公司，上海有穑宝、三大、通海、蘖生等公司；宝山早在1903年就有粤商开办畜牧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30余亩，饲养鸡鸭，兼种棉花、蔬菜；青浦则有利农公司。^[280]常州、镇江、江宁各地，更是垦牧公司最集中的地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公司规模较大。如宜兴的阳羡垦牧树艺公司，溧阳的吉金树畜公司、溧阳垦牧树艺公司，镇江的大有农业公司，镇江、江宁的宁镇实业垦牧公司，金坛的茅麓明农公司，句容的浮麓公司等，各有股本数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土地数千亩至数万亩。如阳羡有股本10万元（实收5万元），吉金有股本10万元，土地2万亩，宁镇更计划招股500万元，全面垦发江宁、镇江闲旷荒地。^[281]

在浙江，杭州商人张文熊等于1910年发起创办和济树畜公司，领垦原乍浦旗防营地；商人孙祖培等集股设立豫丰农商股份公司。^[282]嘉兴有当地资本家创办的植物公司，还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畜牧园艺公司。^[283]在湖州德清县，1909年有人申办公司，改良栽桑养蚕方法，振兴蚕业。次年，长兴县有绅商开办原生垦荒有限公司，集股万元，垦山造林。^[284]慈溪、鄞县、宁海、临海、乐清、永嘉等沿海各县，都有人兴办垦牧企业。1908年，慈溪有名为“奋兴大会”的树艺畜牧公司的创立，1906～1908年间，鄞县相继有永裕垦务、钱湖实业等3家垦牧树艺公司的开办。^[285]1908年，台州地区有人创办台州垦牧有限公司，招民垦辟临海、宁海、黄岩、太平（温岭）4县沿海滩涂。温州有人集股2万元，创立温州垦务有限公司，开发瑞安、平阳、永嘉沿海山区和海上岛屿荒地。^[286]在严州、衢州等浙西山区，也有开办垦牧企业的活动。早在1905年，严州就有回国留日学生与当地绅富动议集资10万元，设立垦牧公司，采用新法发展种植和畜牧事业；常山、开化也先后有垦牧公司和林业公司的创办。^[287]

在江浙地区，开办垦牧公司的除本地官僚绅商外，还有华侨商人。前述计划兴办的宁镇实业垦牧公司，即主要由南洋华商梁祖禄、蔡碧川等发起和集股投资。另外，侨商吴作镆曾计划集股墨银100万元，创办浙江全省农业公司。^[288]

地处华南亚热带的闽粤两省，商业性农业尤其是水果商业性生产比较发达，又是出国华侨集中地，资金来源比较充裕，垦牧公司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来得更快。

在福建，早在光绪宣统之交，即有人倡导垦牧公司的成立。1905年，陈鼎元集股3万元，在厦门创办畜牧公司，饲养牛羊鸡豕。^[289]这可能是福建最早的垦殖公司。次年，著名茶区顺昌，教谕高登鲤，“以开辟地利，提倡垦务自任” ，招集股本1．5万两设立顺昌垦务公司；刘悦岩等集资5万元，在闽县创办广福种植公司，租买荒地，种植树木。^[290]1999年年初，潭州绅富集资10万两，发起组织漳州垦牧公司，拟仿西法栽培洋种果树。^[291]

进入民国后，“因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的口号在政府和民众间影响颇大，福建省内农垦公司接连出现” 。据191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主要的农垦公司共有16家。从地区看，这些公司大部分集中在厦门附近和闽南地区。^[292]在福州周围和闽北地区，也先后建起了一批垦殖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植茶造林，时间则多在1914年以后。20年代末有调查说，1914年后，福建地方政府和民众，渐感木材缺乏，提倡造林。1917年又颁发《福建推广造林章程》，奖励官民植树。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垦殖造林公司“相继创办，极为一时之盛” 。仅闽侯一县，即有东范林业公司、森林模范场、震东垦殖公司、启东林业公司等数家。只是好景不长，1918年后，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盗匪猖獗，“山野之区，半为匪窟” ，各造林公司随即衰落。^[293]

广东地区的商业性农业比福建发达，投资侨商更多，垦殖公司的创设更胜于福建。

早在光绪末年，从潮汕、惠州、广州到雷州、廉州、钦州沿海一线，就有各类垦殖公司的成立。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先是邑绅杨廷桂等领垦荒地，嗣因经费不济，于1905年招股集资设立东兴农牧公司，资本50万元。^[294]1907年，广州海外垦牧渔业公司、潮州兴利公司、钦廉开垦公司也相继成立。^[295]到宣统年间，垦殖公司开始在海南岛出现。最早是侨商开办的橡胶种植公司。1910年，南洋侨商何麟书从南洋带回胶树种子和秧苗，在安定县开设琼安公司，辟地250亩，试种成功。内地商人随即仿效，新的橡胶种植公司接踵成立。那大的侨植公司、石壁市的南兴公司、加赖园的茂兴公司、铁炉港的农利发公司等，都从南洋购种栽培，获得成功。不久又发展到东沙群岛。但该岛一度被日本占据，采取磷肥和鸟毛，获利甚丰。后几经交涉，始得赎回，迭次饬令招人承办，迄无效果。1913年方有南洋侨商陈武烈，组织公司，雇请内地工人前往垦辟。^[29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前后，沿海一线的垦殖公司进一步增加，并逐渐扩展到粤北山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一时期成立的垦殖公司很多，仅香山就有大星畜植有限公司和植益、同兴、香山农业等多家公司。香山农业公司的资本达16万元，备有总容量200万担的米仓两座。^[297]新会有合股造林公司，东莞有林业振兴公司，番禺有植牧公司。宝安也在1925年建立了裕民垦牧公司。^[298]广州城内则有岭南农业公司，主要饲养乳牛，生产乳制品及其他食品。据1926年的记载，广州共有牛奶公司5家。^[299]在海南琼州，1920年前后，香港华商曾同地方当局合作，计划成立“广东爱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200万元，发展造林和其他事业。^[300]1923年，广州商人也在那里创办了亭义实业公司，种植橡胶、咖啡和椰子。^[301]

广东内地和北部山区也相继建起了一批垦殖企业。从化早在宣统时即有人组织公司，承垦荒山，从事农林牧业。中间一度停歇，至1918年又有人再组公司接办；^[302]始兴则有罗坝象山、成城乡联兴、杨公岭茂兴、兴仁里陈氏、流田水群兴、新村维新等造林公司数家，“或种杉，或栽松，颇著成效” 。和平县大碓坑地方，1927年也曾建有养鸡公司一处。^[303]

估计广东全省，先后成立的各类垦殖公司，当在100家以上。

察哈尔、绥远和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农业新垦区，是另一个垦牧公司比较集中的地区。

察哈尔绥远地区，早在1902年，垦务大臣贻谷即主持成立了官商合办的垦务公司，额定股本12万两，官商各半。公司章程规定对所领荒地采用自垦和招佃两种方式，不过实际上并未垦地，只是垄断和包揽对荒地的转放。^[304]辛亥革命后，官绅和商人资本的垦殖公司大量涌现。1911年成立的华兴垦牧公司，有资本20万元，承领察哈尔多伦附近土地，从事农牧业经营。^[305]1916年，张家口某富绅联合蒙古王公集资，发起成立张家口垦牧公司，计划承领张家口外荒地4000顷，就地招民从事垦牧。^[306]这期间察哈尔地区创办的垦牧公司还有惠丰、丰裕、京汉实业、宝丰、华裕、大陆、兴业、顺成、务本、立本等。这些公司大多领有荒地一万至数万亩不等。如宝丰、实业、兴业各有土地8万亩；顺成4万亩；大陆2万亩；务本、立本各有土地1万亩。^[307]

在绥远，大地主王同春联合张謇、张相文，于1915年发起成立西通垦牧公司，由王同春拨地10．8万亩，张謇、张相文各出活动资本2000元，从事土地开发。^[308]1923年，徐世昌主持成立了有注册股本1000万元的天赉公司；从事察绥和内蒙古地区的土地及畜牧开发；^[309]金晓峰等以200万元资本组织了集成实业公司，计划兼营土地垦殖和工业企业。^[310]在这前后，山东人成立了中华垦殖公司，并从家乡招来300名随带家小的农民，准备开垦五达召的3万亩土地；由王鸿一组织的山东另一家公司，也领到8万亩荒地，以供山东移民开垦。^[311]绥远有不少垦殖公司集中在阴山南麓的陶林一带。仅1923～1926年间，在该地成立的大型垦殖公司即有大有丰、大陆、大成、大北和永大等5家。这些公司大多是由孔祥熙、武尧卿、乔普霖等山西籍官僚富商主办的。据调查，这5家公司共领有土地18万亩。有的已经购备拖拉机，开始垦种，并取得了较好的效益。^[312]

东北地区创办垦牧公司的活动，在光绪末年就开始了。1904年，兵部郎中李原筹集股银60万两，奏准成立盛京天一垦务公司，^[313]这可能是东北地区首家垦牧公司。1906年，开原县知县王佑臣集股组织务本实业有限公司，以振兴该县农牧业。1908年镇安县曾计划招商组织牧养公司，价领官荒6万余亩，“兼种兼牧” 。^[314]同年，旅美华侨陈某在黑龙江汤旺河购得荒地数井，联合同乡同族创办兴东公司，计划招股20万元，自备火犁垦荒；布特哈总管福全齐与城内绅商集股10万两，创设瑞丰火犁公司，置备火犁、割麦机等农机具，专代佃户垦荒收割。^[315]吉林也曾有人提出，仿照黑龙火犁公司办法，在省城集股创设垦种公司。又有人申请设立垦务有限公司，“专收商股，不收外股” 。但吉林巡抚以该申请“迹近垄断” ，未予立即批准。^[316]直到1910年，吉林才出现首家垦牧公司，即长岭县天利农林蚕牧股份有限公司。^[317]

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垦牧公司数量进一步增加，并开始了专业化和机械化经营。在奉天，1913年有人集股1．6万元，在北陵附近设立溥丰农业公司，试种水稻；^[318]在铁岭和法库两县交界处则有铁法稻田公司的创办。^[319]吉林长春城北的种稻公司和宁安的东北垦牧公司，也都是栽培水稻。^[320]黑龙江则建起了一批机械化的垦殖公司。如创立于1915年的呼玛三大公司（因最初为三人合伙，故名），资本60万元，土地3．6万亩，备有7台大型拖拉机、8台播种机、8台割禾机、3台打谷机、3台大型犁等农机具。1916年设立于绥滨的农业公司，1926年设立于泰来的泰东公司，也都备有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其中泰东公司有事业费15万元，经营的8．7万亩土地中，900亩完全实行机械化耕作。^[321]东北三省中，以黑龙江的垦牧公司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13～1926年间，黑龙江先后设立的垦牧公司有16家，占有土地202万余亩，平均每家公司12万余亩，最大的如绥滨的火犁公司和广信公司，分别有57万亩和45万亩。^[322]

除上述两类地区外，在其他各省，也都数量和规模不等地相继建起了一批垦牧公司。如广西，先后建起了数十家以垦山造林为目的的垦荒公司。据当地政府报告，1927年前全省共发放荒地113处，其中72处被公司领垦，共领荒地约7000方里（合315万亩），平均每公司近4．4万亩。72家公司中，除12家资本不详外，其余60家公司共有资本100万元，平均每家1．6万余元。投资万元或万元以上的有34家，最大一家公司投资12万元。栽种树种除松杉等普通林木外，也有的从事油桐、茴香、肉桂等特种经济林的栽培经营。^[323]另据调查，广西全省有农业垦殖公司100多家。^[324]安徽早在1899年，即有商人招股创办宣城咸育垦务公司，购垦圩荒5000余亩。^[325]1905年又有贵池垦务、芜湖利农两公司的创立。^[326]此后到20年代初，先后成立的大小垦殖公司约有10多家，分布在休宁、泾县、宣城、繁昌、芜湖、安庆、当涂、滁县、全椒、绩溪、凤台等10余个州县。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分别于1923年和1925年设立的繁昌垦殖和当涂华兴垦务两公司。前者计划开垦一片10万亩以上的低洼草地，后者有资本40万元，计划垦地8万亩。^[327]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省，也都创办了若干垦殖公司。在地区上，有的已经从汉族地区扩展到某些少数民族地区。1913年，王荣廷等10人“集股数百” ，在四川马边租垦兄弟民族荒地，发展边地农务。^[328]这一地区同期开办的还有雷（波）马（边）屏（山）垦殖公司和（崇）宁雅（安）邛（崃）拓殖公司。^[329]

在北方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等地，也有若干官绅商人投资开办垦牧公司。1908年，山东登州劝学会集股1200串，创办树艺公司。^[330]同年，有人发起成立崂山森林公司，因集股不齐，公司停顿，到1911年，经理换人，公司面貌改观，股本很快增加到5万元，经营的林地扩大到4．5万亩。^[331]山东的垦牧公司中大部分是造林公司。据1931年的调查，仅临沂一县，即有森林公司6家。^[332]全省较大的森林公司，除上述崂山外，还有高苑清河、新泰两恒、莒县森大、德平广利、恩县知兴、禹城森林、蓬莱天元、临朐广业、黄县大有、临沂厚生等10家。^[333]直隶垦殖公司的兴起开始于光绪末年，首家垦殖当属1907年设立于天津的北洋种植园。在这前后成立的还有天津小站的福兴垦务公司。^[334]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另一家垦殖公司，据说有5．7万亩耕地和完善的灌溉系统。^[335]1920年，邱润初等5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垦牧公司，在北京南苑等处购租土地，并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国人）为之“参赞一切” ，聘用美国技师，全部照搬美国方法。^[336]此外，北京、正定等地还先后办起了若干专门从事植棉、养鸡、养蜂的公司。河南最早的垦殖公司是1905年成立的溥利公司，有股本2．5万两。^[337]次年，汝州商人汪某，集股10万两，开办植树公司，利用汝州、洛州一带旷地，种植果树和建筑用材树。^[338]此后直至20年代初，又先后有祥符、富华、振业、三星，遂平大利永和安阳植棉等数家垦殖公司成立。安阳自1919年河南实业厅发放美棉种子后，先后有两三家植棉公司问世。其中一家系广益纱厂经理袁心臣与当地人马绍庭合作，集资10万元组建，有土地50顷，凿水井100余口，购水车30余架，专植美棉。^[339]此外，在豫南信阳，20年代前后，办起了一批茶庄，开辟荒山广种茶树。^[340]山西垦殖公司的数量很少，从一些资料反映的情况看，仅有沁县一家家禽饲养场和晋北富有牧畜公司、文水光农牧羊场等3家。而且规模很小，如家禽饲养场仅有鸡1500只，光农牧羊场只有资本千余元。^[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