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资本对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

四、华商资本对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

如果买办只是由于受雇于外商，便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具有特殊的身分和威风，那么投资于外商企业，和外商融为一体的华商，当然就具有更加特殊的身分和威风了。因此，早在40～50年代，许多华商便已寻找机会，投资于外商企业。外商对于精通商品流通渠道、远近市场行情、行帮会馆规章、金融周转习惯和风俗人情世故的华商，当然也乐于招揽利用，因而双方便在资本投放上结合起来。最便于附股于外商企业的人物，首先当然是那些和洋行保有人身关系的买办，而买办又因亲及友，也能动员非买办的各色商人共同投资附股。这就形成一股争相附股的浪潮。诸凡附股于洋行企业的华商资本，都和外商结成盈亏与共的资本合作关系，在为外商积累资本的同时积累自己资本的。

（一）轮船航运业

鸦片战争前，西方蒸汽轮船，就已来到中国。战争结束后，入侵中国的西方轮运势力，很快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某些商人跟着也就附股于外商的轮运企业。早在1848年，当大英轮船公司（Pennisular and Oriental Steamship Co.）准备派船行驶广州邻近口岸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透露说，这个计划是会得到中国商人“赞助”的。⁽¹²²⁸⁾当时华商究竟怎样“赞助”法，现在不得其详。有据可查的是，到50年代中期，行驶广州江面的外国轮船中，就有两家有本地人的投资。⁽¹²²⁹⁾在开放长江航运的《天津条约》签订的次年（1859），上海琼记洋行就订造轮船，准备航行上海—汉口线，其第一艘轮船“火箭号”的10万元造价中，就吸收了中国商人1万元的投资。⁽¹²³⁰⁾

进入60年代以后，华商的附股活动逐渐多起来。例如，商人李振玉、高顾三（译音）（Kow-Ku-San）在1860年就已和美国人花马太（M.G.HoImes）共同组织一家清美洋行（Holmes ＆ Co.），用63750两银子购置一只“飞龙号”（Dragon）轮船，航行上海—芝罘—天津一线。⁽¹²³¹⁾在1862年旗昌洋行创办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前后，怡和、宝顺两家最老的洋行已经开始试办轮船，接着，英商广隆、吠礼查和沙逊等洋行也经营同一事业。⁽¹²³²⁾同时，“几乎每一家二流洋行都争先恐后地置备轮只”，参与长江航线的竞争活动。⁽¹²³³⁾而这些行驶长江航线上的明轮汽船，很多都是华洋商人合资置办的。⁽¹²³⁴⁾

旗昌洋行在创立轮船公司以前，曾长期利用过广州“行商”的资本。到了旗昌轮船公司创办的时候，中国商人的势力，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旧日的“行商”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相反，上海新兴商人的经济力量，则迅速发展。于是旗昌洋行在筹措旗昌轮船公司的资金上，自然把注意力转向上海新兴的商人身上。

1861年3月，负责筹备旗昌轮船公司的金能亨以45000元的资本从旧金山买了1艘456吨的旧轮船“惊异号”（Surprise）试航长江。据说，这个“小计划”，很得到一些中国商人的“支持”。⁽¹²³⁵⁾于是，金能亨便着手进行一个集资32万元的大计划。为引诱“中国朋友”的投资，金能亨把一艘“眼看就可以赚钱”的“威廉麦特号”（Williametle）轮船从广州调到上海，经过修整后经营长江航运，其所获利润，立即分配给中国股东。金能亨到处宣扬：虽然他“承担了风险”，但是没有“分取一文利润”。⁽¹²³⁶⁾这种招徕办法，十分见效，以致32万元开办资本中在上海招募的17万元，很快地就被“中国的老朋友”认满了。⁽¹²³⁷⁾接着在1861年8月至1862年3月间，金能亨又把资本增加到100万两，这个数目也很快地认足。在这次招股中，中国人又“是最大的股东”。⁽¹²³⁸⁾他们的投资估计占资本总额一半以上。⁽¹²³⁹⁾

这些中国股东，究竟是一些什么人物呢？从出席历届旗昌轮船公司股东代表大会的名单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1863～1864年的股东代表大会而言，在9个出席的中国股东中，有3个是旗昌洋行自己的买办，⁽¹²⁴⁰⁾其余6人，也多是上海的豪商巨贾，他们之中，有的也早已钻进了买办的圈子。例如后来担任了旗昌轮船公司总买办的陈怡春（竹坪）在60年代初就和怡和洋行发生了关系，经常做银钱投机生意。⁽¹²⁴¹⁾此外，他还经营生丝，并且在上海汉口间经营大规模的货运业务。⁽¹²⁴²⁾在旗昌洋行的3名买办中，顾春池也是一个大丝商，他的牌号，经常出现在上海外国报纸的广告中。⁽¹²⁴³⁾旗昌轮船公司的附属机构——金利源仓栈，主要也是由他提供的资本。⁽¹²⁴⁴⁾在这些企业中，单是陈、顾两姓的股份，就不下20万两。⁽¹²⁴⁵⁾可以肯定，旗昌的华籍股东主要就是买办和进出口商人这两种人物，而且往往是一人而兼具这两种身份。

在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以后的数年中，外国航业资本在长江航线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得到中国商人支持的，就能够与旗昌相抗衡，而得不到支持的，就难有立足的余地。

最先企图与旗昌相抗衡的是琼记洋行。前面说过，这个洋行在1859年就曾经利用中国商人的资本订购轮船。等到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以后，它也提出一个类似的计划，企图和旗昌相竞争。但是，在华商的目光正集中在旗昌轮船公司的当口，琼记洋行竟“找不到必需的资本。”它的老板何德（John Heard）在1862年初不得不一再承认：“我们航业公司的计划总是希望得到中国人的资助，我们也试着这样做，但是收效不大”；“我们经常想着这个和中国人发生联系的计划，但是我们从来得不到足够的鼓励。”⁽¹²⁴⁶⁾

和琼记洋行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英国的天长洋行（W.R.Adamson & Co.）。该洋行在1862年组织了一个中日轮船公司（China and Japan Steam Navigation Co.），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招集股份，但筹办经年，在上海始终得不到“足够的鼓励”，最后不得不宣告流产。⁽¹²⁴⁷⁾不过，它在香港却顺利地得到了大批“中国朋友”的支持。

琼记洋行在1863～1864年间，先后从美国订购了“金山号”（Kin Shan）、“江龙号”（Kiang Loong）和“休王那达号”（Suwonada）三艘轮船，航行于香港广州之间。这三艘轮船中，“金山号”有7个华商参加投资，“江龙号”有两个，“休王那达号”有10个。在“金山号”的17万元购价中，华商的投资占45000元，在34份股权中，华商占了9股。⁽¹²⁴⁸⁾

1865年琼记洋行纠合了香港的大船坞公司老板拿蒲那（D.Laprairk）成立了一个专门航行香港、澳门和广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 Canton and Macao Steam Boat Co.），⁽¹²⁴⁹⁾在这个资本为75万元的公司中，有广东大买办商人郭甘章（Ouok Acheong）的不少投资，后来直至19世纪终了，华商一直是一支“稳固的支持力量”。⁽¹²⁵⁰⁾从60年代的郭甘章到90年代的李新（Lee Sing）和彭鹏（Poon Pong）都是公司的董事，⁽¹²⁵¹⁾而邢泰蕃（Sin Tak Fan）则是公司的大股东。⁽¹²⁵²⁾

1865年，琼记洋行把“江龙号”开进长江，企图与宝顺洋行联合组织一个专业轮船公司和旗昌竞争。⁽¹²⁵³⁾1866年以后，长江和沿海航线上都开始出现与旗昌相抗衡的专业轮船公司，这些新的竞争者，都曾在中国商人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

1865～1866年之交，传说有一批“会做生意”的英国资本家纠合了一批中国商人打算购买轮船航行长江，目的在于从旗昌公司那里“挤出一部分它企图独吞的利润”。⁽¹²⁵⁴⁾一年以后，产生了第一个与旗昌竞争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

“公正”是由英国轧拉佛洋行（Glover and Co.）出面开办的，资本为17万两。它成立于1867年7月。在此之前，轧拉佛洋行已经开始涉足长江航运，它当时担任“悖信号”（Tun Sin）轮船的代理人，而这艘773吨轮船的所有者，主要是中国商人。⁽¹²⁵⁵⁾在“悖信号”轮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正轮船公司，⁽¹²⁵⁶⁾又接收另一艘华商轮船“罗拿号”（Norna），⁽¹²⁵⁷⁾吸收了大量“本地居民”的资本。而这些中国籍的船东就成了持有公正股票的大户。

在1869年6月公司的股东代表大会上，有5个中国股东代表出席了会议，目前能查清他们身份的有3个，一个是前面曾经提到的广东大买办商人郭甘章，一个是怡和的买办唐廷枢，另一个则是公正自己的买办李松筠（松云）。⁽¹²⁵⁸⁾这个名单是不完备的，因为自称“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并被举为董事的宝顺买办的郑观应，⁽¹²⁵⁹⁾并不见于5人名单之内。而郑既然是公正的创办人之一，看来是不会不入股的。

继“公正”之后，有1868年同孚洋行的轮船公司和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同时建立。

同孚也是美国在华的一个老牌洋行，1865年就已参加长江线上的航运活动。1868年5月，这家洋行的老板小梅士（Augustus A，Hayes Jr）.曾经企图组织一家轮船公司。它的发起资本只有1万英镑。这一笔小资本据说来自“引水和船长的储蓄”。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筹备工作的第一步，却是要把当时为华商所有的1只载重665吨的轮船“虹口号”（Hongque），纳入他的计划之内。1万镑的发起资本，在“虹口号”的所有主中间，居然也发生了号召力量。只是由于旗昌的降价竞争，才迫使它中途流产。⁽¹²⁶⁰⁾

以航行上海一天津为主的北清轮船公司是接收一个和中国商人有密切关系的裕洋行（Trautmann & Co）.的轮船组成的，额定资本30万两，⁽¹²⁶¹⁾实收19.4万两，⁽¹²⁶²⁾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和北方贸易有关的中国商人认购”的。⁽¹²⁶³⁾公正轮船公司的股东唐廷枢是这个公司华股的领袖，他在1868年10月同时担任了两个公司的董事。而他之接受这个职位，则出于公司华股股东的要求。⁽¹²⁶⁴⁾唐廷枢及其所代表的华股势力，构成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潜在威胁。

然而，成为旗昌轮船公司的实际威胁的还是1869年开始航业活动的怡和洋行。怡和很早就开辟了香港一上海间的不定期航线。60年代后期，由于旗昌的势力由长江扩充到沿海，怡和立刻加强了自己的竞争力量，于1869年开始筹划上海一福州间和上海一天津间的定期航运业务。在这一过程中，怡和大肆活动，广泛吸收华股。

1870年2月，上海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逊（F.B.Johnson）首先看中了前述“飞龙号”的中国船东，要他们把这艘轮船委托给怡和经营。7月，约翰逊又进一步打北清轮船公司的主意，怂恿怡和的买办唐廷枢买下北清的轮船“南浔号”（Nanzing），把它委托给怡和经营。次年8月，通过同样的办法，又把另一只华商轮船“罗拿号”由公正轮船公司转到怡和名下。⁽¹²⁶⁵⁾

在接受委托经营的同时，怡和又积极酝酿组织轮船公司。从1870年10月到1871年5月，约翰逊和另一侵略分子凯锡（W.Keswick）不断动员本地商人同怡和一起进行投资。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华商的积极反应。1872年1月约翰逊说，以怡和买办阿魏为首的“福州行打算投资现金1.5万～2万两，作为我们购置新船之用”。“从上海有势力的中国人那里也会得到同样的数目”。⁽¹²⁶⁶⁾1872年10月，在约翰逊和唐廷枢的共同策划下，一个资本50万两的东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终于正式成立了。⁽¹²⁶⁷⁾在第一批入股的1650股中，华商股份竟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包揽的股份达到700股（唐自占400股），下余的235股，则由福州的买办阿魏一手承担。⁽¹²⁶⁸⁾而公司的华股董事席位，也就先后落在唐廷枢、唐茂枝弟兄的手里。唐廷枢一度还担任了公司的襄理。⁽¹²⁶⁹⁾

70年代，在沿海航线上出现了威胁旗昌势力的同时，长江航线上也出现了新的竞争者。1871年，英国资本的马立师（Morris，Lewis and Co.）和美记（Müllenr，H.& Co.）两家洋行的船队，同时闯进了长江。⁽¹²⁷⁰⁾在这两家洋行的船队中，都有华商的资本，其航行长江的3只轮船中〔美记洋行的“洞庭号”（Tungting），马立师洋行的“汉洋号”（Hanyang）和“富沙白里号”（Shaftes Bury）〕，有两只（“洞庭号”和“汉洋号”）主要都是“中国人所有的”。活跃一时的唐廷枢“在这两只轮船中都占有很多的股份”。⁽¹²⁷¹⁾

两年以后（1873），一个和英国航业资本家贺尔特（A.Holt）发生密切联系的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成立了。这是惟一的一个自称没有利用中国资本的航运企业。在公司成立时，它的创办者太古洋行老板冷士（J.S.Swire）就宣称他自己的家族和“他的少数朋友”能够供给公司所必需的资本。⁽¹²⁷²⁾但是在公司成立之前，冷士并没有放弃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可能认股人的注意。⁽¹²⁷³⁾事实上，主要是中国人所有的“信号”轮船，在公司成立之前一年，就已由公正转为冷士所有了。⁽¹²⁷⁴⁾而在公司成立以后，又通过买办对华商货运，极尽兜揽招徕之能事。据说当时太古的买办，“均归货多之揽载行所荐”。⁽¹²⁷⁵⁾

在各家轮船公司竞相吸收华商资本的形势下，旗昌也加强了招徕华股的措施。他们除了在轮船公司之外，先后设立了金利源仓栈、扬子保险公司（Yangtze Insurante association）等航运辅助机构，除去在栈租和保险方面，给予旗昌股东和中国货主以种种优待以外，⁽¹²⁷⁶⁾还想尽各种办法，扩大招股范围。1868年，他们将股票面值由1000两减为100两，以便“那些原来不愿意或者无力作巨额投资”的中国人，也有机会认购轮船公司的股票。⁽¹²⁷⁷⁾这个办法显然产生了效果，当年旗昌的资本就增加到187.5万两。⁽¹²⁷⁸⁾1872年，旗昌进一步把资本扩充到225万两，它的股票竟成为竞买的对象，有许多华商甚至以212两的高价购买面值100两的股票，“尚不可得。”⁽¹²⁷⁹⁾旗昌在它的“中国朋友”中间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以致在同一年，金能亨和旗昌老板福思（P.S.Forbes）在旗昌轮船公司之外，又组织了一家中国太平洋轮船公司（China Trans-Pacific Steam ship Co.，Ltd.），专门航行香港至加利福尼亚的航线。而“香港的中国商人仍然认购公司股票”，⁽¹²⁸⁰⁾所以在50万镑发起资本中，这个公司又专门提出十分之一的股份，在中国招募。⁽¹²⁸¹⁾

到1874年，在旗昌轮船公司的资本中，以顾春池、陈竹坪为代表的买办和丝商的资本，曾经达到60万两，其中顾、陈两人的股份，占三分之一。⁽¹²⁸²⁾另一方面，在“老朋友”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新的“中国朋友”，如宝顺洋行（Dent & Co.）的大买办徐润，这时也加入了旗昌的股东行列。⁽¹²⁸³⁾

（二）银行保险业

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中叶，外国银行已在中国开设分行。不过，直到1864年，所有在华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都是英国的东方殖民地银行，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经营好望角以东英国殖民地的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分行，只做中西汇兑业务，尚未发挥存放、贴现、发钞等银行职能。1864年，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中国财政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开始创立。它的总行设在香港，是专门从事对华金融侵略的第一家外国银行。汇丰从1864年7月开始招股，“几乎每一个在香港、中国和日本做生意的商号和个人都对它发生兴趣”，以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已认足500万两的庞大资本。⁽¹²⁸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这家在很大程度主宰中国金融市场达80年之久的外国银行，在开始集股时，就特别着重吸收“华人股份”。⁽¹²⁸⁵⁾在公司正式成立的报告中，董事会大为宣传“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都对本行有利益关系，并都给予全力支持”。⁽¹²⁸⁶⁾可惜今天找不到所谓“许多中国商人”都是什么人。看来，其中必然有许多买办。

继汇丰之后，有七家英商大洋行在1872年发起组织华利银行（Bank of China）。这年1月，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在上海，有“许多有势力的本地商人，已经愿意出面担任这个企业的积极发起者和支持者”。⁽¹²⁸⁷⁾与此同时，香港方面也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个“有地位的中国商人”和三家洋行的代表组成。⁽¹²⁸⁸⁾有人估计，银行股票的认购额将3倍于发行额。⁽¹²⁸⁹⁾5月间有消息说，预计8月31日所有的股份就要全部收齐。⁽¹²⁹⁰⁾这家银行后来由于立法上的困难，中途流产。但在其招股过程中，华商踊跃投资是肯定的。

下面来说保险业。水运保险是现代航运业不可缺少的附属事业，也是非常吸引华商投资的事业。早在1835和1836年，宝顺和怡和两家洋行就在澳门和广州分别开设了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Co.）和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Ofice）。⁽¹²⁹¹⁾于仁在创办时就已吸收了中国人的资本，有的记载甚至说，这家公司是“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商纠合本银”共同开设的。⁽¹²⁹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长江航线的开放，轮船驶入长江，西方势力也伸入内河航运的保险业。例如，1862年旗昌轮船公司就开设了一家拥有资本20万两的扬子保险公司。后来，祥泰、履泰、太平、沙逊和汇隆5家洋行也在上海成立一家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和扬子相对抗。⁽¹²⁹³⁾如前所述，扬子公司的母公司旗昌轮船公司的资本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的投资，那么扬子公司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人的资本。立意和扬子相对抗的保家行同样也吸收中国商人的投资。1865年的招股章程说，“华人如欲搭股合作者，不论股份多寡”，都可写信或当面商量。⁽¹²⁹⁴⁾它的实收资本不久就由12.5万两增加到25万两，⁽¹²⁹⁵⁾1869年续增至30万两，⁽¹²⁹⁶⁾不久又增至60万两。⁽¹²⁹⁷⁾在整个60年代，保家行经常获得巨额利润，股东每年除坐得10%的固定股息外，还可获得60%～80%的红利。⁽¹²⁹⁸⁾大利使华商附股十分踊跃，以致保家行老板在70年代初提出限制华股办法：凡申请入股者实得股份的多寡，以申请人能给公司经手多少保运货物为转移。⁽¹²⁹⁹⁾这就使那些力图入股而又无力为公司带来保运货物的华商，只好望洋兴叹。

在扬子、保家两家成立后的10年中，上海和香港又陆续出现五家外国保险公司。它们是1864年成立的泰安保险公司（The China Fire Insurance Co.），⁽¹³⁰⁰⁾1865年成立的保宁保险公司，⁽¹³⁰¹⁾1866年成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Hongkong Fier Insurance Co.），⁽¹³⁰²⁾1870年成立的宝裕保公司（China and Japan Marine Insurance Co.），⁽¹³⁰³⁾1871年成立的华商保安公司（The Chinese Insurance Co.）。⁽¹³⁰⁴⁾这五家中，除泰安一家还不能确定有无中国商人附股外，其他四家，或者在最初成立时，或者在以后的改组过程中，都掺入了中国人的资本。

保宁的创办者是美国琼记洋行。⁽¹³⁰⁵⁾上文说过，琼记是最早利用华商资本角逐长江航运的洋行之一。因此，在保宁公司中，自然也参加了中国商人的资本。70年代中期以后，公司中连续出现了华商大股东。其中锺新记（Chung Hing Kee）和裕安（Yee On），都是代表中国股东的大字号。⁽¹³⁰⁶⁾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是中国领土上最早的一家火险公司，其中也有华商投资。这个公司成立以后，每年获得的盈利，经常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升水曾经达到400%。⁽¹³⁰⁷⁾香港的一家英国报纸说，“这种兴旺的情形主要归功于它的经理们”。⁽¹³⁰⁸⁾

宝裕公司是由和华商关系密切的英国宝裕洋行经理的。在创办时，似乎还没有华商股份。1875年，公司改组，原来的部分股东另建新宝裕公司，公开招收华商股份。⁽¹³⁰⁹⁾并且特别宣布要和其中也有中国股份的于仁、扬子和保家行竞争。从此以后，华商就逐渐成为这家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人。

1871年成立的华商保安公司，在中西商人“合作”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该公司的发动者，主要是受保家行入股办法的限制“欲买股份而不得”的中国商人。⁽¹³¹⁰⁾他们创办华商保安公司，有抵制保家行的一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华商自己贸易中”的“厚利”收归己有，在公司“股份之中，务欲华人居其大半”。⁽¹³¹¹⁾同时还竭力照顾保运货物的华商利益，规定“保险付银之家”，“与有股份人一样算付”公司的股息。⁽¹³¹²⁾但是，这个要分厚利的华商保安公司，却请美国的同孚洋行作为他们的首领。⁽¹³¹³⁾而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席位，也一直由外国人占据。⁽¹³¹⁴⁾

此外，还有一些华商附股活动，记载不详，只能附记备查。

牛庄是东北黄豆、豆油和豆饼出口的中心，在1861年开港当年，英国商人便在那里着手筹办豆油厂。⁽¹³¹⁵⁾该厂整整筹办了7年，到1868年才正式开工生产。⁽¹³¹⁶⁾有人说，这家油厂“和一家经营油坊的著名广东商人有多年的交情”，⁽¹³¹⁷⁾可以设想，其中很可能也有那个广东商人的投资。不过，到了1873年秋天，终于在当地手工榨油业者的强烈反对下，被迫停业，出赁给本地一家商号。⁽¹³¹⁸⁾

1861年，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外商在华的第一家缫丝厂，即所谓“纺丝局”（Silk Reeling Establishment）。纺丝局在每年蚕茧上市时，派出两名买办在上海附近开设4～5个收茧站。直接向蚕农收购蚕茧的代理人达600人。据说，这家缫丝厂吸收有中国人的资本。⁽¹³¹⁹⁾不过，工厂经营到70年代便关闭了。直到1875年，才有美国商人李克劳（Claude A.Lee）串通华商彭济泰丝行（Pengeetai Silk Hong），企图开设第二家外商缫丝厂，⁽¹³²⁰⁾但没有成功。

1869年前后，英商纠合大批中国商人企图在黄埔开设制糖厂，因手工榨糖业者的反对未成。⁽¹³²¹⁾与此同时，外商在香港另开一家精糖制造厂。这家精糖厂的筹办人物，“包括中国籍和外国籍在内的一些香港居民”。有的资料透露，所谓中国籍的香港居民，大部分都是出售精糖原料的中国糖商和为洋商拉拢生意的掮客。他们入股的主要目的，只是想从供给原料中获取利益，并不指望制糖利润。所以外商在筹建遭到挫折时，埋怨说，“中国的掮客名义上和公司发生联系，却用一切办法吸取公司的脂膏”。⁽¹³²²⁾

1871年，一个在广州多年的美国人富文（Vrooman）在广州开设一家厚益纱厂。当时富文兼任美国驻广州领事，⁽¹³²³⁾纱厂就设在美国领事馆的附近。⁽¹³²⁴⁾富文和广州行商伍绍荣是“老朋友”。⁽¹³²⁵⁾厚益纱厂从一开始就有“华友”投资，全部设备仅值2万元，有纱锭1280枚。⁽¹³²⁶⁾工厂于1871年7月开工生产，即使每天开工24小时，也只能生产15支粗纱800磅。⁽¹³²⁷⁾但工厂还是大受中国商人的欣赏，以致股票出现40%的升水。⁽¹³²⁸⁾

不过，富文是一个骗子，并没有多大的资本。厚益开工后，一切费用，全赖中国股东垫支，而工厂生产效率低下，资金周转失灵，订机的欠款不能及时还清，以致美国新任驻广州领事以公司欠款600元为由，禁止工厂开工，而富文则“武断地”宣告停办。⁽¹³²⁹⁾中国股东先是抗议洋经理和美国领事的专断行为，后来，当富文试图把工厂转为己有，擅自开工时，华商则采取拒绝态度，以致工厂纺出来的纱，“找不到一个买主”。⁽¹³³⁰⁾在这种情况下，富文便转而要求伍绍荣接办，但又以伍绍荣增加资本以偿付欠债为条件。⁽¹³³¹⁾这个交易没有做成，工厂终于以4900元的代价，将机器拆散拍卖完事。⁽¹³³²⁾

以上我们从人身雇佣关系和资本合作关系两个方面去说明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过程。买办资产阶级为了积累资本，还必须把势力深入到商品购销和资金周转等商品流通领域去。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活动使华商出现了职能买办化的现象，最后形成了买办资本商业高利贷剥削网。这个问题留到第四章里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