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剿匪，他重拳出击

★反特剿匪，他重拳出击

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城市厦门解放了。

战争硝烟尚未散去，当天下午，身为首任市长的梁灵光带领接管人员进入厦门岛。

经过两天的准备，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就在梁灵光等干部的领导下，按照既定方案，全面接管厦门。

厦门的接管工作比较繁重，接收单位总共120个，其中国民党中央直属机构22个、市属机构46个、各种文化机构21个、军警机构12个。但由于计划安排周密，接管人员认真负责，至10月底，各部的接收工作已基本结束。

接着，市政府的工作便由“接的”阶段转向“管的”阶段，即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把厦门管好，全力恢复生产。

刚解放的厦门，像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乱麻一团。由于潜伏特务、散兵游勇等形成的治安问题；由于侨汇来往，厦门已经形成的美元为主、银元为辅的特殊金融市场；更由于物资匮乏造成的20万人的供应问题，使市政府无从着手。梁灵光对闽南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人多地少，全年收成的粮食只能维持四五个月，本来就十分紧缺。这年开春以来，六七万国民党军清退到泉州、漳州、厦门，横征暴敛，更为贫瘠粮草，贫苦的百姓连糠菜也吃不上。闽南地区刚得解放，残匪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稳定。虽然已经建立了地、县政权，但刚刚挂出牌子，一时还很难发挥作用，自顾不暇，难以支援厦门。

“民以食为天”，厦门存粮匮乏，只可维持三天，加上缺乏船只，粮食又运不进来、接济不上，吃不上饭，人心很不稳。特别是燃料更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拆门板、地板当柴烧的现象。

情况非常严重，梁灵光把情况向叶飞作了汇报，并要求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厦门，叶飞担任军管会主任，主持接管工作。

当时，燃眉之急是解决粮食、燃料问题。叶飞责成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保证部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又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支援厦门，并且下决心用两个团来运送粮草。老百姓看到部队在运粮草，才安了心。

1950年1月12日，厦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这是厦门解放后首次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代表会议，市长梁灵光致开幕词。他说：“从厦门解放那天起，厦门就是人民的厦门了，人民群众不再是被压迫者，而是当家做主人了。我们今后要做什么？怎么做？大家都要有自己的思路。我觉得，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将其作为中心工作，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其次，要抓好社会治安，厦门离台湾最近，匪特相对猖獗，我们要坚决予以打击……”

厦门是海防前线，国家不可能安排重点项目。为了发展地方工业，梁灵光从实际出发，大胆提出厦门乃至福建都要走“以轻为重、以轻养重”的思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质问他：“全国以重工业为重点，你不是标新立异，跟中央唱对台戏吗？”声色俱厉，有点吓人。梁灵光胸怀坦荡，据理力争，终于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把工作重点放在轻工业建设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糖、纸、盐等行业，带动重工业，为厦门乃至全省的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保护人民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军管会于6月初发出布告，警告一切反动组织之一切人员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军管会将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之政策，对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严惩不贷。布告震慑了敌人，分化瓦解了反动阵营，挽救了一批愿意悔罪、走自新道路的分子。同时，对于执迷不悟的反动分子抵制和破坏接收工作的罪恶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和打击。

解放初期，灌口、后溪一带土匪横行，他们抢劫、杀人、强奸妇女，还组织“反共救国军”等组织，杀害我干部多人。经我围剿部队多次围剿，仍有多股土匪负隅顽抗。“反共救国军”水上纵队大队长王小（鱼兆）率一股匪徒盘踞黄地、石兜山区一带，常下山派捐、抢粮、杀人。1950年年底至1951年年初，我围剿部队再次组织大搜捕，多名头目被击毙，首犯王小（鱼兆）等被捕。1951年3月11日，土匪头目王小（鱼兆）在同安伏法。这一地区长期匪患不息的历史从此结束。

1950年5月26日，同安“土皇帝”、大恶霸叶金泰被公审判处死刑。叶金泰，大土匪叶定国之养子，聚众抢劫，敲诈勒索，强占民妇，惨杀民众，无恶不作。直接被其杀害者多达46人，强占民田68亩。

1950年9月26日，同安县军警在莲花剿匪，惯匪叶芳展被击毙。

1950年10月16日，在同安通往安溪的御史岭上，匪首陈秋成等20余人抢劫客车，打死乘客14人，伤8人。1951年7月12日，匪首陈秋成、郭精言伏法。

1950年11月13日，破获国民党“闽粤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九纵队”特务组织，逮捕“司令”游德元、“参谋主任”苏少泉等8名罪犯。1951年2月4日，游、苏等主犯被处决。

1950年11月5日，破获以陈憾、庄国恩为首的中美合作所特务集团案，缴获左手枪两支。同案犯30人同时被捕。主犯陈憾等人1951年1月被处死。

1950年12月23日，反革命组织“中国革命联盟会”主犯李志武等8人被处决。

1951年1月7日，破获金门国民党方面直接指挥的反共救国军鹭江纵队、厦鼓行动队、三五反共救国工作团等特务组织，逮捕匪首白松根、黄玉衡等81人。白松根等主犯于3月7日被处决。

1951年1月19日，日伪市长、大汉奸李思贤伏法。李思贤，广东新会人。日本侵略者侵占厦门期间，他认贼作父，被日寇先后推为维持会长、市长，为虎作伥，为日寇统治厦门竭尽犬马之劳。日本投降后被捕，先判死刑，李不服上诉；因国民党纵奸政策，被改判有期徒刑15年，后又被保释逍遥法外。解放后，再次被我人民政府抓获。

1951年4月11日，同安土匪柯宝珍在同安湖美乡青石沟一石洞中被击毙。柯宝珍，国民党县参议员、自卫队中队长，无恶不作，曾杀害无辜平民七八十人。解放后，组织反共救国军任支队司令，上山为匪，负隅顽抗。

……

梁灵光反特剿匪，总是重拳出击，毫不手软。但他对党、对人民却是极为负责，对工作更是严肃认真，他亲自妥善处理了一宗鲜为人知的牵涉20多人性命的重大案件，受到市民的广泛赞誉。

1951年，厦门市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福建省公安厅批评厦门公安局“右倾”，对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力”。市公安局顶不住上头的压力，一位副局长急急忙忙上报了100名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材料。省公安厅很快以省政府名义下达文件，判处其中24人死刑，立即执行。

那时，厦门市原市委书记刚刚上调，由梁灵光兼市委书记。梁灵光对此感到很惊讶，为什么判处多人死刑的决定未经市委讨论？因此，他召开市委会研究，并提出由一位副市长组织政法人员成立专案小组进行复查。梁灵光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员对党负责也对人民负责，这是一致的。要打消各种顾虑，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个人承担。”

经过认真复查，专案小组提出只有一人应判死刑，其余罪证不足，应分别处理。市委会审查后，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如实向省里报告。结果，获得省委的批准，只杀一个，其余免予死罪。

梁灵光在主政厦门的三年里，不论在反特剿匪、巩固国防和打破封锁方面，也不论在民主建政、发展生产和侨务工作方面，都取得了骄人成绩，得到广大市民和海外华侨的赞赏。